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激励学生发奋读书，“生子当如洪正举”已在家乡传为佳话。
小学毕业有幸由村小保送到乡中心小学读初中，初中毕业幸遇恢复考试制度，又以全公社第一考上高中。
内江县全安公社初七七级1000多名学生只有两名学生两科总分120分以上（数理化一科，语文政治一科）达到及格标准。如今，一位当农民（意指农村户口），一位是年薪百万的高技术人才，特大型企业总工程师。当然我也曾经作过特大型企业“临时总经济师”，只是年薪不到10万，比我们邱茂同学少了十几倍。
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它的发展让人惊愕、恐慌、不可思议、不可抗拒。红卫兵打着“造反有理”的旗帜，打砸抢抄抓，横扫“牛鬼蛇神”。在“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局面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以学为主，兼学别样；既不但要学军、学农、学工，也要批评资产阶级”等“左”的思想影响下，废止考试和升留级制度，学校成了重灾区。
前后十年###，整整贻误了一代人。从1966年到1976年，十年没有组织过正式高考，交白卷也可以上大学。1982年人口普查统计表明，当年全国文盲半文盲多达23000万人。
难怪，我的班主任唐松涛老师不无自豪地说：我教了10年书，第一次教出一名真正的初中毕业生。
升入乡办民办高中（我们叫“农中”）后，开始接受同样准备考大学的老师的教导。老师们和我一样，上午教书，下午回生产队劳动。到了晚上，老师们还得找出他们或五十年代或六十年代的已经泛黄的初中、高中课本重新学习，因为他们原来是村小民师，曾经“挨门乞讨渡春秋”，靠学生家长交粮食度日。他们连教初中都有点勉为其难，何况高中，加之，是教参加高考的高中。
现在的学生只知道有“农大”，却不曾听说还有“农中”。就连乡下的孩子说起“农中”也直摇头。“农中”与民小一样属乡村民办性质，是由1950年代的私塾发展而来的，师资不是国家公派，而是由农民中推荐出来的老秀才和回乡“知青”担任。
“农中”一般为初级中学，像我们这种“贫困乡村‘高级’中学”外国绝无，中国罕见。
邱茂同学不一样，因为他父母是老师，有法让他读正规高中，后来考上正规大学，分到正规企业，担任正式职工，跟其他参加正式工作的同学、同事一样，该学习就学习，该升职就升职，无须为人做“嫁”。因此他达到了我等难以企及的人生高峰。
记得有位小学毕业读过初级师范的老师老是把化学方程式正不平，上有机化学像讲天书一样。
这些年近半百教书几十年的老师，身份还是农民，还得回家种地。既便如此，老师们仍然坚持和同学们一起苦学。是考试制度让他们焕发了新的久违了的对知识的渴求和对学生的期盼。
不难想象，那个黑色七月对我们来说是“黑色”的，当年我们全班没有一人考上。
我比其他同学拼命得多。在全体同学都不上晚自习的情况下，我到学校附近水库管理站的柴房，在堆满苞谷芯的柴楼上，用一个铁盆，放一盏油灯，靠在一捆苞谷杆上，不知疲倦的学习。结果还是以一分之差破碎了儿时的黄粱梦。
清代王永彬先生《围炉夜话》中有一句话：家纵贫寒；也须留读书种子；人虽富贵；不可忘力穑艰辛。
但愿这是一颗会发芽的“读书种子”。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三章 “二元社会”透视（二）
第三章 “二元社会”透视
我读书，不敢奢望功名利禄，仅仅为了吃饭就须皓首穷经，就像城里的专家学者一样——因为我是农民。
因为我是农民，就算穷经皓首也要突破“二元”魔咒。
家纵贫寒也须留“读书种子”
——农村“第二次土地改革”历史根源探索
1973年冬天，一个细雪飘飞的子夜，我扎了个草脚，抓了顶草帽，背起刚喂饱的三只公鸡，随大哥走进去内江的泥泞里。刚出门母亲追到屋外再三叮咛：“不要走大路！”
可是，没走出几条田埂我就跌到了，要知道我当时只有12岁“芦柴棒”一样的身体，加之映着雪光走路又极其晃眼。我没有哭，我们家九姊妹都不常哭，这是遗传。
那个时代，孩子生得越多越光荣，我的母亲就是这样的“英雄妈妈”。在老家一带生育总数排前，存活数量第一，全部存活，几十年未伤亡一人，无大病一人，包括直接姻亲。在积贫积弱，每天几两粗粮不见油荤的“食草时代”极为罕见。
