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生在哈佛大学，长在麻省理工学院”…
由于妈妈奶水不足，小黛黛满一周岁前从未睡过一夜整觉，天天晚上“饿啊、饿啊”地哭，最多的时候一晚上哭醒了八次！我们直到小黛黛四个月大的时候才开始给她喂奶粉和固体食物以补充母奶的不足。小黛黛五个月大时我去瑞士出差两周，丽萍趁我不在家，下了狠心，按照某些育儿理论晚上在小黛黛哭的时候不去理她，想让她哭累了自己重新入睡。可是这一招没有奏效，小黛黛不屈不挠地哭个不停。我回家后第一时间注意到小黛黛见了我就吓哭了而且嗓子哑了。为此我与丽萍发生了一次争吵。从此我自己对小孩和大人的哭声变得更无法忍受。黛黛吃母奶勉强吃了八个月不到。在小黛黛儿时的照片中，有一张她十个月大在普林斯顿大学校园学习走路时我们为她拍摄的照片，这张照片上，她的脑袋在瘦弱的身体衬托下显得不协调的大。十几年后我才意识到那应该是营养不良造成的。有道是“要使孩子长得好，三分寒来七分饱”，也许当年阿黛尔饿肚子是件好事，导致她从婴儿时就有“危机感”，多动脑筋用哭声求食、求得生存。不过对绝大多数父母特别是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来说，存心不喂饱婴幼儿、不给穿百分之一百二十的暖和是几乎不可想象的事。我们当时一是没经验，二是无奈，才饿着了阿黛尔，结果对她似乎倒不完全是坏事，至少在智力发展方面。我这“理论”如果属实的话，那就真叫歪打正着了。…米…花…书…库… ；www。7mihua。com
黛黛从出生到五六岁基本上一直和妈妈同床睡觉。而在她满12岁之前我每天都会和她道晚安，出差在外或出国时也会通过电话对黛黛说晚安和爸爸爱她，不曾间断。
父母和婴、幼儿以至儿童、青春期的孩子这样的紧密接触我认为对孩子的健康成长和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这样，父母可以及时解决婴幼儿身体上的不适，满足孩子的物质和情感方面的需求，给予孩子亲情和安全感，树立家庭观念，同时也刺激孩子的语言和智力发展。作为父母这样做是会牺牲自己很多的时间、娱乐、夫妻家庭生活质量、甚至影响到工作或职业前程。但这是父母应该而且值得付出的代价。不这样做，父母还有孩子本人也许会在将来付出更大的代价，而且不一定得到类似的好结果。
我自己有过贫困、动荡、缺乏父爱的童年，我特别希望让自己的孩子不再受与我同样的苦难。我希望自己不曾有过的快乐童年能让自己的孩子们有，这就是我的潜意识，我的原动力。那时有位同事曾一半恭维一半嘲讽我太“宠爱”女儿、“不会过日子”。他自己几乎每逢周末常把比阿黛尔大1岁的儿子往保姆（babysitter）那儿一放，夫妻俩去160公里外的大西洋赌城（AtlanticCity）玩个通宵。十几年后他无奈地告诉我，他的儿子被所有上过的学校——美国的或中国的，都开除过。他说他的儿子彻底废了，甚至对父母暴力相向。
我们第一次发现小黛黛的聪明是在她13个月大的时候。有一次，我们逗她玩，让她听我们的指令把放在卧室里的绒毛动物玩具拿到客厅里来。大约二三十个不同的玩具，有的是一样的动物但是大小或颜色不同。小黛黛听着我们的指令，摇摇晃晃地一个接一个地来回把玩具搬到我们面前，居然一个都没搞错！
03飞来横祸
第二章 “生在哈佛大学，长在麻省理工学院”…
阿黛尔14个月大时，丽萍偶尔发现自己左乳防右下方有一个黄豆般大的肿块。对自身健康一向敏感的丽萍随即去医院拍片，取样活检。医生与我们约定：如果活检的结果是恶性的，医生自己会在几天内打电话通知我们，若没有通知，丽萍两周后再去一次医院做一个简单的外科手术切除良性肿块。一周后，医生或护士并没有打来电话报告检验结果。于是我们按事先约好的说法理解：“没消息便是好消息”。我们推想活检结果应该是良性的，猜测肿块可能是乳腺增生或者是断奶后奶水没有退净、积奶钙化结块所致。于是两个星期后的一天，也就是我刚过31岁生日的第二天，我和丽萍抱着阿黛尔一起来到位于新泽西州纽瓦克市的RWJ医院，按预检时的约定去那里做一个小手术切除那个黄豆般大的“良性乳腺增生”。医生预检时说过，那是个小手术（out…patientsurgery），手术后可以马上回家。所以我和阿黛尔的妈妈约定手术后一起去附近爱迪生（Edison）市的中国超市顺道买点菜再回家，因为开车来回路上就得一个半小时，还是蛮远的。s米s花s书s库s ；www。7mihua。com
