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心理学:法国大革命期间各色人群心路历程- 第3部分

　　　　勒庞将这一切归因于大众的心理。一方面，大众天生的就有一种追随的奴性；另一方面，那些高明的政治家则正看中了这一点，他们就像一颗燧石，利用大众的盲从和轻信点燃了激情之火。在乌托邦革命理想的刺激下，大众的情感开始以加速度冲向强度的最高峰，成为暴力的发动机。

　　　　现代心理学的研究认为，多数人缺乏自我实现的强烈意识，甚至不知道想要些什么，他们非常容易受别人影响，宁愿追随一个自信的领导者，而不愿意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马斯洛在加州做管理咨询时就得出了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弗洛姆和其他思想家一样的结论：“许多人都害怕作出自由选择，情愿别人替他们作出决定。”［美］A。H。马斯洛：《权力主义的性格结构》，载《洞察未来——A。H。马斯洛未发表过的文章》，［美］爱德华·霍夫曼编，许金声译，改革出版社，1998年版，第236页。

　　　　事实上，在勒庞的时代，持此观点的人就已不在少数了。帕雷托认为，所有的个人从出生起就具备一种性情，要么是“统治者”（ruler），要么就是“随从”（follower），而大众注定会成为“随从”，因为大众既不能表达自己，又冷漠无情，不适合统治。
民主革命失败的病理分析——代译序（6）
　　　　勒庞认为，人民勒庞将人民分为两种，“第一类包括农民、商人和各种各样的工人，……第二类包括了那些具有破坏性的社会渣滓，这一群人受到犯罪心理的支配，是国家动荡不安的主要根源。”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p。71…72。具有大众心理的特征。一方面，他们听凭感情的冲动，而不是理性的指引。另一方面，他们轻信领袖的煽动而不是个人做出判断。勒庞从大众对领袖的盲从以及情感加速度两个方面解释了法国大革命中的暴力行为。

　　　　勒庞则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将情感因素融入对人们政治行为的分析中。他断言，“迄今为止支配人类行为的还是感情和信仰……”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1913，p。81。在描述大革命中人格的心理特征时，勒庞抽去了理性，反而以“仇恨”、“恐惧”、“野心”、“嫉妒”、“虚荣”和“狂热”等情感特征代之。

　　　　勒庞认为，法国大革命中人们的种种行为正反映了大众的这样一种心理。他认为，尽管在革命的过程中，人们通过追随夸大了他们所受到的刺激，从而在革命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但是，如若没有领袖，人民就无所作为，他们从来就不能引导自己的行动。在勒庞那里，领袖成为大众情感与意志的源头，“如果没有一个领袖，大众就是一盘散沙，他们将寸步难行”。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105。正是领袖赋予群众一个同一的意志，并且要求他们无条件地服从于这一意志。

　　　　勒庞认为，那些高明的政治家凭直觉洞察了这一点。他们知道，大众过于敏感、轻信、缺乏远见，只需要以断言、传染、重复和威信就可以说服他们。这样，为了达到某种目的，那些领袖们首先要做的一项工作就是把“人民”抬到无以复加的至高位置。他指出：

　　　　不管是大革命时代的雅各宾派，还是今天的雅各宾派，无一不把人民这一大众整体奉若神明，它不必为其所作所为负责，并且它从不会犯错误，人民的意愿必须得到满足。人民可以烧杀劫掠，犯下最为可怕的罪行，他们今天把自己的英雄捧上天，明天又会把他贬得一文不值，他们就是这样。政客们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吹嘘人民的崇高美德、非凡智慧，并对他们的每一个决定俯首帖耳。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p。70…71。

　　　　勒庞认为，人民主权原只是一句空话，那些革命者正是借重于“人民主权”的原则将他们的教条强加于人。就像米诺牛是国王米诺斯展现强权的工具一样，“人民”只不过是一个工具，是人为制造出来以达成某种目的的工具。
民主革命失败的病理分析——代译序（7）
　　　　勒庞断定，罗伯斯庇尔主义者就是这个嗜血之神的制造者，他们制造了一个摩洛神，需要不断地以生人作为献祭。这些罗伯斯庇尔主义者只要一有机会就会把自己的思想强加于人，他们试图通过武力推行这些真理；异教徒被消灭乃是罪有应得。为了传播他们的信仰，这些罗伯斯庇尔式的人物“完全沉溺于演讲和断头台”。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p。194…195。

