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搭建辐射力、号召力、形象力强大的助推平台。
资中古城策划后记
“洪顾问”在全国著名学者打堆堆的地方，要接策划业务是非常难的，有位房地产公司总经理给我开玩笑，说：“我们嘛，了解你，喊点活路儿给你做；在外头，你连初级职称都没有，还是个‘五大生’，用你的话说，你连讲师都没有见过，凭什么把几个亿，甚至几十个亿的摊摊交给你玩？”
所以这次资中1374亩的古城规划策划交给我，的确是莫大的荣耀。获得这个机会尽管没有赚到钱，但我还是要感谢资中县委领导班子，特别是我的中学同学，原资中县委副书记曹雄。我们差不多20多年没有见了，突然他给我来个电话，说是资中古城要进行保护性开发，需要大师把脉，希望我去给他们班子成员谈谈。
可能是运气来了，就像几年前刘永好请我策划推广38万平方米，几十亿规模的锦官新城一样，这次规模更大，责任也更大，因为是承包性的，一揽子的，是商业合作，不是“打工”。
曹书记曾经是我邻乡的少年副乡长，20多岁当乡长，30来往岁当处长、组织部长，后来又作了县委副书记，比我得志得多。
学生时代，同学们是了解我的，就像语文老师吕方杰说的“浓厚乡土味，像个孩子，字写得好，文章写得好，成绩好”，内江广播电台“百里挑一”聘请我作采编，曹同学也是知道的，后来在刘永好、曾雁鸣手下当过“军师”就是间接了解了。曹书记及资中县委给我机会，实际上也是给县上机会。我相信资中古城在新一届县委的领导下一定能建成中国最优秀的古城之一。
为中国农业喝彩！
为中国农业喝彩！
——圈点农村改革开放三十年
2008年7月，我受四川三农新闻网执行副总编夏茂委托，以四川三农新闻网主编的身份接手中共四川省委农办相关策划撰稿工作。其中一项是“为天府农业喝彩”，旨在总结四川农业改革开放三十年取得的成就；加之作为农村干部一直十分关心我的父老乡亲的命运，因此对农业有一些见解，现将有关心得与读者分享。
2008年，我们迎来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这一重要历史时刻。
这三十年，是中国农民从饥饿走向温饱，并逐步迈向小康的三十年，是中国农业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逐步向农业现代化化迈进的三十年。
三十年转瞬即逝，对我们这些从饥饿中走出来的中国农民来说，像是做了一场梦。
首先，中国解决“温饱问题”，结束了粮票、布票、肉票等票证配给时代。我国粮食总产量在1978年改革之前6000亿斤，2007年达到10030亿斤，30年内粮食增产超过60％，中国解决温饱问题获得世界公认。
第二，农民逐步富裕起来。1978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134元，2007年4140元，当然我的第二故乡凉山州金阳县1990年代还在为人均纯收入250元苦斗那是特例。
30年的变化可谓沧海桑田。改革之前农民收入非常低，我们生产队一个劳动日值3毛，一年365天天天出勤，一年可以挣到元，曾经一段时间我的工分是男劳力的1/5，一年“全勤”可挣22元，除去上午读书，一年“半勤”可挣11元。人均耕地低于1亩的地区有相当多的农民没有真正解决温饱，改革开放之前，全国农村没有解决温饱的农民总量大概是亿人，就算解决了温饱多数也是“糠菜半年粮”。到2007年底没有解决温饱农民的数量减少到不足1500万人，也就是基本上都解决了温饱。
从2007年开始，全国普遍建立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2007年年底全国农村约3400万农民纳入低保。解决农民温饱，实现农村稳定为城市改革及全国性的改革开放打下了基础。
总体来讲，城乡之间，就是先进的城市经济和落后的农村经济之间差距仍然很大，与城市相比，农民的收入仍然很低，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仅相当于市民可支配收入的1/3左右。所以，尽管30年的改革开放给农业、农村带来很大的变化，给农民带来了很多的实惠；但工农产品剪刀差及实际存在的农村投入不足，加上一个个“工业强省、强市、强县”的决策的确加剧了城乡差别。农村历史遗留问题太多，30年的改革还仅仅是解决了其中的一部分。所以从当前的城乡发展差距来看，要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推动农村经济更好更快发展。
这几年，特别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之后，中央政府明确提出了两个方面的要求：
一个就是要求把国家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转向农村去。首先把农民出行问题解决好，主要的乡村争取能够乘上公交车；其次，帮助农村把改造电网好，农村用电太贵，不好农民交电费压力大。国家想办法在当地开发小水利，给他们进行太阳能、风能的发电等等，来解决照明问题。
另外就是住房。农村住房建设也应引入规划机制。各家修各家的租房土地及建筑成本浪费太大，居住品质也不高，进城务工的年轻人绝大多数不愿回家居住，这不是好现象。
还有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特别是农村的义务教育，农民的合作医疗，这些方面最近几年有非常大的变化。从2007年开始已经完全免交学杂费。从2007年9月份秋季开学开始，对将近亿孩子，政府提供免费的教科书，这其中还有700…800万由于家庭比较远，需要寄宿，对这些孩子政府还给他们提供一些补助，这在过去是不敢想象的。
