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帝国阴谋与金融潜规则- 第15部分

　　我很快在位于伦敦和牛津之间的奇尔特恩丘陵（Chilten　Hills）安了新家，找了一份出版和咨询公司的管理工作，这家公司专门从事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政治和经济风险评估。但我与离岸避税港的“缘分”却没有就此结束。1999年，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给了我一项咨询任务，请我加入一个小组调查避税港对发展中国家造成的影响。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的报告《避税港——为根除贫困而让渡隐藏的万亿资金》于2000年6月发布，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反响，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它估算了由于跨国公司有害的税收行为给发展中国家造成了每年500亿美元的损失。不用说，泽西岛的政要和银行家都不会为我参与这些研究而感到高兴，他们认为这是一次“对小岛的抨击。”我在《金融时报》、《护卫者》和《世界报》这些国际报刊或者BBC的时事节目中对避税港的严厉批判都被视作对小岛的彻底背叛。而泽西州的公共宣传机构做得更过分，它们将我描述成一个充满怨恨、性格扭曲的人。在伦敦有两位BBC记者曾分别告诉我，他们都曾被泽西州高层警告说不许对我进行采访，原因是我纯粹“受个人利益驱动”，我才不管这是什么意思呢。一位新闻记者告诉我，泽西财政部——泽西岛金融行业的营销部门高级主管菲尔·奥斯汀曾联系她，含沙射影地说我与英国的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组织有联系。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的一个专家助理理查德·昂也曾在由文鲜明（Sun　Myung　Moon）所有的《华盛顿时报》上撰文诽谤我，滑稽的是，文鲜明在受到逃漏税指控时被宣判有罪。2005年，我扬言如果《泽西晚间邮报》的主编克里斯·布莱特不发文收回对我的性格和动因的诬陷，我将向英国新闻申诉委员会告发他。他立即认输了。所有这些都很可笑，而且都是一些无聊的政治争斗，压根儿就不需理睬，但是它表明避税行业在受到合法调查时会变得怎样的气急败坏，手段又是如何的卑劣。这些人都会搞邪门歪道；这里涉及巨额赃款；这里有着数不清的家丑。　　　

　　2002年11月，很多民间活动群体、学界人士、记者、金融专家和其他一些专业人士汇聚到意大利的佛罗伦萨，讨论牛津饥荒救济委员报告所提出的问题。我随英国学术界和活动参与者的代表团参加了这次会议，与会者对避税港影响的深刻认识和广博知识以及他们创立一个民间组织网络以将我们关注的话题提上国际议事日程的决定让我大受鼓舞。在那期间，我们都同意设立一个机构以配合研究和活动。4个月后，在英国国会大厦，税收公平连线（Tax　Justice　Network）正式成立了。全国性的连线活动随后立即扩展到欧洲、美国和拉美，而且2007年在非洲创立连线的计划也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着。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中，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亨利·迪克特·怀特详述了对资本外逃和避税现象的关切，60年后的今天，民间社团终于触及了导致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持久贫困根源的核心。　　　

　　客厅里的大象　　　

　　由于受20世纪60年代美国公民权运动的鼓舞，在10多岁的时候，我便开始致力于全球正义事业，尽管目睹了离岸经济体那些为人所不齿的行为，但我仍然保持着这些理想。就像全球正义运动中的很多人所认为的那样，我也相信增加对贫困国家的援助和勾销它们的债务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采取措施同不平等和导致贫困的根源作斗争。这意味着要解决腐败、贪污、资本外逃和逃漏税这些问题，所有这些都要求加强对金融体系的监管，正是这些金融体系助长了上述行为的发生。由于有巴塞尔一号银行协议的优惠待遇条款支持，离岸银行以惊人的速度在增长，但是却没有采取什么措施约束它们在发展中国家的行为，也没有取缔以逃漏税为目的的离岸账户和信托机构。根据一份研究报告估算，在过去10年中，大约有5万亿美元资金从较贫困国家流向西方国家，每年有1万亿美元脏钱流向离岸账户，其中大约有一半来自发展中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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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节：第3章　黑金：离岸银行的隐秘世界（13）　　　　　　　　　

　　避税港对犯罪、腐败和偷税收益大开方便之门，这可能解释了为什么资本流动总是从南半球流向北半球，从穷国流向富国，而不是像经济学理论所预期的那样反向流动。这在很大程度上也解释了为什么那么多发展中国家缺乏发展建设资金，而必须依靠外债和援助为公共设施融资，这些资金本来应该由税收收入支付。拉美的很大部分财富都放在离岸区，这些财富处在离岸银行和信托机构的隐秘保护下，要么是全免税的，要么是大部分免税的，毫无疑问，如果不取缔避税港，减少贫困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上述很多论断在世界银行2006年关于减少拉美贫困的报告中得到了证明。正如可提出证据加以证明的那样，非洲和中东的情况更加糟糕，这也说明了长期失业、犯罪和社会紧张局势耗尽了阿尔及利亚、埃及、利比亚、尼日利亚和沙特阿拉伯这些石油或天然气生产国的国力。这头特殊的站在客厅里的大象已经庞大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掌握在离岸区的11？5万亿美元财产可不是笔小数目，而且有证据表明这一数目还在膨胀。　　　

