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狼商道 (原创)- 第51部分

　　“理想共同体”：范围为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导入合伙制，使其在利益上有更大的保障。

　　据了解，希望集团现在的激励机制效果也很好，早已摆脱当初个别子公司人浮于事，离心离德的局面。

　　总之，“共享经济”无非就是希望建立利益共享，事业共创的劳资和谐局面。实现：企业利润，企业创造，员工创造；利益分配，效益优先，贡献优先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灰色营销”与“社会公平”
“灰色营销”与“社会公平”

　　
　　党的十七大对“公平”、“正义”提得很重，“灰色营销”这种典型的普遍的“权力寻租”活动无论如何都应该成为众矢之的。

　　上世纪###十年代改革开放从思想到实践时间紧任务重，可以叫拨乱反正，因此，权力寻租比较突出，很多人因此发了财，获得了“第一桶金”，以至后来离开机关到企业后继续当我们这些普通人的老板。

　　十六大，特别是十七大召开后，我们国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许多方面都比较从容了，有精力、有时间务虚了，研究科学发展了，就不应该总是匆匆忙忙的定事、做事。搞得“公平”、“正义”这些争取了100年的民主权利还得重新思考和解决。

　　至今仍然十分流行，被我的许多同仁视为“杀手锏”的“灰色营销”几乎无处不在，可谓“有权利的地方就有灰色营销活动踪影”。

　　国外对“灰色营销”这类带有商业贿赂的行为也想了很多办法治理，但常见报端的还是谁、谁、谁被绳之以法。因此，他们的所谓“代表”不主张权力集中，主张法制化，主张小政府。总之想方设法降低“人为”的操作因素。

　　好在我们的政府也在社会化上有相当的进步，政府直接操控指挥经济活动的频率不断减少。只是中国人长期形成的“权力寻租”习惯仍然使得一些行业“灰色营销”盛行，群众意见很大，社会矛盾相当突出。可能最典型的就是医药行业和正在显现化的教育战线。总之，公共权力越集中，权力寻租为己牟利的现象就越严重。

　　为此，我们有必要对权力寻租作一番探讨。

　　权力寻租是指握有公权者以权力为筹码谋求获取自身经济利益的一种非生产性活动。以新闻界为例，最基本的方式是利用操控新闻报道权，来达到向报道对象“寻租”的目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假借曝光之名威胁、敲诈报道对象；一是为报道对象胡编乱造，大肆吹捧，以换取经济回报。除了赤裸裸的权钱交易外，还有变相的拉赞助、拉广告、收礼品、到企业兼职、参加企业出钱的旅游活动，等等。

　　有一句说得好，“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据报道：张维迎教授分析过中国转轨过程中实际腐败增加的五大原因：

　　一是随着经济发展和货币化程度的提高，权力的经济价值增加了，如过去盖一个公章可能只值几百元，现在值几十万甚至几百万。

　　二是经济关系的复杂化使得合法与非法之间的判别模糊不清，监督腐败行为越来越难。

　　三是市场机会的增加使得官员的“保留效用”（即因腐败受处罚离开政府后可得到的效用）上升，过去开除公职就得回老家当农民，落入社会最底层，而现在开除公职后还可以经商办企业或谋个其他差事。

　　四是惩罚力度降低（如达到死刑的最低贪污额大大提高）。

　　五是政府官员正式工资的增长幅度相对较低。

　　我们希望政府从弱化不必要的公共权力入手，学一学武则天的“节俭和诛杀”，提高法检威慑力，尽全力减少不必要的社会矛盾，让倡导了上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公平、正义重回我们的和谐社会。　txt小说上传分享

智者居“上”又如何？
智者居“上”又如何？

　　
　　“迪康”曾像所有的追星族一样，追过有大师之誉的深圳大学老师，当时三十多一点的下伙子余明阳。

　　1987年，我们从德阳追到绵竹，在从绵竹追回德阳，最后终于把余老师请到了会议室。

　　余老师给我们上了半小时的课。我记得最清楚的是“贤者居上，能者居中，工者居下，智者居侧”。

　　听了这话，我给曾总开玩笑：“曾总，我没有位置了哈”。

　　是啊，的确只能居侧。

　　智者，倾听太多，伏案太多，沉思太多。所谓习惯决定性格，霸气、杀气就会越来越少。按照国内比较常用的管理模式——泰勒式管理以及党政机关习惯的管理思路，这种人被认为“劈不倒邪”、“镇不住堂子”，因而居中不行。从我的经验来看，也是如此。“老洪，交几个秀才给他，还可以带一带，要让他管‘杂痞’，不得行”，所以希望集团刘总裁夫人李巍说：“小洪放到适合的岗位就是人才。”

