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寡妇的子女如此绝情，让老人非常伤心，越想越感觉活着没劲头。在家闷了好几天，最终在离家不远的小树林里上吊自尽。当人们发现老人时，附近厚厚的积雪全被他踏平，他满脸的泪水、鼻涕都结成了冰，样子非常可怜。大家在悲伤之余，也都在慨叹，人要结束自己的生命，还真的需要一些勇气。
知道养父去世的消息，郎昕仁急忙赶回林场，当他得知是因为张寡妇的孩子羞辱父亲，老人才走上了绝路，郎昕仁二话没说，操起大斧子，就去张寡妇家找人家拼命。
张寡妇的闺女、儿子一看惹祸了，那敢还待下去，早就领着张寡妇溜之大吉。郎昕仁没有找到人发泄，气得用大斧子把张寡妇家砸个乱七八糟，这才逐渐的平静了下来。一屁股坐在地上，嚎啕大哭，让邻居看着都很心酸。
在单位和邻居的帮助下，总算是把老人顺利的安葬，18岁的郎昕仁就这样又成了孤儿，性格变得更加孤僻和沉默寡言了。工作结束以后，他就自己待在宿舍，和谁也不接触，没有亲戚，更没有朋友，一人过早孤独的品尝着人世的艰辛。
带他的秦师傅看他可怜，没事就从家里给他带些细粮，还让老伴经常帮他洗洗涮涮，让郎昕仁在寒冷中感到了丝丝温暖。
一晃五年过去了，郎昕仁也长成了大小伙子了，工作干得也很不错，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但本人长相猥琐，又没有双亲，孤僻的性格，加上工作与异性没有接触，找对象也很困难。别人给介绍了几个，也是高不成，低不就。拖拖拉拉到了26岁了，还是光棍一个。
秦师傅的侄女秋菊是火柴厂的一名工人，刚刚二十岁出头，长得也很端庄，家庭条件也不错。秦师母就帮他们牵线搭桥，让两个孩子慢慢接触上了。
秋菊很单纯，也从来没有密切接触过异性，看郎昕仁虽然有些木讷，但也会知冷知热的体贴人，心里当然非常愿意。相识不久，两人就正式确立了恋爱关系，秋菊的父母对郎昕仁还算满意。
第二年的秋天，正赶上规划处给职工分配住房，为了争取分到住房，郎昕仁就同秋菊商量能否先把结婚证领了，要不然不够分房条件。
秋菊回家和父母一商量，感觉也没什么问题，就这样，两人就去民政把结婚证领了，约好等第二年五一劳动节房子修好以后就结婚。
可阴差阳错的事总是会不时出现，就在郎昕仁和秋菊领到结婚证的第二个月，上海毛纺厂在当地招一批女工，秋菊也被正式录取了。
去大城市，是每一个年轻人的梦想。大上海很多人，尤其是对女孩子来说，就是梦中的天堂。能去上海工作，秋菊当然求之不得，郎昕仁可就有些郁闷了，不让去，等于剥夺了秋菊一个跻身大城市的梦想；让去，自己怎么调到上海？
思来想去，郎昕仁还是忍痛同意秋菊去上海就业，当他把秋菊送上了开往上海的列车，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告知他：自己和秋菊的缘分也许就此会画上一个句号了。那张标志着两人婚姻关系的结婚证，将来也许很快就会变成一文不值的废纸。
秋菊虽然去上海工作了，郎昕仁的日子还要熬下去，期盼着自己能调到上海，或是秋菊思乡心切返回家乡。但最终，郎昕仁期盼的事一件也没有如愿，随着时间的推移，相互之间的通信中互相的责怪和抱怨越来越多，秋菊和他的联系也越来越少了，情感而变得越来越淡漠了。
秋菊去上海的第四个年头，也没有和郎昕仁打招呼，突然返了回来。等郎昕仁知道秋菊回家了，已经是第三天的事情了。
解铃还须系铃人，秦师傅到宿舍找到了郎昕仁，让他晚上去秋菊家去一趟，有事和他商量。晚上，郎昕仁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未来的岳母家，看到秋菊总在那里，看到他过来了，木然的让他到里面就坐。
郎昕仁一看秋菊的神情，就知道会是什么结果了。但他还抱着一丝侥幸，希望两人的婚事能有所转机。秋菊看着他好半天，只是在抽泣，一句话也不说，急得郎昕仁抓耳挠腮，不知道如何是好。
秋菊终于说话了，她问郎昕仁：“你能不能去上海？”
郎昕仁一脸的无奈，他苦笑着对秋菊说：“我去哪里干嘛？”
秋菊说：“不论干嘛，只要你去那里，我们在一起就行。”
郎昕仁不解的问秋菊：“那你就回来呗，非要在那里才能活呀？”
秋菊对他说：“我已经在那里生活了四年了，舍不得那种大都市的生活方式，更不能再回到这穷山沟里憋憋屈屈的活着。”
郎昕仁说：“那怎么办，我也去不了，你让我怎么办？”
秋菊想了好半天，也没有出声，只是把头低得很沉，连看也不看郎昕仁一眼了。郎昕仁看到秋菊如此的表情，也不再去多说。只是不停地在喝着茶水，等待着事情的结局。