从医疗来说，目前有7亿多农民加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水平虽然不高，但的确给农民解决了很大的就医压力。
有一些专家认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发展就是“前三十年靠农产品剪刀差，后三十年靠土地剪刀差”。随着经济的发展，土地价值日益凸显，农民的利益却没能随着城市化的进展同步增长，反而受到很大损害。
最近这几年中国宏观经济态势比较好，经济增长比较快，居民收入增长也比较快，和这个是直接有关的。所以讲城市经济或者讲宏观经济和农村经济是紧密相连了，农村经济发展得好会给整个国民经济就提供了一个非常稳固的基础，而宏观经济发展好，又使得国家有更多财力解决农村的基础建设，为农村提供公共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讲，再一次证明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发展是非常具有针对性，也是非常必要的
《澳门日报》10月9日发表社论说，发端于中国农村的改革，启动革新的大幕。经过三十年风雨历程，改革的关键工程又回到了农村。深化农村改革成为新时期的一项战略任务。将于十月九日至十二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七届三中全会，将审议《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一决定将为未来的农村改革确立方向。
社论摘录如下：
农村问题始终是中国改革发展进程中的关键问题，中国的改革开放首先就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的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它不仅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解决了全国人民建国以来没有解决的衣食温饱问题，而且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坚实的物质基础。
如果说三十年前农村改革的最大任务是解放农村生产力的话，那么这一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实现。但是束缚农村生产力的制度性因素没有完全消除，城乡二元结构没有完全打破，户籍制度改革进展缓慢，农民转移就业过程中的歧视现象还很多。因此，农村生产力的解放还有很大空间。应该说，解放农村生产力只是农村改革的阶段性目标，发展农村生产力是新时期深化农村改革的重要任务。
发展农村生产力必须以制度为基础。发展农村生产力，需要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赋予农民更完整的土地产权；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赋予农民公平退出农村小区的权利；深化户籍管理和劳动就业制度改革，赋予农民自由迁徙和平等就业的权利；深化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改革，赋予农民平等分享国家发展成果的权利。一个尴尬的事实摆在面前，如今城乡居民收入比已扩大到比1，绝对差距达到9646元，为改革开放以来差距最大的一年。虽然近年来，中央对农业的投入持续加大，连续出台了五个“一号文件”，相关的扶持政策也陆续出台，但“三农”问题却仍然困难重重。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业领域再也没有进行过根本性的改革。
土地制度限制了农村发展。新时期深化农村改革的关键在于土地制度的改革。土地制度变革虽然不能马上出现很大效益，但从长期来看，有利于农业效率的提高。现有的土地制度是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城市土地可以对价取得贷款，农村土地就不行；农民的土地、房屋等财产不能交易，不能形成资产。那么，农民怎么扩大再生产呢？就只能维持现有的小农经济模式。最近有学者提出土地“永包制”，并认为深化农村土地改革不宜拖延。农业部课题组也提出，用土地“永包制”来解决土地规模经营难题。这些探索的内容或许将在三中全会的文件中得到认可和体现。
九月三十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在考察土地大包干发源地——安徽凤阳小岗村时，明确表示，“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在考察以小岗村为典型的农业大省安徽之前，###主席于九月八日至十日在产粮大户河南省就农村改革发展问题在这块中原大地的十个地方密集调研。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日子里，在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的一个月里，调研河南和安徽这两个同位于中部地区的农业大省，显然具有为十七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