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来不主张政府出面指导企业制定工资标准。健康的市场经济，能创造出高薪。美国固然有最低工资线。但是，这一最低工资线两年后也不过是每小时7美元多一点，多是为保护打零工的人。而美国工厂的全职工人的工资水平远比最低工资线高得多，每小时达到20多美元；政府的最低工资线的升降，和他们无关。相反，1942年罗斯福总统下令限制企业给工人加薪；但是，企业为了竞争，明着不加薪，暗里猛加福利，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给职工提供医疗保险。到了1952年，美国税务总署裁定职工的福利不属于需要纳税的收入。由雇主承担的福利制度，就是这么形成的。我们传统上讲“福利国家”，一谈福利就联想到政府干预。从美国福利制度的这个历程看，福利也是市场自由竞争出来的，甚至是抗拒政府干预的结果。
张五常等人，曾声称中国现在比美国更自由，在经济发展上更有制度优势。他把中国最发达地区工人“应该”拿的工资，从4000左右降到了600多。工人不愿在这种条件下干活，他就破口大骂。有些老板，干脆就不给钱了。难道这就叫自由吗？比较一下世界最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中工人的工资水平，中国工人的低薪，恐怕只能归结于市场改革不彻底、社会制度不公正，乃至无法保证劳动者的基本权利。亚当·斯密当年就指出，工商势力的垄断，限制了工人工资的上涨。作为市场经济的祖师爷，他首先出来为工人的低薪打抱不平。而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则几乎无一例外地为低薪辩护。几年前我就曾亲耳听一位主流经济学家说，美国工人工资太高，没有竞争力。确实，二战以来，美国的工人一直享受着独体的家庭住房、长期的休假等等“贵族工人”的待遇。半个世纪前，美国工人的日子比现在更有保证，与其他阶层比起来的相对生活水平更高。但是，美国的竞争力并没有衰退。事实上，世界其他发达国家，比美国还要均富得多。一个美国的老板在电视上说：“如果你一提高工人的工资，你的公司就要破产，那只能说明你的企业太缺乏竞争力，根本不应该存在，被淘汰掉对经济有好处。”这话道出了经济发展的宏观真理：如果企业可以靠“自由”地压低工人的薪水来维持竞争力，这样的企业就会被超低的劳动力成本娇惯坏了，不去考虑提高管理水平和开发新技术，就会永远在低端产业徘徊。同理，中国的经济要真正具有竞争力，中国人就应该变得更贵一些。根据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除了良好的福利外，中国工人到2010年的平均月薪应该达到4000左右，发达地区则应该更高，沿海大城市应该达到5000以上。如果企业支付这样的工资后赚不了钱，这样的企业就应该被淘汰。如果这样的企业不仅不被淘汰，反而成了主流，那么只能说明中国的企业太无能，中国的经济也必将丧失长久的竞争力。 （多余的话：此稿在被四家合作媒体以不同原因退稿后，终于在《中国新闻周刊》上有删节地刊出。）
高薪才能维持高发展
我不久前曾在《中国新闻周刊》上撰文，根据工人的生产力水平，计算出中国工人“应得的”月薪水平至少为三千元以上，进而推出了目前中国的劳动者实际收入过低的结论。我不是职业经济学家，此论为一些人所不以为然也不奇怪。不过，最近西方自由经济的舆论“旗舰”《经济学人》杂志，综合新近的数据和经济学分析，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并进一步指出中国劳动者收入过低已经威胁到中国的经济发展。
该杂志指出，中国的消费占ＧＤＰ的比例，已经从1990年代初期的47％降到了2006年的36％。与此相对，美国的这一比值则高达70％！这是中国经济过度依赖出口、无法拉动内需的关键。过去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一低消费的原因，是中国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系统（如医疗保险、退休金制度等等），人们缺乏安全感，只有过度储蓄以防不测。但这一解释经不起数据的考验。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从1990年代初期到2006年，中国家庭储蓄占ＧＤＰ的比例，已经从21％下降到了15％。再以储蓄占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比例来计算，同期的储蓄率已经从30％下降到了25％。消费率不是随着储蓄率的下降而上升，而是在储蓄率下降的同时也跟着下降，钱存得越少消费越少。
显然，内需不足无法单用储蓄率来解释。真正的原因实际上非常直截了当：中国老百姓没有钱。根据世界银行的估算，从1998到2005年，中国工资收入在ＧＤＰ中所占的比例从53％下降到了41％，如果用图表上的曲线来演示，这一下降和消费率下降的曲线基本平行。相比之下，美国工资在ＧＤＰ中的比例经过了长年的下降后，仍然维持在56％的水平。难怪《经济学人》惊呼：尽管许多国家都出现了工资在ＧＤＰ中所占比例下降的现象，但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下降有中国这样急剧。
