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这个时期，由于个人问题，他的情绪比较低落，草草地完成了博士论文以后，便奔赴耶路大学任教去了。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克鲁格曼的批判与反省（2）
克鲁格曼在耶路大学也不得志，由于性格原因，他得罪了不少人，连研究奖学金也丢掉了。1978年，他去探访著名经济学家多恩布什（《宏观经济学》的作者），多恩布什的鼓励使他找回了自信，他发现自己找到了打开成功之门的关键，便开始写一篇关于垄断竞争贸易模型的论文。当年7月，他把这篇论文提交到国民经济研究局的暑期研讨会上，参加这个会议的都是当时国际上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当他开始宣读论文时，人们没有加以注意，都在相互交谈。渐渐地，大厅安静下来，人们停止交谈，专心地倾听克鲁格曼的演讲。克鲁格曼一夜成名了！克鲁格曼回忆道：“那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90分钟。”接下来的日子里，荣誉和金钱接踵而来，克鲁格曼开始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发表演说，参加研讨会，会见各式各样的人。但是他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在忙碌的应酬之余，仍然潜心于学术研究。
1982年，克鲁格曼刚从瑞典的一个国际会议回来就接到费尔德斯坦的电话，邀请他去华盛顿任职，担任经济顾问团国际经济学首席经济学家。华盛顿的经历并不愉快，他发现，在这个地方，好的分析者并不受重用，马屁精倒是如鱼得水。很快，他就产生了离开的念头。不过，在华盛顿他又发现了自己的另一项才能：用简明易懂的语言讲述严肃的经济学问题。1983年的总统经济报告就是由克鲁格曼主笔的。
华盛顿的一年使克鲁格曼身心俱疲。很长一段时间，他既不做学问，也不问政治。不过在外人看来，他混得很不错：年纪轻轻就成为终身教授，拿着丰厚的薪酬、常常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参加各种会议，甚至还写出了几篇挺好的论文。不过，克鲁格曼的内心极为失落，他说：“和世界上99％的人相比，我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但我的参照对象是同辈中最成功的经济学家，我还没有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1987年，克鲁格曼开始重新恢复了创造力，他写出了大量高质量的论文——第三世界债务减免、欧洲货币体系的作用、贸易集团化。这些文章获得的好评打消了他对自己研究能力的怀疑，他开始开辟一个新的领域——新贸易理论。这些成就使他获得了克拉克奖。
1988年，克鲁格曼出版了《期望减少的年代》一书，该书一出版即在美国引起轰动。他与奥伯斯法尔德合著的《国际经济学》成为各大学和贸易公司的标准教材。各大公司的总裁在看到他所著的书之后纷纷找上门来，请克鲁格曼为他们作商业咨询。为此，克鲁格曼专门雇用了一名经纪人，不是为了拉更多的客户，而是为了提高价格，使商人们望而却步。这段时期克鲁格曼发现了一个有趣的课题——经济地理学。他雄心勃勃地想把这个课题发展成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并在这个领域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1992年的总统选举使克鲁格曼在全美国人面前大出了一番风头，他在电视上的经济演说给克林顿极大的帮助，但是克林顿在执政之后并没有起用他为总统经济顾问，而是选择了伯克利大学的女经济学家泰森，原因在于克鲁格曼的性格过于刚直，在华盛顿和学术界都得罪了不少人。克鲁格曼自己也说：“从性格上来说，我不适合那种职位。你得会和人打交道，在人们说傻话时打哈哈。”
克鲁格曼的批判与反省（3）
克鲁格曼历来是一个处在漩涡中心的人，当20世纪90年代初以亚洲四小龙为首的亚洲经济在蓬勃发展的时候，他却于1994年发表了那篇不合时宜的著名文章《亚洲奇迹的神话》，他认为东亚经济的高速的增长率是建立在大规模资本和密集劳动的投入上的，没有真正的知识进步和技术创新，也缺少健全有效的制度支持，所以这种增长是不可能长期保持的。这在当时被认为是危言耸听，但是不久以后，亚洲就爆发了大规模的经济危机。
1996年克鲁格曼又一次令世人大吃一惊，他出版的《流行国际主义》一书大胆预言了亚洲金融危机。该书在短短两年内重印8次，总印数达120万。同时，克鲁格曼的经济地理学研究取得了明显的进展。经济学界的许多人已经断言：克鲁格曼三年内一定获诺贝尔奖。
