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届三中全会有几个备选题目：
1、怎样应对金融危机以及可能由此引发的实体经济危机？
2、经济增长后劲问题
第一个题目尽管很棘手，但问题涉及太宽太大太空太专业，党的全会上全面研究的可能性不大，也没有必要。
第二个经济增长后劲问题必须研究。我有个公式叫“经济发展——就业增加——物价上涨”正循环。中国的人太多了，不能让太多的人在家里发牢骚，发多了要出问题，因此经济发展速度不能停下来。
通常，经济增长方式无非两种，一是投资型，一是消费型。我们以前搞得，还有资本主义国家搞的都是以第一种为主，从###当总理和###当第一届总理效果也不错——把城市建得很漂亮，城市居民住进了很时尚很现代的新房，不少人买了车，还有闲钱、闲时耍“农家乐”，还有不少耍“外国”。
但是，单靠出口，单靠拉动城市需求，中国这部机器想长期高速运转越来越难。眼看，经济发展慢下来了，城市消费萎缩了，加之出口出点问题，一下就找不到“北”了。
怎么办？
读中学学《政治经济学》我们批判资本主义有句话：不能让劳动者死了，不能让劳动者没有后代，因为，资本家需要继续剥削的对象。由此，我想到为什么不想想咱农村，咱农民呢？
在本书的其他篇章中我提到：“扩大内需靠农村农民，抑制通胀、通缩靠农村农民，解决许多基础性问题都得从农村农民那里想办法”。我们城市的干部、大师们可能也看到了，要不发那么多“一号文件”干什么呢？
但是“一号文件”发得越多说明农村问题越难办，因为城里的干部往往只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救世主难当，城里的“老板”也只看到一个方面——生意不好做，所以愿意在资金、智力、人力方面作实质投入就很少。我有几位农村干部常提醒我：“农村投资‘水’太深，死的多，活的少。”
所以，本次“三中全会”很尴尬，不研究农村中国经济没有出路，甚至许多政治问题都很难解决；研究吧，“水”的确太深。
我家在农村，我至今也算农民，我知道我弟弟妹妹为什么不想留在农村，再苦再累都想往城里跑——因为农村经济太脆弱了！
试想，如果农村经济发展条件成熟，这几亿经过城市文明熏陶的新型农民会产生什么效应——我相信，不是“蝴蝶”就是“骨牌”。让我们试目以待！
在本书即将完成初稿的时候，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了，会议第一天全国各大媒体都在显要位置转发南方周末记者马昌博、苏永通 发自北京的新闻分析文章：《三中全会：是该“出手”的时候了》，新浪“新闻中心”以《党史表明三中全会易出重大转折性决策》为题进行转载。
从历史惯例上说，一中全会和二中全会分别讨论党和国家机构的人事问题，而三中全会则通常要为本届中央和政府做一个“大题目”，因而总是带有里程碑式的色彩。
中国经济要不要调整，不要去看一时的政策导向，要看发展经济的本质意义——看来中央是决心要做“农村”的文章了。
对于房地产怎么办？
显然，中央已经准备把经济增长及就业安置的大头交给农村了，意味着中央的票子、权威及其他公共资源都会向农村转移，原来由房地产等基本建设拉动的投资增长及就业增加的担子要适当放一放了。
现在那么多土地及在建存量怎么办？土地房市启不动国家财税怎么办？
放心，应对金融危机以及房地产实体危机国家肯定有过渡政策。
二、狭路相逢“狠”者胜
房地产快速发展十几年来，想找空白市场，想寻求所谓的个性化已经非常难了。怎么办，生意就不做了吗，怎么做？
狭路相逢“狠”者胜，比如做品质你就把某方面做到极致，好得“过不得”，做推广，你就想办法“聚焦”，进行饱和攻击，千万不能“隔靴搔痒”，要不，纯粹浪费。一个小楼盘，买断主流媒体全天广告版面，实施“信息屏蔽”，有点象我当初在华东地区打希望饲料墙体广告，所有的外墙一寸不留，刷满刷尽。竞争品牌只有发传单了。还有在迪康集团我专程到“三峡合拢”全世界媒体摄像镜头的正对面山上弄巨幅横标，想把那些做气球广告条条的气死。
在信息爆炸，消费者无所适从的情况下，做传播，你“狠”不起来，你出不起“风头”，你不能引导舆论目光转向。怎么也做不好。
三、需求密码——深入心灵
营销学老师说：销售是在适当的地方，以适当的价格，用适当的方法，将适当的产品卖给适当的人。我用这句话给人家培训销售员，有位文化不高的销售员给我说，你这话很拗口，是不是“卖什么东西，卖给谁，怎么卖”的意思。嘿，一句话点醒梦中人。
所以，我们有必要专门研究“需求密码”，即研究这个“谁”。
