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光寺街和含英住的南柳巷晋江会馆都在南城，两条街在一个拐弯上，走路十分钟就到了。夏承楹在学生时代每天上学都要经过琉璃厂这条文化街，常到街上的书店看书、买书，特别是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而这两家书店，也是当年文艺少女林含英最常去的地方。两人都爱看书、看电影、吃小馆、交朋友，热爱生活，对工作认真负责，为人坦诚正直，可说志同道合，兴趣相投，感情自然而然深切起来。
有时夏承楹下了班，会在办公桌抽屉里留点零食、水果给上晚班的含英，或是留张字条订明天的约会。周末，他们常常去比较摩登的东城。从念师大外文系起，夏承楹就替东城的真光电影院翻译电影说明书。那时候的说明书是彩色纸印刷的，有好几页；前页介绍当时演的电影情节，后面就是明星和其他与电影有关的资料。这份工作本来是由夏承楹四哥夏承棂的同学熊式一先生做的，熊式一出国后，就找夏承楹来代替，工作没有报酬，但可以免费看电影。当时电影票价楼下三毛钱，楼上五毛钱。夏承楹每次和含英去“真光”，门口收票的一招呼，两人就上楼去了。
真光电影院对面有家哈尔滨人开的华宫西餐厅，专卖俄国菜，常有白俄在里头吃饭。含英最爱吃华宫的罗宋汤和煎牛排。他们每次去华宫，胖师傅就爱望着含英看，因为她长得长脸深眼、高挺的鼻子、白白的皮肤，有中国人的秀气却又带点西方美。“他们大概以为我有白俄血统呢！”含英说。当时北平还有不少回教人士，含英竟有好几次被问是不是回回。
那时她和夏承楹常去北海溜冰，听音乐，看电影，吃小馆，也常常带着妹妹一块儿。她这个大姐不是谈上恋爱，就忘了照顾弟妹。三妹燕珠就常和大姐、六爷一块儿出去玩。有时承楹上中山公园打网球，含英就带着燕珠在中山公园里的来今雨轩坐着喝茶等他。在承楹含英刚交往时，有一次报社一位男编辑结婚，找含英当伴娘。含英问他伴郎是谁，那位编辑说是另一位男同事，含英似乎不乐意。那位编辑说：“那我找夏承楹怎么样？”含英说：“这倒还合适。”
谈起恋爱史，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精彩的。多年后林海音回忆说：“别人恋爱，这个那个的，我们没有。人家说，你一定有很多人追求，其实，我是不随便让人追的。我们就是两个人玩在一起，他写，我也写，志同道合嘛！”
两人都会写，一定有精彩的情书吧！“情书？他给我的信像电报文，没有多余的字。”含英回答。但夏承楹的说法是：“每天见面还写什么信？寄一封信要好几天才能收到。”
夏承楹常上晋江会馆找含英。晋江会馆和永光寺街夏家不太一样，永光寺街住的是夏家一家人，晋江会馆里住的则是不同姓的台湾、福建同乡，都是小家庭或单身，大家离乡背井来到北京，建立了新的生活，没老规矩，也没有包袱，自由得很。晋江会馆门里，与门外当时守旧的北平社会，仿佛是另外一个世界。
夏承楹比含英大八岁，不论教育、知识水准或家庭环境，都比含英好一些，但他坦然地与含英交往。他对含英自小失去父亲引导，却以优秀的成绩念完北平新专，然后自立，认真工作，赚钱养家，心里很是尊敬；而含英对夏承楹的学问、正直、正派也打心底佩服。
含英也常上永光寺街夏家玩。夏家院子里花木扶疏，有许多马缨花、白丁香。春天一到，西院的那两棵白丁香就开满白色小花。另外，还有一架葡萄和一架藤萝花，夏老夫人张玉贞常常叫仆人摘下做藤萝饼吃。夏家八个儿子，每人分配有自己的房间和老妈子。老六夏承楹是住在正院东面的小楼上，里外有三间，都是他一个人的。从永光寺街的大门进去，要经过四个小院落才到后面的小楼。每次夏承楹听见含英的半高跟鞋嗒嗒嗒地穿过第四个窄通道的院子时，就知道她来了，总会在小楼上为她准备些好吃的零食、好喝的茶。
含英亲切随和，夏家上上下下都喜欢她。夏家个头矮胖的老太太，每次知道老六的女友来了，要留下吃饭，就会登上一只小板凳，亲自打电话叫“天福号”送清酱肉来添菜，或告诉厨子多做两道菜招待林小姐。
4。新潮流婚礼
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三日，含英和承楹在东单三条的协和医院礼堂结婚。那年含英二十二岁，承楹三十岁。他们的婚礼是当时北平文化界的盛事。夏家老太爷、老太太对这门婚事非常满意，尤其是仁虎先生，对这个最年轻的六媳妇很重视，一方面是她会写文章；另一方面他知道含英自幼失怙，勇于负起照顾寡母弟妹的责任。仁虎先生在婚前对这对新人说，他对他们的婚姻最放心。