亚洲经济危机的爆发使克鲁格曼成为焦点中的焦点，他与奥伯斯法尔德合著的《国际经济学》第四版也已经被翻译成中文出版。面对荣誉，克鲁格曼是怎样想的呢？他说：“我们都想得到权利，我们也渴望成功，但是对我来说，最好的回报就是理解带来的快乐。”
著名的专栏作家似乎都从属于某个时代，比如沃尔特·李普曼书写了战后美国，约瑟夫·克拉夫记录了越战，乔治·威尔是里根时代的产物——而克鲁格曼的专栏则是针对小布什政府。当然对于小布什来说这并不是什么好事，因为自他上台之后就有这样一个人一周两次在《纽约时报》接连不断地对现政府进行声讨。克鲁格曼认为小布什就是个骗子，并且一直玩弄着愚昧大众的把戏。从加州能源危机、安然事件、国土安全部的设立到后来的减税政策以及战争——克鲁格曼经常在大众媒体人云亦云的时候一针见血——2001年3月他指出加州的能源危机是假象，与当局关系密切的大公司对于市场的操纵显然是罪魁祸首，而并不像媒体普遍认同的那样，一切是因为官僚机制和环境法案的限制造成的。“那些公司要么是圣人要么就是奸商”——12个月之后安然倒闭，接连三次针对加州危机的联邦调查和对于相关人员的指控证明克鲁格曼在此之前的论断完全正确。关于布什的减税计划，克鲁格曼冷嘲热讽的专栏加起来足足有一本书。他说40％减免的税收会流向1％的美国富人，可布什却说减税的收益者会是美国的中产阶级——指责布什减税的大有人在，但是没有人像克鲁格曼那样坚持不懈保持极高频率的抨击，并且还列举出充分的数字进行证明。他确实在2001年5月针对布什的减税政策不依不饶地出了一本书：《荒唐的数学：布什减税政策指南》。
会写作的经济学家通常都是决策者的红人，从萨缪尔森、弗里德曼到福山，从这点上看克鲁格曼很不幸。他历经了三届政府，但是从里根到克林顿到小布什，没有一个人觉得克鲁格曼可以真正值得信任，尽管他早在1982年就加入了里根政府的经济咨询委员会CEA，在1991年得到了杰出青年经济学家奖章并对新时代的贸易研究作出重要贡献。1992年克鲁格曼为帮助克林顿竞选，曾经应邀在《时代》杂志上为克林顿的经济计划作出解释和辩护。当时他被很多人认为是克林顿政府经济咨询委员会主席的当然人选。最后克林顿如愿胜出，而当上经咨会主席的却是劳拉·泰森。克林顿政府的官员透露说克鲁格曼太随心所欲了，他曾经在拉里·金的脱口秀中说克林顿的小石城经济峰会毫无意义，而这显然不是克林顿想要的。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克鲁格曼的批判与反省（4）
后来这位在耶鲁和MIT受过专业经济学教育的犹太裔美国人在普林斯顿长住。他有一间不大的办公室，他在那里埋头给《纽约时报》写专栏，他自己做事实积累和数据分析，很少引用别人的话，也不参与社会活动，更不用说各处去采访知名人士征求意见。在华盛顿两次失意之后，克鲁格曼坦言政府工作经历最大的好处是让他真正看清楚了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在指导经济决策。他称那些人为“政策经营者”——一群缺乏学术背景的活动家和新闻记者。真正的经济学家懂得政治和学术的区别，而政策经营者则喜欢在一些半通俗的报纸杂志上写评论，不负责任地对系统的知识分析含糊其辞并导致了所谓的流行的国际主义。克鲁格曼认为那些华而不实、不读教科书就企图分析世界贸易的人正在给公共讨论造成极坏的影响，而辨别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和政策经营者的意义和辨清左右派之分一样基本——克鲁格曼为了抵抗流行的国际主义，开始决心用他的方法为大众写作。他说：“这些文章要从最基本的知识出发进行论证，不带专业术语、不能在学术上哗众取宠，因为这些文章的宗旨是让世人看看什么是真正的经济分析。”
他从MSN的Slate网站和《时代》杂志开始实现自己的诺言。他在Slate上的文章通俗、泼辣。1999年克鲁格曼受到《泰晤士报》评论版主编雷恩斯的邀请，为他们写商业评论，比如说时代华纳和美国在线的合并，比尔·盖茨现象以及股市反应之类的问题，他的文字还是那样通俗易懂，但是因为带上了强烈的编辑意识，多少有点枪手的味道。
尽管克鲁格曼一再说自己不想再写任何关于布什政策的评论，但他还是忍不住——布什的政策在克鲁格曼看来实在荒诞不经而且祸国殃民。克鲁格曼认为通常新闻记者和流行国际主义者只会强调事实呈现的状态，而对于过程中出现的数字从不加以怀疑；而学者们在学术杂志上夸夸其谈，所有的见地不过是在极小一部分人中间流传。他开始为公众剖析数字。克鲁格曼说2000年小布什上任前夕在MONEY LINE的讲话中作了三个错误的数据性陈述。克鲁格曼在他的专栏里说媒体不应该只是报道表面的计划数字，应该看看让这些计划行动起来的资金缺口有多大！三年来克鲁格曼从未间断过批评：在2003年3月21日的专栏里，克鲁格曼以“到底是谁丢了美国的预算？”为题再一次清楚地指出了布什在减税中犯下的错误最终导致了美国现在的入不敷出。他讽刺道：“在国内，我们必须为我们最富有的15％的人群减税而浪费鲜有的财政盈余；在国内，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