　　与国内权要的避税、腐败和贪污一样，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也完全被同化了，它们广泛地利用避税港偷税。例如，多年来泽西就被欧洲利用来进口香蕉和咖啡这样的初级产品。而事实上，寒冷、多风的英吉利海峡并不出产这些热带水果，但名义上这些贸易都经过了泽西，部分原因是为了将利润转到离岸区，部分原因是为了掩盖这些市场已被极小一部分垄断公司控制的事实。英国政府估计现在至少有一半的世界贸易名义上通过避税港，所以被非法转移的利润规模是非常庞大的。　　　

　　阿根廷和巴西的经验表明至少有些消失在离岸区的资金将“绕回来”：这些资金被非法转移到了开曼岛或海峡群岛的离岸公司，随后它们又以对外直接投资的身份返回国内投资。这引起国内当局出台优惠税率、补贴和其他优惠政策吸引投资，此做法扭曲了当地市场，将国内企业置于不利地位。但在很多情况下，外逃资金永远地离开了本国而被投资于西方的国库券或大型证券交易所，或者瑞士、伦敦、佛罗里达和法国南部的不动产。　　　

　　尽管将手提箱装满钞票也是洗钱的一个选择，但传真、电脑、因特网和复杂的秘密离岸公司及信托机构网络越来越普遍地被用来将黑钱转换成合法财富。面对越来越猖獗的非法资金流动，很多国家都试图对国际资金转移体系、无赖银行和避税港进行更加严格的管制，但如果在提供有效信息交流方面的国际合作没有实现自觉化和全球化，对并行的避税港和离岸金融中心这些经济体没有采取合适的抵制措施，那它们的努力注定会付诸东流。一位研究洗钱问题的专家引用一位瑞士银行家的话说，追踪流经该国的黑钱的行动失败率为99？99％。这很让人吃惊，尽管在这方面瑞士不一定比其他主要离岸金融中心做得更糟。　　　

　　精英们的反叛　　　

　　在处理这些全球金融体系顽疾时的失败产生了一种法律无用、欠缺职业道德的思想，这种思想就像癌症一样在攻击市场体系的完整性和民主主义理想。那些遵守合法管理和道德原则的公司董事发现他们在一个不平等的平台上与那些试图将合法避税利用到极致的公司违法者们竞争。全世界的税收负担正日益从富人身上转到中产收入者和较低收入阶层身上。为了首先服务于超级富豪们的利益，发明和改造了各种手段以方便他们窃取全球财富。富豪们成了与众不同的一群，特别是在税收事务上。大多数人将财产放在泽西、瑞士和开曼岛这样的离岸避税港。他们想住哪儿就住哪儿，他们一心想着的就是如何保持富有。他们的财富可以自由流动，他们甚至能决定在哪儿缴税，或者要不要缴税。　　　

　　地产巨鳄利昂娜·赫尔姆斯利在20世纪80年代曾说，只有小人物才缴税。当时，很多听到这话的人都感到震惊。到现在，事态恶化到这样一种地步：很多人都认为富人规避缴税。乔治·W·布什总统在2004年8月曾说，设法对富人征税是没有用的，因为“富人们都挖空心思地偷漏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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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节：第3章　黑金：离岸银行的隐秘世界（14）　　　　　　　　　

　　其结果是经济和社会秩序未能也无法满足21世纪的福利和安全需要。在发展中国家，通过逃税和对资源的巧取豪夺来充实离岸银行账户，使国内滋生了普遍而长期的怨恨情绪，造成了大面积的失业、低水平的公共设施建设以及经济和社会机会的匮乏。但这种状态也不是无药可医。很多此类问题都可以通过加强国际合作来解决。各国政府间的有效信息交流对克服资本外逃和逃漏税问题有很大帮助。银行隐秘性所造成的障碍可以通过将主要的条款嵌入国际条约来克服。可以通过要求登记离岸信托机构的设立人和受益人的主要细节来降低其隐秘性。那些人因离岸公司和信托机构赋予他们的权利而受益，因此他们没有理由不履行提供他们身份的基本信息的义务。可以采用全球框架体系对跨国企业征税，征税依据是创造利润所在地。像这些政策可以在相对较短的时间范围内实施。对那些想尽快摆脱贫困的国家来说，这也许是最好的途径。　　　

　　【注释】　　　

　　①约翰·克瑞斯滕森，“备受关注的合作社运动新趋势”，《商业时报》（Business　Times）（马来西亚），1985年12月14日，第11页。　　　

　　②“马来西亚银行与合作社危机的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