两人行的虽是新式婚礼，但还是有一些旧礼俗。妈妈爱珍请了四位全福太太给女儿缝被，爱珍自己是寡妇，不够全福，但她在一旁教念喜歌。她也依习俗为女儿准备了嫁妆，四铺四盖、四季衣服、四只箱子、一盒首饰……含英的表舅张我军则是现成大媒，负责送嫁妆。
妈妈爱珍是个老实人，她有过兄弟妯娌姑嫂婆媳共同生活的经验，但却从来不会以大家庭生活的种种经验教导女儿。“也许妈妈了解我是一个和她个性多么不同的女儿，倔强、急躁、肯努力也肯忍耐和合作的女孩子，但是惹翻儿了就什么都不在乎。因此，妈大概觉得，对这样一个逞强的女儿说什么，她也不会听话的，干脆什么也别说。而且，说实话，妈妈那一套‘忍为高’的老实经，无论如何，是不适合我的。”林海音在《婚姻的故事》里这样写着。
含英是个直心眼的人，心里没有那么多弯弯儿，亲友都担心她从与寡母弟妹相依为命的小家庭，嫁到有公公、婆婆和许多兄弟的三四十口大家庭做儿媳妇能相处吗？但含英却一点也不担心或害怕，因为从小在母亲的潜移默化中，他们姐弟跟亲友都是和谐相处的。
五月，是北京天气最好的时候。承楹和含英都没有中国迷信和西洋迷信，当时的结婚习俗是新郎、新娘坐汽车，车窗的窗帘要拉下来，车前还有一组打洋鼓、吹洋号的乐队在街上慢走，把新郎、新娘送到礼堂，这些他们全免了。两家家长把婚礼交由他们自己做主，他们请了三位音乐家朋友在婚礼上伴奏，老志诚弹管风琴、关紫翔拉小提琴，雷振邦拉大提琴。这三位当年常常合作为朋友婚礼伴奏。许多年后，老志诚写的“牧童之乐”，雷振邦为“刘三姐”、“五朵金花”等电影谱曲，也都风靡一时。不过协和礼堂的管风琴，却在文革时被砸烂了。
婚礼的证婚人是仁虎先生最亲密的老友，旧文学家赵椿年先生，“赵椿年”这三个字在北京的许多书籍、古玩店的招牌匾额上很常见。女方介绍人是含英表舅张我军，男方介绍人是仁虎先生担任财政部次长时的亲信部下、担任过司长的王槐青。王槐青的儿子王光超和夏承楹是中学同学，两人是好朋友。王光超有一个弟弟王光英、一个妹妹王光美，王光美后来嫁给刘少奇。伴郎虞积刚是夏承楹中学同学、排球队友；伴娘许业云是学艺术的，是含英的好友。男花童是爱珍牌友、眼儿胡同王姨太太的孙子；女花童是夏家大房的大女儿夏祖芳，祖芳有一双黑白分明、圆溜溜的大眼珠，乖巧可人，最得这位新六婶的疼爱。
结婚礼服是含英参考外国服装杂志，自己设计，买了白软缎请裁缝做的；头纱是在王府井大街印度人开的力古洋行买的；头花是在东安市场订制的白缎玫瑰，正好配上白缎礼服；手上捧的是她最喜欢的白色马蹄莲，漂亮典雅。
婚礼虽是新派，两位亲家母穿的仍是旧式的“补服”，上身是大红织锦上绣着鲜艳的大牡丹，下身是宽大长裙，下摆绣有龙凤图案。两位亲家母个子不高、体态丰腴，站在一块儿就像是姐妹俩，只不过一个是台湾板桥镇上的美丽乖巧女孩，一个是江西九江绸缎号的女儿。林亲家母比夏亲家母足足小了三十岁，那年她才三十七岁。
婚礼当晚回到夏家，堂屋又摆了一桌酒席，新婚夫妇坐首席，公公和婆婆都坐在主人的座位。婆婆依正式礼俗向这对新人倒一杯酒，含英接受长辈的敬酒后，就完全是子媳的地位，住进属于夏承楹的小楼，开始了大家庭的生活。
含英也依“三日入厨下，洗手做羹汤”的规矩，不过，因为夏家有厨子，所以她抓了把米往锅里一放就回房了。之后，她为丈夫手工缝了一条裤子，这也是老规矩。
他们结婚后一个月，七爷夏承楣也娶进了女友周国淑；再过一个月，最小的九妹，柔美善良的夏承瑜也出嫁了，嫁给了她上海音专的学长、天津人张隽伟。娶进两个，嫁出去一个，对这个古老的大家庭是件可喜的事。尤其含英和周国淑这两个新派又漂亮的年轻媳妇，给这个老家庭带来新气象。在这之前，夏家几个儿子的婚姻都由父母做主，从老六夏承楹、林含英这对开始，才是自由恋爱结合的。
5。小楼生活乐趣多
含英常回晋江会馆看母亲和弟妹，她安排三妹燕珠去广德打字学校学中文打字，当时会中文打字的人还很少。燕珠毕业后，很快就在北平建设总署找到了打字员的工作。她又安排弟弟燕生去念高工，妹妹燕玢念助产。含英心里明白，林家的孩子没有机会念大学，但只要有一技之长，不怕不能生活。弟妹们都很乖，全听大姐安排，大姐就是爸爸，大姐也是妈妈。
打字这门手艺使燕珠一生受用，她一直工作到八十年代从上海纺织大学教务处退休。而燕生也学有专长，是位杰出的工程师，前些年才从台北公职退休。
妈妈爱珍常上永光寺街含英的小楼来。个头小，说得一口闽南腔北京话的“林亲家母”，不亢不卑，风趣亲切，在这个忠厚的书香大家庭很受欢迎。有时疼爱含英的张我军舅舅和罗心乡舅母会来小楼看他们，心乡舅母皮肤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