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更赞同南周发表过的另一篇反茅文章的说法：简单的把人分为穷人和富人是不正确的，也不符合现实。大部分是介于极富极贫之间。
在网上我看到的自任穷人代言人向茅开炮的人中，有装B出名之人，有失去理智盲目发泄之人，也有学术观点与茅不一致之人。但你的言论中我觉得你不属于这第三种。你的言论透露出自负和轻狂。春风得意马蹄疾，不能衣锦还乡，先放个声让乡亲们知道狗剩我今日发达了！不想为出名的轻狂之举被当头断喝，自然是气愤难平欲出胸中一口恶气再次抡刀扑上，无奈对头的老农虽黄瘦粗鄙（相对于华贵的薛大官人而言）却不卑不亢，见招拆招内力深厚，这才意识到自己低估了对手。此时却骑虎难下，薛大官人岂能让一介土包子压低一头？只好不顾一身华袍，滚一身的泥，使出“懒驴打滚”，“就地十八滚”之类的招数来。
下面是我的回答：
我文章的原文已经贴出，你可以自己去看。我所谓的对茅于轼的“人身攻击”，不过是对他自称没有拿富人的好处这一点表示了怀疑。《南都》显然不容许这种怀疑。
你说你没有看过美国大选，问：“在美国选举时用捕风捉影的方法进行人身攻击，这是不是受到人们的鄙视的？”
请容忍骂人——回复网友的质疑（2）
我可以回答你：捕风捉影的攻击，是美国大选最常用的技术。具体细节请看我的有关图书《右翼帝国的生成》。希拉里的白水案，被调查了多少年？花了纳税人多少钱？最后证明没有什么不当。克里的越战记录被歪曲，则是另外一例。
在*社会，如果当公共人物、竞选公职，就要经受捕风捉影的攻击，甚至人身攻击，否则你就不要当公共人物。你自己可以选择。另外，政治谣言，也是*社会的一部分。自古希腊时期就是如此。后来媒体发达，谣言才少。在信息不公开的社会，比如在三四十年前的中国，谣言是好事，没有则社会更不健康。
其他问题或者评论，我就不回答了。由此可以看出，*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也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学习*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为与《南都》决裂一事答网友
下面是一位署名“学生”的网友的留言。从语气和思维方式看，像是个圈内人士。甚至也许就是编辑之一。我不妨转贴一下，然后进行答复：
薛涌，客观地讲，我认为编辑不发你的稿件其实起到了保护你的作用，因为通过你在博客上贴出的对茅于轼的反对理由，我认为你有些哗众取宠，撇开主要问题，讨论细枝末节的倾向，颠覆了你在我心中的一贯美好形象。
你并没有抓住茅于轼谈话的主要内容，而是对他的一两句的确是没有论证的话拿出来大加评论。
他在农村进行贷款的目的是什么？不是给穷人以创造的机会吗？这点跟你的观点有什么矛盾？
他说房价过高的原因是什么？是通过权利关系，而非竞争来分配资源，这和你说的创建平等的保护制度相背离吗？
另外他对金融市场的论述你注意到了吗？为什么只关注其一句之失呢？你这样的言论，纵然可以帮助读者建立一个批判的思维方式，但你只挑刺，不肯定的方式，其代价恐怕是给人留下你哗众取宠的印象。
文章可以透露出人的品格，我认为，你思维敏捷，看问题也有独特而合理的视角，但是，缺乏宽容淡定的美德，所以你也许只能是个草根，而非“大家”。
当然，你的追求，你做主。
答复：
首先我要感谢这位“学生”的交流。不过，你的思路非常奇怪。第一段就很说明问题：“我认为编辑不发你的稿件其实起到了保护你的作用，因为通过你在博客上贴出的对茅于轼的反对理由，我认为你有些哗众取宠，撇开主要问题，讨论细枝末节的倾向，颠覆了你在我心中的一贯美好形象。”所谓编辑部要“保护”我这种态度，其实就是一种启蒙心态。我在即将出版的《学而时习之：论语研究之一》中，对这种启蒙心态有一个清算。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从鲁迅开始，就有这种心结。觉得中国的问题，就在于老百姓没有他们这些精英认可的思想，一切全是因为老百姓太愚昧，需要拯救。而这些愚昧的百姓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乃至要吃试图拯救他们的人的人血馒头。所以，老百姓不懂什么是自己的利益，需要别人保护，当然也就需要把涉及自己生活和利益的权利交给别人代行。我和编辑部的冲突其实也在这里。我们认识不同，本来可以争论。但是，编辑部认为他们是启蒙者，站得高、看得远，甚至有保护我的义务。言下之意，我这个人甚至根本不懂什么是我的利益，需要放弃自己说话的权利，让好心的编辑部来保护。茅于轼最近的言论，比如国家必须精英来管等等，也是这一心态的表现。我在《学而时习之：论语研究之一》一书中，把鲁迅的《阿Ｑ正传》等等，看作是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的思想基础。这个问题，希望大家看了书再讨论。这里点到为止。不过，在启蒙者面前，我这个受了这么好教育的人，居然必须接受编辑部的保护而放弃自己的权利。中国有几个人还配有说话权呢？
