二 培养好子女比赚钱重要
导读：要富得过三代，就必须把子女培养好。
浙江企业家和商人把培养接班人提上了议事日程。许多浙江老板为考验子女在基层的承受力到底有多大，把自己的子女从最基层开始培养，从最累的车间工种开始磨炼。人没有大的承受力就成不了大器。只有在基层摸爬滚打后，才能掌握好人际关系，处理各种复杂的问题。刚从学校毕业的人没有能力总揽全局。浙江企业家和商人很清醒：子女到底能不能撑起大局，在拼打中考验出来。只有亲身经历过创业时的苦难，才能从容面对社会各种复杂问题，处世不惊，才有刻骨铭心的体会，才知道“来之不易”的真正内涵。
学历不高的王一儒，每当谈起对自己孩子的培养时，他有自己亲身的体会和感悟。眼下，他把儿子送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深造，女儿在中国政法大学读书。他说，即使家财万贯，子女培养不好，也是白搭。
其实，现在所有的浙商对子女的教育都是费尽心机，要求子女读书、上进，甚至投资送孩子到海外去求学。
王一儒出生在浙江玉环县。玉环是个鱼岛之县，13岁，他就跟着大人出海，在船上当伙夫。一个13岁的小男孩每天要在窄小的渔船上给10个渔夫做饭，那时的生活容不得13岁的孩子撒娇，容不得半点偷懒，而要拼命地干活，更容不得有丝毫想读书的念头。出海时的呕吐晕船和当伙夫时的那段艰苦经历，至今他还历历在目。
当时，国家穷，家里更穷，无钱继续上学，只能跟着大人们在海上颠簸流漓，捕鱼捉虾，他错过了人生最好的学习生活。生存都有困难，上学也只能变成一种奢望。每每谈到当初的情景，他唏嘘不已，发狠心要让子女有书读，让子女接受良好的教育。
随后，无论在当地做生意，还是后来辗转新疆几年，最后到北京做生意，他从来不放松对子女的教育。他总是把孩子带在身边，在当地找最好的学校，找最好的老师，找最好的班级，他想让自己过去没书读的遗憾在子女身上得到弥补。宁愿少赚钱，也要把孩子培养成人，至少要接受正规的高等教育，这样才能一代胜过一代，这样才能把生意做大。他常常说：“作为一个商人，假如孩子培养不好成了败家子，那么，钱赚得再多也没用。当今社会，没有知识的人，是会被别人看不起的。其实商人赚钱和培养孩子是不矛盾的。”
感动天，感动地，先要感动自己。这是王一儒在子女求学路上的一种感悟。记得刚到北京时，他举目无亲，也不分清北京的东西南北，为了给子女寻找一个好学校，他带着孩子顶着烈日，跑遍了北京城稍有名气的学校，求爷爷告奶奶，为了给子女找一个更好的学校，东城、西城、崇文、海淀都留下了他的串串脚印。在给孩子找学校期间，他遇到了一位北京的老师，当他听说王一儒给孩子上学费这么大心思时，他感慨地说：“我们北京人也没有这样过，给孩子到处找好学校。只有你这位浙江商人做到了。”
孩子一天天在长大。每逢寒暑假，他要求孩子们到浙江的企业中去实习锻炼。他为孩子联系了几家民营企业，要求孩子直接下车间，同工人师傅们一起干活、一起流汗，让孩子们体会“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真正涵义。让孩子们体会到当今生活来之不易，要珍惜生活，努力学习，做一个有用之才。
用正确的人生理念引导孩子成长，用社会实践要求孩子破解思想上的困惑，给孩子点燃未来之路的火炬，这才是教育孩子最好的方法。他不断地挖掘孩子的闪光点，加以鼓励，拓宽孩子的视野，结合生活的点点滴滴来启发孩子的思维，不要死读书，读死书，创造一切机会让孩子们放手大胆去实践。
他的两个孩子在同龄中属于比较懂事。平时，他们虚心向老前辈学习，向有经验的人学习，吸收各方面的知识。很快，他们在思想上都发生了本质的飞跃。
“培养好孩子比什么样的投资回报率都高。培养好一个孩子，说大一点，对国家有利，说小一点，对一个家庭、对他本人都无限受益。”虽学历不高，但经过三十几年风风雨雨的社会实践锻炼出来的王一儒发出这样的感慨。
新浙商都很重视子女教育，许多新浙商都把子女送进名校，接受现代知识教育。温州眼镜店老板赵国忠从摆地摊到在北京开连锁店，深知知识的重要，把两个子女分别送到清华附中、北大附中。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希望孩子有出息，能在社会上有立足之地，希望孩子站在长辈的肩膀上，去寻当年父辈们的求知梦，已变成了这代新浙商的心愿。
第一代浙商的原始积累大多已经完成，他们把未来发展的目光落在子女身上，对子女都寄予深切的希望和重托，希望把浙商的精神和敢做时代弄潮儿的闯劲代代相传。