最后，两人也没商量出两全其美的办法，最后郎昕仁在秋菊的泪水中，做出了妥协，含泪在离婚证上签字画押，一对恋人劳燕分飞，留下的自然是很多无奈和惆怅，让很多朋友都为他们惋惜。
等郎昕仁与秋菊办理了离婚手续以后，还是很要面子的把秋菊送上了去上海的列车，他回到了宿舍，，躺在床上，泪流满面，长吁短叹，忧伤无限。期待走进婚姻的大门，却最终无功而返，令郎昕仁在惆怅中平添了几份烦恼，整个人几乎崩溃了，并出现了精神病的征兆，每日衣冠不整，胡言乱语，胡子不刮，头发不理，一度连工作也干不了了，单位领导只好把他送到州里的脑外医院诊治，三个月以后病情好转后才出院。
等郎昕仁病情稳定以后，又开始重新上班了。但是，郎昕仁从此落下了一个毛病：偏执、阴晴不定、喜怒无常，和以前简直是判若两人，让熟悉他的人看着非常难受。
人过三十，仍是孤零一人，大家都为他的婚事着急，秦师傅更是感觉有些愧对郎昕仁，积极地帮他张罗着找对象。正巧，常务副局长高培德在外地有一个外甥女，年龄也快三十了还没有对象，也很着急，两个大龄男女就这样有缘结识了。
高培德的外甥女桂琴是黑龙江老黑山煤矿的一名职工，人长得虽然丑些，但心地非常善良。当年本来处了一个采煤的对象，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可天有不测风云，小伙子遇到了冒顶，当场殒命。等桂琴看到血肉模糊的未婚夫时，一下子就昏厥过去，醒来后只是不停地在哭泣，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等桂琴从阴霾中走出来以后，已经过了最佳的年龄，找对象也就成了让她父母非常头疼的一件心病了。万般无奈，桂琴的母亲只好求在在林业局副局长的弟弟高培德，让他帮忙在当地给找一个合适的对象。
两人过去都在情感上受到过创伤，有缘结识，年纪也都老大不小了，自然没那么多挑剔。两人相处不到半年，也就简单的张罗办了几桌酒席，结成了夫妻。
郎昕仁手头一点积蓄也没有，结婚的钱除了桂琴自己拿出了2000元私房钱以外，余下的开销都是秦师傅帮助凑的，好歹算是把该置办的日常用品都买齐了，日子过得虽然有些窘迫，但也算是彼此有了依靠。后来，在舅舅高培德的关照下，他们的日子慢慢的好了起来，郎昕仁也转为了正式干部，从小队调到机关，在生产股当了值班调度，病情也基本痊愈了。
了解了郎昕仁的过去，靖远对这个苦命人从内心多了几分同情，接触也多了起来。
靖远调到规划处几个月后的春节期大年初三的早上，他正在单位值班，突然看到郎昕仁满头是汗，急匆匆的走了进来。靖远忙问：“怎么了，看把你急成这个样？”
郎昕仁哭丧着脸对他说：“我岳母来我家串门，突然休克了，到医院检查说是胃出血，需要去市里取血浆。可现在是春节放假，储蓄所不开门，一时凑不齐现金。过来想给我大舅打个电话，让他帮着凑点现金，要不然没有血浆，手术做不了，很危险的。”
郎昕仁给高培德家打电话，好半天也没人接。把他急得直搓脚，脸色也变得非常难看了。
靖远看他抓耳挠腮的样子，就对他说：“老郎，你别急，我这里有几百元，我再找做生意的朋友帮你筹措些。总共大约需要多少钱？”
郎昕仁大致算了一下，对靖远说：“取血浆、交住院押金大约需要3000元，我这里有一千多点，再有2000元就足够了。”
靖远对他说：“你好等，我打个电话，找同学帮你筹措点。”
靖远拿起电话，给做木材生意的一个同学打了电话，好半天，那面才接起了电话。同学昨晚玩了通宵，刚刚睡下，接起电话，也没个好气的说：“谁呀，这么早打电话干嘛？”
靖远说：“老兄，我是靖远，不好意思这么早打扰你。你给我准备2000元现金，我有急用。”
同学一听睡意全消，忙问：“怎么了，家里出事了？”
靖远说：“不是，我同事的岳母住院了，储蓄所放假，现金不够用，我帮他救个急。”
同学这才缓了一口气，对他说：“同事的事管他干嘛，自己想办法呗。你一惊一乍的，你吓死我了！”
靖远有些不高兴的对他说：“看你说的，有没有点同情心？你能不能借吧，不行我再找别人。”
同学一看靖远不高兴了，就对他说：“看看你，驴脾气又上来，连开个玩笑都不行，一点幽默感都没有。”
靖远催着他说：“行不行呀？行的话，我就去取钱；不行，我再另找别人，那面等拿钱去市里取血浆，准备做手术呢。”
同学忙说：“行行，我要是不借给你，你还不得吃了我呀？”
靖远这才笑着对他说：“这才像是我大哥。那我这就去取了，你快把钱准备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