请容忍骂人——回复网友的质疑（3）
再说茅于轼。这位“学生”列举了茅于轼的许多观点和行为，认为和我的本来并不矛盾，意思是我抓住一点攻击人家不厚道。我假设这位“学生”是媒体中的人士。咱们就媒体说媒体。茅于轼那些具体观点，有多少人知道？他最近最著名的观点又是什么？我不是在这里给一个经济学家写传记，综合评介其一生的成就。我是对媒体的某些论调进行回应，批判他对社会影响最大也是最坏的观点，那就是“保护富人”、“为富人说话”。什么叫“撇开主要问题，讨论细枝末节”？什么叫“并没有抓住茅于轼谈话的主要内容，而是对他的一两句的确是没有论证的话拿出来大加评论”？难道你认为什么是重要问题，什么就是重要问题吗？所谓中国因为仇富穷了几千年，是他说要保护富人、为富人说话的最大根据之一。这种论调在我们社会中流行，我从小就是读这种东西长大的，当然需要清算。怎么你说不重要就不重要了呢？所谓“仇富”之论，是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编造的最大谎言。“仇富”能带来真正的社会后果，只有在*国家才可能。因为那里一人一票，穷人比富人多。这么简单的道理你如果不懂，就应该反省一下是否被自己所受的教育洗了脑。
关于这件事情，我和一位编辑已经讲了。那篇被枪毙的文章，不是我写的最好的文章。其实，我的观点和我转载的吴向弘的文章很接近。他的文章比我的好。我和他其实一样，都认为茅其实还是一脑子既有教条。他着重从理解茅为什么如此荒谬的角度来讲。但这不是我的核心。我的核心，是茅类似的话说多了，降低了社会的道德。不过，就这个问题，我也没有多谈。一大原因，是他文章中事实错误太多，我想起码的家庭作业，是指出他的错误，即教科书上让我们相信的那些东西。然后再讨论别的。你怎么会觉得茅那些未经论证的话无关紧要？这就是一些以启蒙者自居的人的最大悲剧：自己被洗脑，还要用自己被洗的脑子来启蒙别人。被别人指出后，还觉得无关紧要。
我很不客气地批判过张维迎、吴敬琏和茅于轼等人。有人为他们感到委屈。编辑部不愿意发这样的稿件。这些人有什么好委屈的呢？他们有很大的话语权力，都说了不负责的话，又不出来和人家辩论。这就是不负责任。比如张维迎的一流大学理念，对中国高等教育毒害甚大。我们的大学为此烧了多少纳税人的钱？我对他批评了，最近还写了篇长文。他根本不懂什么是一流大学。我指出来了，他出来认个错，说自己误导了大家，大学应该重视本科教育，不要竞争博士课程。这对社会还是个基本责任吧？我说的寄宿学院制度是一流大学的标志，其实这种寄宿学院就是牛津、剑桥来的。他们不说话，我就得骂。骂到他们臭不可闻，瓦解其话语权力，以后再说不负责任的话，就不会危害那么大了。
茅老相比之下确实是好人，至少自己还出来辩论。不过，他对骂人的看法，实在说明对*缺乏体会。骂人、谣言等等，在*社会有其正当的功能。特别是言论自由没有的情况下，这是老百姓非常合理的反应。没有这些，社会更不健康。这方面，像你这样的人还是跳不出来。这不怪你们。中国学术界太差。这方面的研究没有，你们无从了解。
经此一事，我有了觉悟。第一，中国一流的编辑，居然对言论自由的基本原则也不理解，也没有意愿坚持。我对他们多少有些高估。第二，他们都是很优秀的人，但是成长环境实在太差，对*没有体会和知识，也没有足够的资讯去了解。所以，我应该减少和媒体的合作，即使还写中文，也应该多写书或长文。希望他们有一天会学到些东西。
所谓我“缺乏宽容淡定的美德”等等，是你错了。不让人说话，才是“缺乏宽容淡定的美德”。在公共场合激烈辩论，坚持自己的信仰，不惜得罪朋友，这叫公共道德。
再讲一句八十年代的笑话。科学院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是当时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锋，什么事情都有自己的观点。一次开会，刘再复来了，讲了一通文学等等。他听得不太明白，以为是保守派观点，马上要批。但学生见他要放炮，赶紧小声说：“先生，刘再复也是搞思想解放的。”他听了一楞：“什么？是思想解放派？那就算啦。”
我不属于这代人。我也不会先查三代后再对一个人的观点进行评论或者批判。我针对的是观点本身。编辑部则喜欢幕后做事，把事情私下摆平。我则就事论事，把一切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