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还是为盟军提供了出色的服务。
创新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简称“二战”）之前，美国军方不曾估计到未来的汽油供给问题，甚至用了多少油也不做记录。他们对于两次世界大战的区别也缺乏全面的理解，前者是静止战，后者是运动战，因而后者的用油量要大得多。在高峰期，驻欧美军使用的汽油相当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军同种情况用量的100倍。在“一战”期间，典型的美国陆军师平均耗能4 000叫马力，而在“二战”期间的消耗则达万马力。
美国陆军直到1942年制订进攻的计划时才看出石油因素的全部意义。从此，一个集中化的、管理严格的后勤组织应运而生，即军需军团。据这个军团计算，每名海外作战的美军士兵在途中消耗67磅的供给，其中半数为汽油。
美军新的燃油供给组织推出了许多革新成果，着手产品的标准化，特别是推出了多用途的引擎油和万用柴油。得以采用的还有一种轻型输油管道，可装可卸，还带压力泵，可代替卡车向前线快速送油。但最获推广的还是一种5加仑容积的汽油罐。原来美军使用10加仑罐，太沉太重。美国人和英国人在缴获的德军5加仑罐基础上加以改进，设计出带内嵌油嘴、方便干净的容器。
第十九章 石油大较量（6）
这次战争中最大的技术失误之一是海底管道系统，它穿越英吉利海峡连结英法，目的是为盟军穿越法国、直推德国提供一半的燃料。然而，种种技术问题加上施工不善，使这条管道在关键的数月里出油细如涓滴，平均每天只有150桶油通过管道，相当于那段时间里盟军在西欧战场消耗燃料总量的％。
保证辛烷值100的航空汽油供给是令人生畏的挑战。这种燃料比75号和87号航空油具有更强的爆发力，可使飞机的速度加快、航程加长，而且更为灵活。多次实验表明，它比一般航空油的功率高出15％~30％。然而在大战爆发之前，这种高价燃料是没有什么销路的，但壳牌石油公司等企业还是冒险大量投资于这种燃料的研制。
战争带来了一个重要的市场。在1940年不列颠之战中，皇家空军的“喷火式”以100号油做燃料，显然压倒了以87号油做燃料的德机。不少人把英军的胜利归结于辛烷100号油。不过提炼这种汽油需要昂贵的设备，产量亦低。为控制100号油的分配，在华盛顿和伦敦各设了一个航空汽油委员会。
盟军需要的100号汽油几乎全靠美国提供，到1944年为止，约90％来自美国。生产跟不上需求是个问题。为此美国人开始了战时规模最大、最为复杂的工程壮举。幸运的是，20世纪30年代后期已出现了一种催化裂化技术，它适用于大量生产辛烷值100的航空油。这种工艺对设备的要求很高，反应塔有15层楼高，造价之高自不待言。然而美国人加倍努力快速建成了几座这样的提炼厂，从设计、试验到生产几乎马不停蹄。
由此，战斗机增添了追歼敌人的爆发力，而满载炸弹的轰炸机加大了承载力。
盟军的100号航空油每每在即将耗尽之时又奇迹般地得到补充。到1945年，这种燃料的生产已达到战争开始时估测发展速度的7倍，实际产量则从每天4万桶上升到万桶。
“无情的一分钟”
美国陆军/海军石油理事会在战后骄傲地宣布，两个兵种在二战期间从未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缺少过任何种类的油，没有因为缺油而贻误战机。
这种说法不够准确。盟军1944年6月6日在诺曼底登陆后与德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到7月25日，他们终于突破德军防线。一马当先冲杀在前的就是美国陆军第三军，军长是传奇般的运动战猛将小乔治？巴顿将军。第三军以惊人的速度推进，一个月里推进了500英里，解放了卢瓦尔北部的大片法国土地。由于战线太长，巴顿将军的部队燃料不足，士兵们想出种种越轨的方法：假借其他部队的番号领取燃料、劫持火车和卡车队，或把运油卡车携带的回程汽油截下自用。巴顿将军甚至派出侦察机到后方寻找供给。
到1944年8月末，盟军已因燃料不足而放慢了速度。燃料集中在诺曼底，本来用火车运送最为便利，但没有合适的线路，只得使用卡车。一望无际的运油车队缓缓蠕动，不仅速度慢，而且随着战线的前移增大了车队的自身油耗。隆美尔在1942年的北美战场上就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巴顿甚至在8月28日写给儿子的信中怀疑有人作祟绊他的手脚，因为他的部队少得了14万加仑汽油。他不知道，兄弟部队也面临燃料不足的难题。
当时盟军最高指挥艾森豪威尔将军面临着三种选择：其一，燃料给巴顿将军，让他率兵长驱直入，冲破德军西线防御，直捣德国；其二，燃料给靠近蒙哥马利将军指挥的英国第21军团的美国陆军第一军，以保证英军占领安特卫普港，解决今后的供应问题；其三，同意由蒙哥马利率领一支由40个师组成的百万雄师直杀鲁尔，征服德意志。经过一番权衡，艾森豪威尔出于盟军团结的考虑选择了第二种。