　　当然，居上就可能也有问题。一般来说，居上者无非这么几种人。

　　一、办事公道，一碗水端平，帮老板当好家、看好家、守好家。需要忠厚，最好是“愚忠”。

　　二、善于协调各种矛盾和关系，使之形成团队合力。

　　三、有号召力，善于鼓舞斗志。

　　四、做事精明，善于“诡”道。

　　咋看起来，我可能算其中某类人，因而有时也曾高高在上。

　　为什么“也曾”、为什么“有时”呢？

　　说到底还是你在老板心目中是智者，说白了“智者”一般不往实惠的岗位上放，让你越纯洁越好。决策者希望你多作调研，出谋划策；决策以后，希望你最好靠边，旁观者清嘛。

　　所以企业策划主管有个“三年魔咒”：第一年你是公司请的军师，第二年点子少了、旧了，没有什么激情了，权且当师兄弟，第三年居然还学着“贤者”的样子偶尔摆摆谱，像工者的样子发发牢骚。

　　该走了。不走，你生气我也生气。老板一般不会受气，除非有新的项目需要你这个军师。

　　试想，如果老板和智者之间是这样一种“召之即来，呼之即去”，还有诸葛孔明和鲁子建吗？

　　怎么解决，余明阳“智者居侧”似乎说得过去。就像我由“洪策划”变成“洪老板”一样，签起合同干，给钱出点子，不给钱吹空龙门阵。像上世纪九十年代咱们那帮不计个人利益，有点“臭”的策划人已经不好找了。

　　签起合同干就干得好吗？成都房地产项目与深广沪所谓的策划大师签的合同还少吗？要么水鸭子般浮在面上，要么蜻蜓点水，要么老板用了人家的智慧不认账。结果弄得老板们赤膊上阵，甚至还有老板自己兼任“策划主任”的。

　　可笑之极，岂不知术业有专攻。就像我私下埋怨老板：“改那么细干啥子嘛，改得颠三倒四的，鬼才读得懂；你跟我比写文章，下辈子吧”。

　　智者居上不可能，居中也不合适，居下人家不愿意，居侧效果又不好。那么，智者不是没有位置了吗？

　　知识经济时代，智者没有位置，岂不怪哉！

　　2001年我在“洪顾问工作室”宣传册的封底手书了一句话也许是解决这个二难问题的办法。

　　“策划不是一套方案，而是和决策者交流的过程”。

　　和决策者交流，一直交流，像诸葛亮一样与刘玄德几乎形影不离，这不是“居上”又是“居”那里呢？

　　智者居上，君臣一心，耳提面命，同仇敌忾。能不打胜仗吗？

　　兵者，诡道也；商者，何尚不是有所约束的“诡道”呢？

　　智者圣贤书读多了，所谓行为决定性格，一般都具君子之风，比看到钱，看到权眼睛就“绿”，脑袋瓜里就没有祖先的东西的那些人比起来，不知道要可靠多少倍。

　　让智者居上，有什么可顾虑的呢？　。。

“气力干了是有的”吗？
“气力干了是有的”与“等价交换”

　　
　　当所有打工仔都觉得“气力干了是有的”，老板怎么想。难怪，几乎全世界的用工单位都说：“四川人勤快！”，“中国人勤快！”。

　　从1970年第一次参加生产队劳动，与其他妇女儿童一道干轻体力活儿开始，母亲就经常给我和姊妹们念叨“气力干了是有的”。以后到乡政府上班，去广播电台当记者，去海南岛打工，去凉山州吃“国家粮”，以至在后来到私营企业挖“野斋”。几乎每一次出门母亲都会敦敦告诫“气力干了是有的哈”。

　　如今，快到50岁了，腰腿那里都在痛，母亲也已到垂暮之年，她再也无力告诫了。我该不该拖着疲敝的步履告诫我的孩子“气力干了是有的”呢？

　　社会发展到今天，劳动力是用来交换的问题早已解决，人才劳动力市场那番讨价还价已经证明一切。但我们这些生长于奉献时代，接受过太多“温良恭俭让”教育的兄弟姐妹似乎总也硬不起心肠，说话也许还发几句杂音，发几句牢骚，甚至数落几句。但总是一边数落一边干活，绝不会让人家老板吃亏。不说三分劳力一分代价，起码做到两分劳力一分代价，想都没有想过“一分劳力就会有一分代价”。有一天某老板大发恻隐之心，突然给我“一分劳力，一分代价”，我会受宠若惊，恨不得为其“两肋插刀”。

　　七十年代，在生产队理苕藤，大人理一沟我理两沟，大人挣6分，我挣2分，按三毛劳动日值算一天可挣6分钱。公分少一多半，活路儿多干一半，我从未怨言。后来才知道那叫“大锅饭”。

　　以后打工收入也不高，甚至想都难得想要挣很多钱，十几年收入从未超过“两斗米”，并且“愿为两斗米折腰”。

　　清贫半生，功业也建了不少。总结起来是“个人要求少，工作机会多，社会价值大，久而久之，收入也比较高”，今天能安居都市，适当照顾亲朋，比起一起捡粪，至今仍在乡下吆猪的张二娃等兄弟伙比起来，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