记得1990年代末，我帮一个亲戚买房，那时我就是卖房的销售人员，并且是经理，按理我比一般的消费者更专业更理性。
其实，并非如此。我帮他选了市中心一个街道狭窄，景观为零的小区，理由只有一个，那是我心中的“城市中心”。这种选择与我小时候羡慕乡镇“街上”有关，天府广场就是成都的“街上”——这就是消费情结，即消费需求密码。
怎么解开这个“密码”，就需要对消费者做精细化研究，比如刚才提到的心理情结。
这些年，楼盘打“环境牌”的很多，为什么？因为我们长期生活在环境比较差的地方，羡慕人家国外或发达地区“一匹黄叶都找不到”的美轮美奂的景观营造，所以我们心中就留下了一份心愿，当有一天你也有条件购买新房时，这个心愿就愈加强烈，变成消费情结。因此打“环境牌”每打必胜。
还有做“水”的文章，我做天合“溢阳绿城”项目推广，打“水景公园里的家”，效果奇好。为什么？府南河的水不好，成都人看得到水玩不到水，想“水”呀！特别是夏天促销，那份“水的清凉”似乎已经感染了消费者那颗灼热的心。
此外，芝芝城市花园针对成都“儿子长大要‘新房’，老子退休积蓄少，留在市区无事做，干脆买房住远郊”的部分客群，将楼盘定位在这个细分市场心灵深处，一举成功。
四、广告表现——一笔天成
锦官新城征名广告：“一笔天成万古惊”，叫人高看一眼。
草堂之春“城中十万户，此地三两家”令人羡慕不已。
眉山东坡外滩“豪放眉山，浪漫外滩”让人对眉山另眼相看。
还有“锦官新城，身份的名片”当仁不让。
从这些许多优秀广告中，我们看到了当代广告人的艺术天才、文化修养。从一个侧面，我们感受了知识智慧的无穷 。。
在刘永好兄弟身边的日子
在刘永好兄弟身边的日子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刘永好几兄弟不失“君子之风”
也许是希望事业大舞台“磁场作用”，在刘永好几兄弟身边工作会忘记个人利益。
那些年，刘永好总裁就像一只永不言累的陀螺，无休止的运转。
记得一次因骨质增生住院，我去医院看他，在病床上电话不断，就没有见他好好的休息。
集团公司创立初期，企业资金主要用于扩大经营规模，因而，希望集团安排在成都京川宾馆的办公住宿条件十分简陋，员工工资非常低。
1994年1月，数九寒冬，我老婆、母亲带着刚满一岁的孩子从凉山州到成都，我们同宿舍的另外五个同事知道我和家属半年没有见面了，就主动提出他们到外面找地方挤，将宿舍留给我一家子。我知道这几位兄弟伙在原单位起码也是个科局干部，让人家找隔壁打挤不好意思。所以，我还是花20元钱去找了个小旅馆。因住宿问题，第二天老婆带着母亲、孩子便回内江老家去了——为这事有个内江的记者朋友说：“啥子中国百强第一呕，宣传部负责人老婆来了临时住的地方都没有，哄人的吧？”
那年月，希望集团的福利待遇的确非常差。刘总裁本人也总是开着那辆旧桑塔纳，并且经常给客人甚至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当司机。
记得有一天我随他一起去请四川省委统战部部长张廷瀚修改上报材料，工作做完后，已经非常疲惫的总裁准备直接开车回家，于是叫他夫人李巍给点钱让我“打的”回去。
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我作为他身边曾经的宣传负责人及专职写手，在他身上感受了太多的辛劳与荣光。
在刘总裁身边听不到一句脏话、见不到一次懈怠，只有亢奋、坚忍、忙碌、快捷、睿智、谦逊、善良、孝道等，这些中国人引为自豪的传统美德。
一次，我根据锦官新城广告计划在新希望集团总部广场制作大型立柱式广告，刘总裁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拿出一本便签，一支铅笔，听我汇报。从内容到形式到规格到风格都商量好了，刘还要我把概算给他回报一下。我看他用铅笔在便签上潦草的记着角钢、铁皮、喷绘、线材、灯具，速度快得我近在咫尺也看不清楚——十几分钟后，刘总裁又亲自处理了一件他认为有必要关心的工作。
“雷厉风行，身体力行，超负荷工作”是刘永好相当一段时期的工作状态。
一句话，我们当着背着都说“总裁好！”。
在希望集团工作大约一年的时候，妻子经不住金阳县对我的闲言，谎称孩子生病要我速回。
回去后，书记、县长及政府办公室的哥们力劝我不要再出去打工了，回到县长秘书岗位好好干，机会很多。
毕竟领导有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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