巴顿雷霆大发，他大闹美军司令部，向司令官奥尔马？布拉德利索要40万加仑的汽油，他保证两天内攻入德国。在这关键时刻，他下令部队继续前进，直到用尽最后一滴油。8月31日，巴顿的部队到达默兹河。油箱空了。巴顿在电话中对艾森豪威尔将军说：“我的将士们可以吃皮带，但我的坦克必须有油。”
9月4日，蒙哥马利将军的大将终于攻下了安特卫普。艾森豪威尔同意让巴顿再次冲击德车。然而，“无情的一分钟”已经过去。希特勒放弃了“不准后退”的命令，使德军在几天功夫里重新集结，巩固了防线。巴顿的部队在莫塞尔河前遇到德军的猛烈抵抗。接下来是连续9个月的对峙，而苏联人乘机夺取了柏林。人们在当时和以后很长的时间里都在辩论着一个问题——盟军是否错过了迅速结束战争的关键时机。盟军在解放西欧过程中100万人的损失人有3/4发生在巴顿将军受阻之后。在战争的最后8个月里，数百万人在炮火中和德国的集中营里死亡。不仅如此，如果盟军能早些时候自西攻入德国，战后欧洲的地图就会截然不同，苏联的势力绝不会如此伸入欧洲的心脏。
然而对艾森豪威尔来说，那是一个困难的决策。允许巴顿单刀直入要冒很大的风险，不仅影响盟军的团结，而且会将第三军暴露给敌人。当时有消息说德军正在巴顿部队的侧翼集结。艾森豪威尔认为那样做将“正中敌人的下怀。”
另有一些人认为当时应集中兵力，由蒙哥马利将军统一率领，跨过鲁尔，径取柏林，而巴顿的部队可发挥先锋作用。
英国杰出的军事战略家和史学家巴兹尔？利德尔？哈特对此颇有一番思考。这位机械化部队运动战争之父在1970年逝世前不久发表了他对巴顿战略的看法。他认为，1944年8月末的几天的确是“无情的瞬间。”当时，德国人惊恐万状，不知所措，莱茵河上没有一座桥梁准备拆除。而“关掉了巴顿部队坦克的油门”，或许的确丢失了“速战速决的最佳时机”。
第二十四章 苏伊士运河危机（1）
苏伊士运河是在埃及沙漠中开凿的一条长100英里的狭长水道，它把红海和地中海联接在一起。这条运河是19世纪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它的建造者法国人费迪南？德莱赛普斯享有“伟大工程师”的美誉。
苏伊士运河于1859年破土动工。10年之后，这条运河展现在人们眼前。当英国人看到这条运河可以大大缩短通往印度的旅程时，立即为没有直接投资于这条威尔士亲王所称的“我们的印度通道”而追悔莫及。幸好，1875年，埃及的克迪夫君主无力偿还债务，出售了埃及持有的44％的运河股权。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手疾眼快，在罗思柴尔德家族的英国分支的及时资助下，巧妙地购买了这部分股权。于是，苏伊士运河公司就变成一家英法合资公司了。
对于旅行家和商人而言，运河把通往印度的旅程缩短了一半。然而，运河最突出的意义是它的战略价值。它把英国与远东连接在一起，成为大英帝国的主要航道和生命线。保卫“通往印度的交通线”遂成为英国安全战略的基本出发点。
然而，1948年，运河突然之间丧失了传统的意义。印度在这一年获得了独立，保卫印度已不再成为控制运河的理由。不过恰恰就在这时，运河具备了新的用途，它从帝国的通道变成了石油通道。产量与日俱增的波斯湾原油大部分经过苏伊士运河水道源源运往欧洲。苏伊士运河将翻过好望角至南安普敦的英里航程缩短到6 500英里。到1955年为止，石油已占运河运输总量的2/3，欧洲2/3的石油供应都要经过运河。运河北侧还分布着穿越阿拉伯半岛的输油管和伊执克石油公司输油管。因此，在战后国际石油格局中，苏伊士运河成为一条至关重要的纽带。对于日益严重依赖于中东石油的西方大国来说，这条水道具有独特的重要意义。
民族主义者：时势造英雄
英国对埃及和苏伊士运河的控制延续了3/4个世纪之久。首先借助于赤裸裸的入侵和军事占领，然后是对几代傀儡政权的政治和经济支配。但是，埃及的民族主义潮流长期以来奔腾不息，在战后的最初几年里变得更加强劲。1952年，一个军官集团成功地发动了一场政变，并且把沉缅于奢侈生活的法鲁克国王流放到莱维埃拉。1954年，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上校推翻了1952年政变的名义领袖纳吉布将军，成为无可争议的埃及领导者。
纳赛尔是一个邮局职员的儿子，天生工于心计。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开始，他已有10年反英活动的生涯。他在担任国家元首以后，曾经告诉来访者和助手，他仍然感到他是一位阴谋家。他还具有在阿拉伯世界捕捉和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