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来，就会像把任何一块旧有的领土割给我们一样，使奥地利人的自尊心受到伤害。我们完全没有如此迫切的必要，这只会使我们以后的相互关系中增加多余的困难胜利后的政治指导原则应该不是探究可以从敌人榨取多少东西，而是只考虑什么是政治上必要的。”究其根本，俾斯麦是在为保持统一后德国的安全制定策略，采用了大陆政策和欧洲均势两个战略。
俾斯麦自己曾经对于普鲁士的外交做过评论。他认为，一个多世纪的普鲁士外交只有弗里德里希二世时期值得肯定，而此后“我国的政策要么根本就没有明确的目标，要么就是目标选择不当，实施不力”。俾斯麦认为，在这一个多世纪里，普鲁士错过了许多机会。
第9节：
俾斯麦认为，“德意志帝国处于中心和无屏障的地理位置，国防线伸向四面八方，反德联盟很容易形成”，“我们至少有三条会遭到进攻的战线，而法国却只有一条东部的国界，俄国在西部的边界上有遭到进攻的可能。此外，根据世界历史整个发展情况，我们的地理位置以及根据德意志民族的内部联结与其他民族相比也许相当松散这一特点，我们比任何一个别的民族更容易遭到别人联合起来对付我们的危险”。俾斯麦的外交策略直接抓住实质，从地理状况延及德国欧洲环境，指明了德国外交的方向，即防止德国被包围的局面发生。他说：“无论如何我们在将来需要的也不仅仅是作战的军备，而且还需要有正确的政治眼光，以便使德国这条航船通过种种同盟的激流；我根据我们的地理位置和我们过去的历史（确信）我们会遇到这种种激流”。德国内陆型特点就是俾斯麦制定大陆战略的地理依据——陆上力量型和它的周围环境及大陆战略，决定了德国将只是一个区域强势国家。
“势力均衡”的思想源于古典欧洲政治，在16世纪，现实主义政治学家马基雅维利用其只作为一个用来描述维持城邦之间和平局面的政治术语，也就是各城邦之间彼此势均力敌，达到一种平衡状态。由于欧洲诸国林立，极少出现大一统的局面，大多数时候都是数个强国均衡对立，所以“均势”思想是统领近代欧洲史的灵魂支柱。这一思想被黎塞留、梅特涅、俾斯麦等曾在历史上左右欧洲发展的政治家所推崇和坚守，曾带给欧洲百年的和平，留给欧洲工业革命得以迅速兴起的稳定的空间，所以18世纪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把均势视为永恒的、明智的政治规则。不过，均势政治也有其两面性，因为它既是大国均衡的原则，同时也有可能导致形成敌对的国家集团，所以也有人认为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根源，因而19世纪英国自由主义者理查德科布登称它为“一个怪物，一个没人可以理解的虚无的东西”。
实际上，任何一个大国都不可能统一欧洲，或者说任何一个大国如果企图统一欧洲就将遭到其他数个大国的联合反对的话，那么均势还是最佳的选择，这也正是许多欧洲睿智的政治家推崇均势的原因。正因为如此，在18世纪，均势思想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形成了不同的均势体系，如18世纪“经典的均势的欧洲体系”、19世纪“温和的多极均势体系模式”等。
现代民族国家体系奠定于欧洲三十年战争后的威斯特伐利亚和会。1648年在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上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形成，由此推动了近代民族国家的发展。三十年战争的混乱结束后，欧洲建立了一个相对均势状态的格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的成员是一批实力不等，但是能相互制衡的国家。在18世纪，均势格局进一步得到发展。继1700年—1740年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北方大战后，欧洲国家1713年签订了《乌德勒支和约》。这一和约有一个重要的原则，这就是“势力均衡”被作为欧洲政治基础写进了条约。此后，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均势原则再次得到肯定。在第六次反法同盟战争中，法国战败，英、俄、普、奥四国于1814年相互签署《肖蒙条约》，该条约进一步维持了“均势”思想，条约中写道：“同盟缔约国以维持欧洲均势为目标，以此来保障各国的安宁与独立并反对多年来蹂躏这一世界的侵略战争。”签约国保证绝不单独与法国议和。《肖蒙条约》以这一维持均势的原则后来也成为维也纳会议和巴黎条约的主导原则。