　　　　二、传统与现代

　　　　无论如何，法国大革命的发生及其后法国的命运都带有让人琢磨不透的传奇色彩：大革命成功的硕果就是共和国，而建立这一共和国的人很快又去欢庆第一帝国皇帝的加冕仪式；继之而来的是笨拙的路易十八再度登上王位，波旁王朝复辟；接下来，民主革命梅开二度，第二共和国让人们重温阔别已久的共和之梦；梦醒之后却是新一轮的称帝；接下来，再次的革命上演帽子戏法，试图再度为人们找回共和国的感觉……正像勒庞所说的那样，“自由之花并不会因专制制度被替代而绽放”。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296。法国的历史成了一座围城，人们以血流漂橹的代价想要冲出围城；然而，逃出围城的人却又变得无所适从。。dongdui。

　　　　传统，挥之不去；现代，招之不来。

　　　　1。必然性之链

　　　　在勒庞看来，大革命期间接二连三发生的事件都有着内在的、不可避免的因果关系，有因为果，果又为因，因果循环，构成了一串的“必然性之链”。对于这一必然性之链，他认为，“我们有时可以选择其中的第一环，但是随后的发展就由不得我们了；我们可以自由地做出一个决定，却无力改变它的结局”。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189。

　　　　勒庞以“必然性之链”来阐释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关系，将人们的选择限于最初的偏好，这就绕开了柏克和潘恩等人关于代际约束的争论。以柏克和潘恩为代表的关于社会契约会不会在代与代之间形成约束的一个争论。柏克认为，国家“不仅仅是活着的人之间的合伙关系，而且也是在活着的人、已经死了的人之间的合伙关系”，因而，传统的改变应该是这一契约变化的结果，而不是当代人的为所欲为。而潘恩则认为，“每一个时代和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像它以前所有的时代和世代的人那样为自己自由地采取行动”。参见［英］柏克：《法国革命论》，何兆武，许振洲，彭刚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29页及［美］潘恩：《潘恩选集》，马清槐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17页。勒庞认为，历史的机器隆隆作响，其中充满了种种不可预知的结果。情况之所以如此，是因为：
民主革命失败的病理分析——代译序（8）
　　　　任何一个社会都不是由一个哲学上的立法者根据一定的原则来建立的，而是由人们多样而多变的需要经年累月不断进化而成的。它不是逻辑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94。

　　　　在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之链”中，传统居于这一“链”的源头，它在事实上形成了一个民族文化创新的重要维度，那些由“历代祖先建立起来的道德架构”成为“人类的真正指导原则”。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256。要理解一个民族特定时期的历史，就一定要理解它所处的环境，尤其是要理解它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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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传统：挥之不去

　　　　勒庞认为，大陆国家的革命有其类似性。那些历史悠久，有着漫长封建传统的大陆国家具有一种刚性的文化传统。比如，勒庞认为，中国革命与法国革命“有点类似”。勒庞将中国的辛亥革命与法国大革命进行对比，认为中国人接受的共和观念“或多或少地有点类似于大多数法国人在大革命期间接受的那种共和观念。”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57。这亦为中国的史学界认同，陈寅恪认同中、法两国人习性的相似。陈寅恪认为，西洋各国“以法人与吾国人习性最相近。其政治风俗之陈迹，亦多与我同者。”参见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黄仁宇将法国大革命、俄国的十月革命以及中国的长期革命归为一类，认为这三种运动“皆发生于在大陆性格的国家……”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63页。

　　　　就法国的文化来看，勒庞认为其刚性太重，失之僵化。勒庞指出，在罗马帝国末期法兰克人入侵的基础上形成了所谓的法兰西文化。然而，在数个世纪的演化过程中，这种精神变得过于僵化，为法国大革命的悲剧埋下了祸根。勒庞将法国刚性的政治文化视为大革命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其根本的理论在于，那些精神极为稳固、持久的民族难以通过不断地演进来适应环境的变化，一旦它必须要适应环境时，它们不得不在猝然之间被迫激烈地改变自身，通常会爆发激烈的暴力革命。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