我抱着阿黛尔在手术室边上的一个家属休息室等了大约1小时，没等到丽萍出来，倒是等到了看上去与我们年龄相仿的女医生W。上次做预检的医生就是她。她核对了一下我和病人的关系后对我说：“很抱歉，俞先生（作者注：她误以为丽萍婚后像美国女人一样改随了夫姓），你妻子的肿块是恶性的。护士在前几天通知活检结果时打电话给一个姓Yu（作者注：也许是俞、于、余、虞、或禹）的病人，那位Yu姓病人说她早知道自己是得了乳腺癌，已经开好刀，出院回家了。护士一时没搞清楚那是两个同姓Yu的病人，就以为是同一个病人，所以没有提前通知到你们。我们这才意识到这是一个误会。现在我要直接对肿块开刀，以确诊是否为恶性癌症。如果当场确诊，请你们决定是做乳防全切（mastectomy）还是局部切除（lumpectomy）。我建议做局部切除，这样既可以不太影响美观，也可以与乳防全切除一样对乳癌进行治疗。那是新的乳腺癌手术治疗趋势，越来越多的年轻病人采用这种乳防局部切除方案。另外我要从腋下动手术，取出淋巴组织看看癌症是否已经转移。”
我和我手中抱着的小黛黛就是这样听到这个噩耗的。小黛黛肯定没听懂那是什么意思，我的脑子则是一片空白，似懂非懂。而丽萍则被医生和护士要求躺在里面手术台上别动。她震惊得连和我商量的力气都没有了！我要求见丽萍一面，以便当面商量对策。护士把丽萍推到手术室外面，我们已经没什么话可多说了。在匆忙中我们采纳了W医生的建议——做局部切除手术，把2cm大的癌肿块切掉保住乳防。
又大约过了两个多小时，阿黛尔的妈妈被人从手术室里推出来，那时她还处于麻醉状态。我们马上一起去买菜是不可能了，也根本不重要了。那时没想到，从那一天起，丽萍最终将连看着阿黛尔长大成人、上大学、找到工作、结婚生孩子这些对绝大多数母亲来说是既激动又平常的机会也没有了。
手术两周后，我和丽萍又应约来到W医生的办公室，诚惶诚恐地等待医生告诉我们丽萍的乳腺癌的严重程度以及治疗方案。一会儿W医生飘然而至，嘴里嚼着口香糖说：“俞太太，你得的是二期乳腺癌。我已在你被切除的12个腋下淋巴结中发现两个是阳性的。你有50％的可能会死，我们尽量给你治疗。”
第二章 “生在哈佛大学，长在麻省理工学院”…
W医生建议丽萍接受由她领导的一项正在进行、并且正在继续召集自愿乳腺癌患者的临床化疗试验。这项临床化疗试验采用使用常规剂量的阿霉素（Adriamycin）和四倍于常规剂量的环磷酰胺（Cytoxan）同时进行化疗。W医生说：丽萍还年轻，大剂量的化疗药治愈乳腺癌的可能性大，而乳防局部切除已经把癌肿全部切干净了，又基本不影响美观。她同时提到：阿霉素对心脏肌肉功能有副作用，不过总用量控制在800毫克再加上每次注射前检查一下心脏功能的话，心脏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在决定化疗方案之前，我们去了纽约市著名的肿瘤科医院MemorialSloanKetteringCancerCenter征询第三方专家意见。那里的一位四十出头名叫PaulUnger的医生建议用常规化疗药物氟尿嘧啶（简称5…FU）。我问他：“对不起，如果此时在你面前的是你的亲妹妹，你会采用同样的医疗方案吗？”他说：“我会的。”不过Unger医生也明确没有反对W医生的试验性化疗方案。我们犹豫了良久，因为这实在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最终还是丽萍自己作了抉择——为了根治癌症她宁愿吃苦、接受W医生的试验性大剂量化疗方案。
五年多以后，我们才意识到，那是继只做乳防局部切除之后又一个错误的选择。又过五年多之后，丽萍最终为最初这两个在W医生指导下我们作出的错误选择以及五年后另两个医生的错误诊断和治疗方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W医生的大剂量试验性化疗方案就这么定了，而我们首先要面临的问题是找谁来看护小黛黛。她长到14个月大，除了妈妈手术时的那几小时外还从来没有长时间离开过妈妈。我们经朋友介绍，找到了住在离我们家不远一位来自台湾的黄太太，她在家里为别人带孩子，当然是收费的。我们把阿黛尔白天放在她家，这样我们夫妻俩就可以面对随之而来的没完没了的跑医院、诊所、化疗、放疗、验血、拍片……两个星期下来阿黛尔白天一直哭，嗓子都哭哑了，白天也不吃饭。每天我们去接她回家时都心酸不已。黄太太也不耐烦了。她说她同时带的白人小男孩白天很乖，不哭，自己吃饭。我们明白了。于是我接受了同事童琨先生早就反复提出的邀请，把阿黛尔放在他家。此后有几次在超市遇到黄太太，我们都尽量避而不见。我的记忆中黄太太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知道的唯一一个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