2008年10月19日晚，北京浙江企业商会特请了新东方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徐小平就浙商子女教育以及人生规划进行主题演讲，这是第四期北京浙商沙龙。当晚，有60多名浙商在北京马连道更香茶楼济济一堂，气氛热烈。把子女培育成单纯的就业者还是仅上大学，还是成为行业的领头人或国家的栋梁，这是一张摆在全体浙江商人面前的综合选择题。大家畅所欲言，最后达成共识：必须教育好子女，自己不做江郎也不让子女做末代贵族，让子女做个时代的弄潮儿，在意气风发的新时代里，浙商正进行着接力赛，他们的子女正承前启后，开创未来。他们的最终目标是把子女培养成科技型、知识型、智慧型和具有国际化眼光的领袖人物和领军人才。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第十七章 不做地段差、没人气的生意，矿藏例外（1）
一 京城有个“浙江村”
导读：“浙江村”——浙江商人创造的商业神话。
以天安门为起点的中轴线向南延伸约5公里，便是北京丰台区的木樨园。此地是生产和销售中、低档服装与皮衣的集散地，占地面积达5平方公里。在此经商做买卖的30多万之众的生意人大部分都来自浙江。“浙江村”便成了木樨园的代名词。“浙江村”形成了北京第八大商圈，商圈年交易额突破70多亿元。
善于经商的浙江人的生存能力和经商能力确实让人敬佩。在这块原先经济相对滞后的土地上，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商业奇迹。自1983年起，他们逐年在京城扩大了影响，叫响了名气，形成了专营服装及服装辅料和纺织面料为主的独特商圈。商圈的辐射力已影响到东北、华北、西北及京郊县的批发市场。价廉物美吸引着工薪阶层和广大消费者。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所谓的市场就是马路市场、露天市场和扰民市场，摊棚到处林立，违章建筑处处可见。脏、乱、差成了木樨园的象征，从而引发了当时政府采取强制措施，轰赶清理在此经商的外地人。95年政府又动用了两千警力，全副武装进驻该地整顿秩序，动用这样大规模的警力来整顿商圈实属罕见。一时间，此举成为轰动全国的大新闻。浙江省委书记闻讯后，专程赴京，协调北京及中央有关部门处理善后工作。
从商业的角度看，一个民间的大型市场通常由一些商贾能人自发组合，渐聚人气而成。这些商人做生意灵活，能和着时代和商业的脉搏跳跃。他们的商业行为缺乏政府引导，仅停留在民间或某个小团体的商业利益上。此时，政府若正确引导他们，为他们遮风挡雨或撑船掌舵，那么，天时、地利、人和会一应俱全。在“浙江村”经营的浙江商人大都是受了党的富民政策的感召，具备较强的吃苦耐劳精神。离开相对舒适的家乡来到这块陌生的土地，赤手空拳艰苦奋斗，忍受着生存条件和环境的严峻考验，品尝着人下人的滋味。通过顽强的拼搏和脱胎换骨，现他们中的有些人已成为商贾大亨，有的已成为赫赫有名的集团公司的老总。这些在夹缝里生存的人每每回首起当年的岁月，时常唏嘘不已，直说：“刻骨铭心，一辈子都不会忘怀。”
自97年后，北京市对“浙江村”的许多政策逐渐加以调整，总量控制，适当调整，综合治理，拆除违建。这些政策既有利于该地域的发展，又带动了周边市场，也有了一个统一的规划。“鱼和熊掌，两者兼而有之”大大受惠于广大的浙江商人。北京市政府经过反复讨论后于96年把“浙江村”纳入北京市的商业开发区，并被定为京城的第八大商圈。从此，这个主要由浙江商人聚集的市场名正言顺地被列为北京的第八商圈，作为重点开发。99年，北京市政府在当地又开办了5个外地人居住试点小区，解决了外地人在此经商、生活等后顾之忧。
浙江人的经商能力在京城是公认的。谈起在京谋生的浙江商人，京城百姓的评价是肯吃苦，会钻研，哪有生意，哪里就有浙江商人。经过几年的原始积累，由浙江商人集资、投资、合资的幢幢超大型的现代化商场拔地而起，如百荣世贸商城、京温市场、新世纪商城及丹碧华小商品城。它们如雨后春笋般耸立在“浙江村”内，抬头望去，一片高档楼宇群全是批发市场很是气派，这恐怕在全国的商圈中也少见。
第十七章 不做地段差、没人气的生意，矿藏例外（2）
这些大型批发商场的建立基本上解决了大批浙江商人原先无摊位、无固定场地经营的局面，为改善该地的市容和社会秩序、规范市场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同时，也为拆除马路市场，还道于民提供了一个范例。从“浙江村”的雏形到目前已成气候高楼林立，当地的工商、税务及政府有关部门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为搞活市场，规范市场，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