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克尔也谈到中国发展面临的两个问题：第一，贫穷国家相对更容易发展，因为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技术，具有后发效应，但当穷国逐步富裕起来后，就不可能永远借鉴，而需要发明自己的技术；第二，中国经济也存在着弱点，如资本市场、银行系统及国有企业等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解决这些问题也对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有利。”
1993年诺奖得主罗伯特·福格尔认为，“我坚信，除非有政治原因阻碍，必须建议中国政府继续促进经济增长。我告诉我的学生，在30年内，中国市场将比欧共体更大。不是因为人均收入有那么高，而是因为人口众多。我想这是有道理的。要实现那种高水平的人均收入，我看除了政治上的障碍外，没别的障碍。”
3。关于法律和其他问题
1992年诺奖得主加里·贝克尔认为：“没有适当的体制，就不可能搞市场经济，因此，中国要做的事情似乎在于建立相应的体制。如果体制建立了，就不用为私有化操心了。如果我知道你能提供什么，你也知道我的需要是什么，双方对此都很清楚，我们就不需要什么都由政府来操作。但是政府有必要告知各方的权利和义务……要有些较先进的方法，但要慢慢来，不能快，走快了并不是好事。我记得中国古代有句名言，‘当大象过桥时，你停下来让其先过去是明智的’，这是中国几千年前的名言。谨慎为好，不宜操之过急。你们与米勒先生谈过了是吗？我不知道他讲了些什么，但我记得有次他曾对我说，中国需要的不是更多的经济学，而是更多的法律。我同意这个观点。”
1980年诺奖得主劳伦斯·克莱因在接受采访时说：中国应小心对待四个问题。克莱因指的四个问题分别是：收入分配问题、通胀问题、人口问题，以及能源、交通和通信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中国的潜在危机，绝不可掉以轻心。
1993年诺奖得主罗伯特·福格尔说：“我认为*主义只是一种关于资本主义必须崩溃的理论。它并非关于如何建设经济的理论。它建立在这样一个年代，在这个年代中人们根本没有意识到会有经济高速增长……我的一个也曾获诺奖的朋友同样非常强调体制的关键性作用，也就是说某一些体制比另一些体制更能促进经济增长……我认为从政府角度来看，关键在于怎样建立起那种体制、那种市场形式、那种法律制度，以最有效地促进资本形成，促进高储蓄，促进快速地技术革新，鼓励最有才华的人精神饱满地工作。”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预测中国经济（5）
1985年诺奖得主弗兰克·莫迪里亚尼认为：“企业经营的目的不是利润最大化，因为利润是一种不确定的预计的可能性。你为了利润回报要多承担风险，所以，如果你只是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那意味着你将承担所有可能的风险，这将导致资本结构中大量的债务。因为每当你以债务替代资产时，你将提高预期利润，预期利润提高……利润不是一种有价值的观念。你应该做的是使公司的价值最大化，那是M…M理论最重要的贡献，即指出了经营管理的核心是什么：不应该基于这毫无意义的利润最大化的观念，而是更有意义的观念，即努力使股东所拥有的公司价值最大。”
1970年诺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说：“许多化妆品公司，它们卖‘希望’，而不是卖‘美丽’，只是卖‘变得美丽的希望’，买它的人有自知之明，他们希望改进自己的外表，但他们知道自己不可能成为电影明星。我想指出的是，这不是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学派，它强调我们的大部分欲望都要得到适当的满足，要比得过我们的邻居。有的时候，我们买东西是因为我们的邻居买它们，我们希望显得比邻居更富有，而不是因为买了它真的能使我们更幸福。但胜过邻居使我们感到快乐。”
1990年诺奖得主哈里·马克维茨认为：“中国具备了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动机、能力及效率，但与此同时，中国却缺少了平等、财富等因素的支持。因此，对体制的改造无疑是个十分有趣的巨大挑战。”
1992年诺奖得主加里·贝克尔在谈到有关经济学研究时强调：“独创性强，敢于标新立异，我们在过去历史上一直是这样。就是要在同行中标新立异，与众不同。这样会在同行中不受欢迎，我不介意我不受欢迎。我却认为不受欢迎是好事。这意味着我们提出一些与众不同的理论观点……我们希望学生觉得老师提出了一些值得他们思考的问题。不要因为老师曾经说过这是对的，就要他们接受。这是我学生时期就存在的气氛。我们在同事间也形成了一种百家争鸣的气氛。我们在学术谈论会上经常争论不休。我认为这是创造一种良好学术气氛的正确做法……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受到良好的专门训练的经济学家寥寥无几，这是当前最大的压力！”