拿破仑战争的最终败局促成了维也纳会议。1815年签订的《最后议定书》使得欧洲大陆均势格局再行深化。同时，为了稳定欧洲各国关系，保持均势，还确定了“欧洲协调”，即各国定期举行外交大臣会晤，互通信息，达成整体协调。由此形成了机制性的均势维护制度。但结盟依然是各国维持均势或是协调的最好方式，所以在维也纳会议后，欧洲各强国以缔结同盟的形式维持均势以及防止革命，保持各国的皇权正统地位。两个主要的同盟就是四国同盟（英、普、奥、俄）和神圣同盟（普、奥、俄）。这两个同盟的目的就是维持欧洲现有状态，防止任何一个强国坐大，也是针对法国大革命引起的欧洲革命的同盟组织。
第10节：
在19世纪初，反法联盟打败了一个企图称霸欧洲的法国，但是在19世纪后期，一个统一的德国又出现了。早在普鲁士谋求统一德意志的时候，欧洲的政治家们早就看到，德国一旦统一，欧洲大陆均势就会发生倾斜。事实果然如此，克里米亚战争之后，法国在欧洲大陆的优势逐渐被崛起的德国取代。尽管俾斯麦不断强调德国无意继续扩张，也无意称霸，但以多国联盟为基础的维也纳均势体系也开始被代表更倚重实力的俾斯麦的均势政策抢了风头。实质上，俾斯麦的“大陆政策”是当时德意志帝国总的对外政策，其核心内容是建立以德国为中心的大陆联盟体系，孤立和打击法国，避免法、俄两国夹击德国，集中全力巩固和保障德国在欧洲大陆业已取得的霸权地位。其外交战略布局即联奥、拉俄、亲英、反法，集中精力对付法国，其中联奥是建立其体系的关键。整套政策中浸透着这样的一个核心：欧洲的体系是由德国主导的，为维护德国的和平环境和国家利益而服务的，以至有人说“欧洲是俾斯麦本人的欧洲”。19世纪末由德国首相俾斯麦一手组织建立的三个“三国同盟”（德奥俄1881年、德奥意1882年、德奥罗1883年）；两个“地中海协定”（1887年2月和12月，英意奥）和一个“再保险条约”（1887年6月，德俄），建立了复杂的同盟体系，该体系的灵活性使得欧洲均势体系得以稳定，德国处于该体系的中心。俾斯麦说：“我们应该努力公正地和热爱和平地来运用我们的强大力量，以便缓和我们变成真正的强国引起的不满情绪”。他认为，刚刚完成统一的德国并不是立即对外扩张，也不是马上与英法奥等国争夺欧洲利益和全球利益，德国最大的利益就是和平，他说：“我们的利益就是保持和平我们应当相应地调整我们的政策，这就是说：要尽可能地防止战争或限制战争的范围，在欧洲这盘棋上我们要保留最后一步棋。”l米l花l书l库l ；http：//__
然而之后，俾斯麦的继任者却没有将这个同盟体系维持下去，也没有深刻地理解他以复杂的同盟维持德国主导欧洲的局面，更没有坚持以同盟体系维持均势，也没有理解和平对德国来说是多么宝贵。与此同时，同盟体系的复杂性也逐渐显露，威廉二世轻易地抛弃了俾斯麦辛苦多年凝成的“同盟—均势—和平”体系。
1890年3月俾斯麦辞职。在继任者莱奥冯卡普里维执政期间，德国的内外政策开始进行被称之为“新方针”的调整。在外交战略方面，德国首先在结盟问题上发出了转变的信号。俾斯麦曾经竭力维护的联俄防法政策不再受到重视，卡普里维在他的外交部顾问弗里德里希冯霍尔斯坦的建议和影响下，拒绝延长1887年德国与俄国签订的为期三年的《再保险条约》。此举导致俄国与法国接近，双方于1892年签订军事协定。德国外交政策以德俄同盟的解体为标志进入后俾斯麦时代。
1894年克洛特维希霍亨洛厄…谢林侯爵接替卡普里维出任德国首相后，威廉二世的亲政欲望更为强烈，在不断加强对政府的内政及外交政策进行直接干预的同时，逐步将重大决策权集中于他一人之手。在此后与欧洲大国关系的调整中，德国寻求与英国接近的努力遭到挫折，对英政策开始出现逆转，与英国进行对抗的政策逐步形成。至此，德国完全背离俾斯麦长期维护的“满足政策”和结盟政策，在安全政策上丧失了其原有的稳定和优势。
德国的世界政策兼具“德国外交政策全球化”的不同方位和内容。第一，在非洲获取殖民地，在中国和太平洋地区谋取军事据点；第二，保持和扩大在南美洲的政治及经济影响；第三，维护和拓展在近东和中东的政治及经济影响。卡普里维之后，军方开始在外交战略的决策问题上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德国的外交政策由此形成了外交政策适应军事战略的结构性特点。
第11节：
当德国放弃同盟体系、转而谋取霸权的时候，英国立即警觉起来，因为英国的外交政策焦点之一就是是衡量欧洲大陆情势，然后站在较弱或受威胁较大的一方，以为制衡。
英国历史学家富勒在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书中曾对英国的均势思想作了这样的阐述：“从都铎王朝直到1914年，大不列颠的政策就是旨在保持强国之间的均势。这就是说，让这个大陆上的强国通过互相争夺处于分离状态，从而在它们之间自然地形成均势。这种均势的作用很自然地会使英国认定谁是敌人。这个敌人并不是名声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