另外，近年来美国的工资水平虽然下降，但这种下降多少被投资收入的提高所补偿。美国的许多家庭都是持有股票的。家庭财富随着股市而上涨。在中国，虽然股市火热，但投资收入在2005年仅占ＧＤＰ的2％，美国则为15％左右。更不用说，虽然中国的国民经济维持着两位数左右的高增长，储蓄的利率则低得出奇。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虽然不及中国的一半，银行的定期储蓄利率却接近甚至超过5％，比目前ＧＤＰ的增长率还高。这样的对比显示出：中国老百姓辛辛苦苦挣了那么一点钱，因为缺乏社会保障而不得不维持着高储蓄（美国人仅将其收入的1％存起来），但储蓄的回报却远在市场价值之下。
造成这样的原因是什么？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指出，计划经济所遗留下来的财政金融系统是压低工资的根源。在中国，大型国营企业和有关系的大公司占据着各种垄断优势，可以从银行中得到低息贷款。这一点，在中国大型国企从事海外并购时就被媒体揭破：中国的大企业并购时从银行拿到了市场价值以下的利率，资本费用被人为地压低，自然出得起大价钱。难怪《华尔街日报》为一些中国企业在美国并购的失败而痛心疾首：中国以虚高的价钱购买美国资产，这是天下再合算不过的买卖，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可恶的贸易保护主义砸了美国人的买卖！
要不断给大企业这样的金融优惠，路径有两个：一是压低老百姓的储蓄利率，这样银行才能低息给大企业提供资金，任其烧钱；一是切断民间企业或中小企业的财源，或者对之只以高息贷款。这样，最能创造就业机会的中小企业就很难发展，乃至连大学毕业生都找不到工作。《经济学人》在另一报道中指出，在印度的制造业中，87％的雇员就职于10人以下的小企业；在中国则仅有5％。中国在制造业上领先于印度，在服务业中落后，也和这一现实有关。制造业更讲究规模优势，服务业则更仰仗小企业的活力和创意。中国以资本密集型的模式刺激了制造业，却无意中抑制了劳动力密集型的服务业的发展。劳动力规模成长缓慢，自然压底了工资总额在ＧＤＰ中的比例。
这样的模式不改变，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后果严重。首先，缺乏内需，就只能过度依赖出口。一旦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患了感冒（消费下降、市场萎缩），中国经济就跟着发烧（拿不到订单、产品积压、工人失业）。另外，这一模式不可避免地创造了巨额贸易顺差，触发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随着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和次级贷款危机的爆发，如今美国经济出现衰退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政治上也开始左转，甚至共和党的选民也开始怀疑自由贸易的理念。这些都已经不是中国经济的远虑，而正在成为近忧。
中国的经济要保持长盛不衰，就必须尽早摆脱低薪模式，建立以国民收入增长为核心的发展目标。看看日本战后经济起飞的经验就明白，日本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战后经济恢复才十几年的时候，就提出“国民所得倍增”的计划，并提前实现，走上高薪、高福利、高附加值的发展道路。中国经济起飞已经四分之一世纪，高薪的影子还没有，基本的社会保障系统也没有建立。低薪可以帮助我们脱贫，却不能使我们致富。脱贫之后，只有高薪才能维持长期的高发展。
市场经济需要文化的滋养
多少年来，我一直不断阐述一个观念：中国经济要长期稳定地发展，就必须走高薪的路，使劳动者从经济增长中得到公正的回报。这不仅是一个社会公平问题，也是经济效率问题。真正的市场经济，能够创造一个高薪社会。
这一观念，一直被主流经济学家们所不齿。在他们看来，劳动力成本低，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优势。高薪取消了这样的优势，中国还怎么竞争？再说，低薪是市场决定的；强调高薪，等于主张计划经济中的国家干预。
我对这两点的回答很简单：所谓劳动力价格的竞争优势，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企业的照顾。这种照顾一开始有合理之处，但长期照顾下来，就惯坏了企业。这就好像美国教育制度中的种族平权政策：黑人因为长期受种族歧视，成为弱势种族；于是上大学的录取分数比别的种族低。亚裔因为学术表现好，申请同样的大学，分数甚至要比白人学生还高很多，否则想也别想。表面上看，在这一教育竞争中，黑人有低分优势，亚裔则有高分劣势，或者说是受了歧视。但这种制度实行时间过长，就造成了一个结果：许多黑人觉得自己天生就该以比别人低一截的分数进大学，因而放松学业；亚裔则从小就知道：我要是和别人学得一样好，或者仅好那么一点，就别想有别人的机会，于是非常勤奋。最后，亚裔成了最成功的学生，黑人则几十年还是翻不了身。怪不得一些黑人保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