父亲是位落难文人，但他的思想并不落难，他常给我们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家国天下，除了国就是家；国的核心是‘忠’，家的核心是‘孝’，如果你们每个人都这样做了，世界大同就有希望”。
父亲的“家国”思想影响了我们一生，使得我们九姊妹几十年相濡以沫，相伴相携，创造了世间罕见的家庭和谐，从而延伸出每一个子女尽其所能创造的单位和谐、圈内和谐以至社会和谐。
猪饲料——厚皮菜煮稀饭，锅中间放一个铁碗，有点米饭就会跳进碗里，这是给若干弟弟妹妹幼儿阶段吃的，五岁以上的哥哥姐姐不会争吃。
生日鸡蛋是每个家庭成员都能享受的一年一个的特殊待遇，但稍微懂事的大小寿星都会把鸡蛋分成几片。
“我生期母落难，妈妈您吃一片”。
“爸爸，驶牛累倒了，您也吃一片”。
总有不懂事的小弟小妹看着流口水，“弟弟、妹妹，给你们吃一点点”。
剩下两小片，一片自己吃，一片放进锅里搅两转。
类似“孔融让梨”不知道有多少宗多少件，由此兄弟姐妹没有红过脸，“有
困难，我！我！我！”，“有好处，你！你！你！”，几十年如一日。
川南的田坝下雨就烂路，脸上刺骨寒风，脚下总也甩不掉的泥巴绑满草脚，两手紫红，步履蹒跚。大哥出于心疼带我走上了大路。
糟糕！马路边房子里亮起了煤油灯。大哥叫我别怕，他读过《红旗谱》，喜欢朱老忠“出水才看两脚泥”。
大哥当年21岁，高大帅气，是“复课闹革命”的初中生，就是文革停课闹革命一段时间后，学校又通知学生复课，说是复课闹革命。如果不是因为家庭成分稍差，大哥早该当兵了，说不定已经提干了呢？有啥法，谁叫自己出生既不是无产阶级，又不是地主资产阶级呢？
据父亲说，爷爷腰系谷草绳，带着几个儿子租地耕种，精心管理，十几二十年攒的钱到解放前夕买了几十担谷子田。一边租地种一边收租谷，故为“上中农”，即贫下中农和地富反坏之间的阶层，属于无产阶级争取的“对象”。当地富反坏及资本家全部消灭以后，“上中农”就属于最落后的阶层了，因此，在机会、困难出现时，“上中农”就是当然的“克服困难”的对象，就像长大后打工一样，机会正式工先得，困难临时工担起。
在早，我也不知道成分是什么东西，只有大哥当兵受阻，我才知道人是分层级的。
由此，我便有意识的把自己划到“农民阶级”的阵营，并且划到连当村干部、当解放军都没有资格或者只能往后靠的那群“低级农民阶级”，为农民做事，为农民代言，甚至想过：如果别人欺负咱太甚，学作楚霸王“取而代之”！
所以那个时候看《水泊梁山》，读到宋江嘶声喝令：“拉出去砍了！”就像阿Q“妈妈的，假洋鬼子，咔嚓嚓！”那般痛快！至于想砍谁，也是模糊的，下意识的。反正不是贫下中农，因为他们也吃不饱饭，他们也每天被蚊子咬，他们家喂的猪还是两三年都喂不肥，他们家喂的孩子也要20岁才长得成瘦筋筋的“大人”，他们的心情也像我父亲一样总是“阴天”。
据母亲说，生我之前能吃的草都扒光了，像我们那一带人均耕地几分的地区，老年人差不多都饿死了，水肿病到处都是，好多农村育龄妇女都“停经”了，我是怎么孕育的她自己都说不清楚。
难怪我身边的同学朋友要么五八五九年，要么六二六三年，就难得遇到六〇六一年——“三年人类灾难”人口出生率骤然大幅度下降，自然增长率为负数已是不争的事实。
我们兄弟来到灯前，几个“半截鞋”拦住检查，说我们做鸡生意，要抓我们送公社关“鸡圈”。我心里只是跳。
大哥把一个像领头的“嚗炎老头”拍到一边，据说这老头抓过“壮丁”，还像“卢队长”那样学过官话下过操场。大哥给他说了几句什么，随后从我背篼里抓起一只鸡送过去。
还是鸡有用，“半截鞋”摆摆手，我们过关了。
“半截鞋”就是穿鞋不穿脚后跟，拖起，是任何一个时代都存在的政治“寄生虫”，好吃懒做，不干人事。权势者有难事就让他们出面，就像日本侵华时那些“汉奸”差不多，也跟黑帮那些打手一样，类似抓壮丁的“潘驼背儿”，用王保长的话：“我就是你们家的狗，你喊我咬哪个我就咬那个？”，俗称“狗腿子”，谁掌权他们就帮谁欺负咱老百姓。
后来，我们从内江用架车拉土豆到自贡菜市场去卖，在自贡城里也遇到类似的“半截鞋”。听大哥说，真正的“官”是不会直接给我们打交道的，一般都安排“半截鞋”来理抹，因为这些人能吵能打，如果出了问题“下”了就是。
文革后才知道，这些“半截鞋”以及全国性的法制践踏给我们民族造成了难以弥合的深重灾难。
据统计，“文革”十年中，全国被立案审查的干部高达230万人，占“文革”前夕全国1200万干部的。中央和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