跹哪兀克�1997年执政以来，多次接受来自持有离岸区账户的知名赞助者的捐款，这些腐败的风气已经成了标准规范。
女王忠心的避税者
表面上看，对于很多临时的观察员来说，我和我的同事工作的离岸世界与“真实”世界的经济系统相隔甚远，但事实上，离岸银行处于全球化金融体系的中心，这使得企业和被看作是银行圈里高级净值个人（HNWI，或说微型母鸡，“hen…wees”）的超级富豪，能够在国内公众和法律当局所管辖不到的地方进行操作。20世纪60年代，当大量的石油美元开始在欧洲积聚起来时，离岸经济系统作为当时的一个显著特征如雨后春笋一般冒了出来。金融体系的全球化是由很多因素促成的：最显著的是通过放开国际汇率管制来达到金融交易的自由化，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所建立的固定汇率制的终结，20世纪80年代对金融市场的放松管制以及轻点鼠标就能实现资金高效转移的新型通讯技术的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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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节：第3章 黑金：离岸银行的隐秘世界（8）
经过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发展，离岸避税港的数目从70年代初期的25家上升到2005年底的72家，金融服务业的扩张规模变化之大可见一斑。很多国家都在准备建立它们自己的离岸金融中心。比如，2006年2月，加纳总统约翰·库福尔宣布他的政府意欲争取立法机构的同意，以允许在其首都阿克拉通过与英国巴克莱银行集团合资组建的银行提供离岸金融服务。有趣的是，72家避税港中的35家都与伦敦金融城有关系，它们或者与英国有直接的组织关系，或者是成了英联邦的成员。几乎所有这些避税港都与工业化大国有关，有相当数量的避税港群集在加勒比海、欧洲的外围边界地带、中东和东亚。其中大多数都与全球“三大”金融中心伦敦、纽约和东京有密切联系。
20世纪80年代国际债务危机之后，西方大银行将它们的营销努力转向为世界上大约800万的“微型母鸡”提供“私人”银行服务，在那场危机中，很多的高负债穷国最后都宣布对银行财团的私人贷款不予偿还。私有银行专心于向富人们提供“一站式”金融服务，全球大约有300万亿美元的客户资金由它们管理，这可是很大的利润来源，尤其是在低税率和无税环境下管理时，更是如此。1995年在伦敦金融城的一次银行业会议上，有人告诉我说，这个行业的目标就是在10年内将“微型母鸡”们的大多数金融资产都转移到离岸信托基金和公司。例如在拉美，财富高度集中，约30万人拥有大约3？7万亿美元的个人资产。据估计，这些拉美地区的富人中，其整个现金和已列出的证券资产中有超过50％的部分都放在离岸区。有趣的是，世界银行甚至在其2006年的拉美报告中指出，富人们的逃漏税阻碍了该地区的发展。这导致了一个投资不足、失业和社会排斥的恶性循环，加剧了贫困、犯罪和极端主义。
关于全球财富管理趋势的研究报告认为，离岸金融业在达到其将富有客户的资产转移到离岸区的目的过程中取得了很大进展。2005年发布的一组调查报告显示，大约11？5万亿美元的“微型母鸡”资产位于离岸区，这些资产或是免税或是被课以极低税率。如果对这些资产的收益按30％的平均税率征税，将使政府岁入每年增长2？55亿美元，这足以实施对低收入阶层的大型减税计划，足以为整个联合国千年计划——目标是在10年内将贫困人口降低一半，提供足够的资金。目前的7800万美元全球援助预算在这一税收损失估算面前已经黯然失色，这种税收损失还不包括由于公司以各种形式偷税造成的其他损失，或者由于税收竞争给发展中国家造成的不利影响，根据英国援助机构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的估算，2000年这一损失大约为500亿美元。
出卖泽西岛
泽西以及其他类似的避税港，都提供了将管制与放任、合法与非法联系在一起的离岸界面。表面上看，这些离岸银行是在模仿国内的银行体系，但是缺乏透明度和责任感也就意味着这些离岸公司没有经过审计，从而也就无从得知到底是谁拥有这些公司，谁会从离岸信托机构中受益，它们又是为了什么目的而存在的。这些隐秘性为犯罪和腐败提供了理想土壤，使这些勾当不那么容易被主流经济组织察觉。离岸公司并不是利用避税港来增加它们活动的经济价值，而更多的是利用它从事节省成本的“搭便车”活动，或者是从事金融欺诈。避税港的工作包括参与到一个充满欺诈、腐败、洗钱、逃漏税、军火交易、黑手党敲诈勒索、内部交易和其他形式的市场扭曲活动中，这些活动搅乱了真正的企业和财富创造的正常秩序。被私人侦探杂志《天眼》描述成“腐败小岛”的泽西岛，因参与欺诈活动，几乎不可避免地获得了一种很坏的名声，这则伦敦金融城的“泽西或者监狱”的笑话将其概括得淋漓尽致，这个笑话同样适用于任何在税收事务中顶风逆行的人。