这些谈话都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那次“诺贝尔大追寻”的采访中那些犹太经济学家说的，他们不仅都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持乐观态度，也提出了许多睿智的建议，许多建议即使是放在十几年以后的今天，也还是非常有建设性的，而且大部分问题中国仍然没有解决——但有些建议却被我们采纳得很好，如芝加哥大学的莫顿·米勒提出的多修路建议，他说：“要修路，修公路比修铁路好；不但要修大路，还要修小路；修公路，用铲子可能比推土机更科学。”而中国的GDP虽然靠修路拉动了不少，但存在的问题仍然不少——沿海修路多，内地修路少；铁路修得多，公路修得少；大路修得多，小路修得少；（路修起来以后）吃路的多，养路的少。
后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先后邀请过不少诺奖得主作过演讲，罗伯特·福格尔教授先后三次来到北大，都对中国经济做过分析和预测，许多思想对我国的经济建设富有启迪——诸如，1999年福格尔就预言，到2015年的时候，中国汽车的年产量将达到1000万辆，而1998年时，中国汽车的年产量仅50万辆，中国GDP的80％是来自物质产品，而且只衡量投入，不衡量产出，只衡量数量，不衡量质量，GDP是衡量不了服务的，中国也缺少服务业；中国的金融体系问题多多，需要改革；中国对医疗保健业的投资不多；总有一天中国将不能容忍环境的恶劣……。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预测中国经济（6）
针对中国的问题，保罗·萨缪尔森还接受过一些中国媒体的采访。他说：“中国过去长期实行的是苏联模式的中央计划经济，它造成了普遍的效率低下并使大批国营企业亏损。但是，如果实行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那也是非常大的错误。我认为应该保持政府在经济中的重要角色。在这一点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提法中的‘市场’一词，应在政府离开问题百出的旧经济体制的时候得到合理的平衡。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具有真正的意义，它和过去旧的斯大林主义概念完全不同……中国现在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1976年以来事态变化的概括。他们企图把市场活力以及承认道义和分配方面的考虑、承认干预市场对经济迅速发展的需要结合起来。这不是中国独有的，虽然在叫法上可能与其他国家不同。”
当记者问道：“从许多国家包括英国的经历来看，在政府干预和市场之间达到理想的平衡并不容易。在中国官方机构不健全，还存在官僚主义及贪污*的情况下，社会主义的一面真能发挥作用吗？”萨缪尔森回答说：“回顾历史，一味追求单纯的自由市场经济，像80年代撒切尔夫人领导下的英国，到90年代就产生很大的问题，如社会不满情绪强烈，10％～20％的最低收入者变得贫困，还有可怜的增长记录……而在混合经济体制下，最严重的不平等模式、最严重的贫困状况，将由于精心设计的和按缴税能力拟定的税收制度和福利计划而得到缓解。请注意这一点：在20世纪的最后阶段，旧的社会主义模式在成功的混合经济中完全不起作用……假如我们修正一下社会主义定义，把它理解为福利国家，使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最糟糕的社会不平等，通过税收和重新分配得到了混合经济。这是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与良好的社会之间合乎逻辑、可以行得通的妥协。”
关于中国国有企业亏损和转换机制的提问，萨缪尔森也作出了明确的答复：“我不是中国问题专家，但我知道，前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大型国营企业非常缺乏效率。一旦过渡到市场经济，我不认为大型国营企业能起什么作用。我想中国最好是从经济的最底层开始，实行市场调节。事实上，中国已在那个方面开展工作，让农民和手工工人自由买卖、自由生产……中国的大工厂如果想有什么作用的话，最终还得租给许多小的制造企业。中国可能朝那个方向进行试验。反对自由市场的官僚应受到惩罚，帮助小的生产者得到原料和机器的官僚应得到酬谢。在美国很重要的一条是，我们创立企业时，不需要得到任何人的批准。我靠我自己，赚钱我活下去；如果我是没有效益的生产者或者生产没有人要的产品，我就垮掉……我相信，中国只要照目前这条路前行，就可望在2020年成为全世界第二或第三大的经济强国。但达到那种程度时中国要记住：混合经济如何运用税收和分配来缓解私人财产体系带来的贫困和不平等。我不认为转向纯粹的资本主义是正确的答案，但我真诚地祝愿中国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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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回顾与反思（1）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美国哈佛大学博士丁学良先生在探讨中国改革开放30年经济的快速发展时，针对国内国际学术界和传媒界使用最多的“中国的崛起”这一说法表示异议，他认为把中国的经济定义为“再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