慢慢地，我对我的工作感到了厌烦，而且对合法避税行业也感到困惑不安，于是我放弃了在信托公司的工作，在泽西岛政府申请了一个经济顾问的职位。1987年我被任命就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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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节：第3章 黑金：离岸银行的隐秘世界（9）
泽西政府，因其具有封建性质的正式名称“泽西州”而为世人所知。它不像英国的威斯敏斯特模式那样拥有一个政府和一个反对党，泽西没有任何政党体系。立法者财力有限，而且缺乏足够的研究人员和助手帮助他们对经理们的政策进行详细调查。地方政治活动也掌握在私产所有者和企业主手中。首席法官和政府首脑（立法机构）都与该岛的司法官有关联，而司法官是由英国国王指派的，这意味着立法和司法之间没有清晰的界限和区别。泽西唯一一家报纸——《泽西晚间邮报》，很多年来都是由岛上的最高层政治家掌控。泽西没有大学、研究中心或者智囊团。大约四分之一的适龄人口直接被岛上的离岸金融中心雇佣，其他大多数居民则靠经济体自身循环过程中的收入生活。在这种条件下就没有多大机会对政策制定者们都在忙什么进行长期持续的严格调查分析。一个民主政体所需具有的检查和平衡机制的缺失给不当行为和腐败创造了一个非常理想的环境，特别是像泽西这样有着深厚因循守旧思想和隐秘性的小岛。《华尔街日报》在它1996年的一篇文章中将泽西政体准确地描述为：“泽西……由一个团体在管理，尽管这些人构成了社会和政治主力，但他们大多数是小企业主和农民，现在他们发现自己管理着一个涉及上万亿美元的全球范围的产业，大体说来……这完全超出了他们的掌控能力。”
当我1987年就职时，泽西的银行和金融管理体制缺乏有经验的职员，而且受到政治控制。当时仅仅只有屈指可数的一些规章措施，而且其中大部分都只能用来装饰门面。本来政府规定这些规章措施是必须贯彻实施的，但泽西缺乏有效执行这些措施的管理能力。缺乏执行能力的状态一直持续到了现在。《泽西晚间邮报》2006年2月的一篇文章报道说，缺乏调查金融犯罪的警政能力意味着泽西岛在履行实施国际金融诚信标准的义务上存在很大风险。退回到1987年，由于本应该对公司管理机构进行管制的高层政要同时又是公司管理机构的一员，使得情况变得更糟。例如，皮埃尔·霍施福，一个旅馆经理，是瑞士银行巨头UBS的一家子公司的董事，同时，他还是州金融与经济委员会会长，并且还是财经事务部部长，而这个官方部门是负责管理银行业事务的。他的继任者，弗兰克·沃克，是一家报业集团的所有者，现在是泽西岛的首席部长，他将自己的管制职责与巴克莱银行的管理者职位结合起来。他们找借口说这些互相冲突的角色是为了让这些特殊安排给管制者了解离岸银行运作机制的机会，但事实上，这些互相重叠的职位表明了一种政治文化，在这种文化下，利益冲突日益被制度化了。
作为公务员，他们希望我们不要看到、听到、说到有关避税港的任何罪行。这种“三只猴子”的态度（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译者注）起源于大家对金融丑闻会毁了泽西的名声这样一种存在已久的畏惧。这种千方百计掩人耳目的策略风险很高，最后，当《华尔街日报》披露瑞士银行巨头UBS的一家叫做堪崔德银行的子公司与英国的一名通货贸易商罗伯特·杨的交易关系违反了美国反犯罪组织侵蚀合法组织法案时，它终于崩溃了。在对政治和金融利益间的重叠进行了一系列长时间的曝光后，《华尔街日报》断言泽西是一个危险的离岸区，“靠松懈的管制和政府干预存活” 。纽约的副检察官约翰·莫斯克甚至更尖锐，他评论说：“当法律需要它与犯罪势力合作时，泽西会认为自己的工作并不要求它将那些犯罪分子隔离出来。”
在泽西岛上，如果有人问一些让人尴尬难回答的问题，就会被告知不要“将小岛的家丑外扬” 。如果他们坚持这样的话，他们会被建议“在次日搭艘船离开” 。在这个小社会，没有有效保护揭发者的机制，没有很多可供选择的工作机会，这种姿态有效地压制住了反对者。结果，泽西民众就像很多小社会的人民一样，小心翼翼地避免公开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一位在医院当清洁工的老奶奶露丝玛丽·帕斯特拉纳曾公开反对将泽西岛作为避税港，她说：“泽西只会围着富人转，如果我们谈论避税港就相当于把自己放在断头台上，如果他们不能让你闭嘴，他们就会威胁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