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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世上不同的人沟通的过程中，我发现很多成功人士都承认，他们一旦决定要做一件事情，就会全身心投入其中。他们不会因为可能会犯错而畏首畏尾。在找到最适合的职业之前，他们可能已经尝试过几个不同的职业。为了充分利用这40次机遇，你时不时要做一些你不一定会做的事情，犯一些错误，然后从头再来。这是个简单的道理，但是很多人都害怕改变（农民是最排斥改变的人）。如果你觉得你对一件事很感兴趣，不要多想，放手去做。
在接触农活儿之后，我离开了奥马哈几年，这期间我常常想起当时在地里干活儿的经历。1982年当我再次回到这里时，我已经有了一个妻子和4个继女，我要开始养家了，所以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租地来耕种。我喜欢待在农场，那是我最开心的时候，我和除了南极洲之外的其他大洲的数千名农民都有过交流。
当我的儿子HWB还小的时候，他会抱着枕头和我一起坐在驾驶室里，我用录音机放他最喜欢的迪士尼电影原声带，就这样与他共同度过几个小时的欢乐时光。我会让他掌控方向盘，教他认一些动物，并告诉他一些农业常识。如今，他经营着奥马哈的一片我父亲买下的耕地。他不像我一样喜欢大汽车和泥土，但是他熟练掌握了电脑技术和GPS（全球定位系统），美国如今有如此大规模的农业也是有赖于这些技术。他有一次从华盛顿飞往奥马哈，在飞机上给我发了封邮件，告诉我他刚刚在35000英尺的高空上用黑莓手机和飞机上的无线网络把中枢灌溉系统打开了，足见他是多么精通高科技设备。我是那个在沙箱里玩儿玩具卡车的小孩儿，而HWB是你在停电后指望着能够把录像机重新编好程的那个小孩儿。
农民比他们表面看起来要多元化
显而易见，我走上务农这条道路的经历并不具有代表性。我儿子喜欢务农的原因和我不一样。但是我不确定美国的多数人——甚至是那些想要出台农业政策或是应对全球饥饿问题的政府机构和组织——知道世界上数亿农民的耕种经验是多么的千差万别。我很少见到既是农民，同时又是伟大的经济学家、杰出的学者，或是夸夸其谈的政客的人；反过来亦是如此，很少有人身兼这几种身份，然而尽管如此，还是没能阻止后者中的一些人对某一特定地区的农业生产问题指手画脚，虽然他们完全不知道在那儿耕种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农民的思路。
美国的农民可谓占尽天时地利，原因有几个。他们可以使用美国广袤、平坦、土质良好的耕地，这些耕地位于我所说的“肥沃地带”，即北纬30度到45度之间的区域。美国大陆的48个州大部分都在这个肥沃地带之内，气候适中，土质优异，是全球最多产的耕地。美国不仅在地理位置上得天独厚，而且土壤基础好、设施完善，还有大量的信息资源和研究数据，这些有利于农业的发展。
我们早在18世纪初的时候就对农业基础设施进行投资，那时，90％的人口都以农业为生。我们早期的总统，包括乔治·华盛顿在内，都是农民，他们都非常关注农民的切身利益，以及如何提高产量。很早我们就建立了一套土地使用体系，使得每个农民都以一种可靠和稳定的方式与其土地联系了起来，这就鼓励农民投资和开发土地，也允许他们利用土地进行赊购。美国农业部建立于1862年，同年，《莫里尔法案》（MorrillAct）通过，农工学院相继成立。到20世纪60年代，政府对这些项目、大规模的研究和其他重点基础设施（例如城市电力、公路、铁路等）已经进行了长达几十年的投资，创造了很好的条件，使得农业生产率在接下来的40年里增加了2倍。
现在，不断发展的研究和技术革新使农民能够进行更大规模的耕种，这在几十年前还是无法想象的。卫星导航的拖拉机、收割机和施肥机能够根据每平方英尺的作物所需营养的实时评估，在那1平方英尺的土地上释放所需的养分。1926年，1个美国农民可以养活26人；而如今，这个数字变成了155人。
这些农民有专业技能和资源来使用最精密和最复杂的技术——我们必须继续支持他们。食物生态系统包罗万象，非常复杂。如果美国玉米歉收，那么全球玉米价格可能会因此上涨，从而加剧全球饥荒；而如果其玉米丰收，剩余的玉米可以被快速有效地用于地震后的灾后救援工作。世界人口在不断增加，农业生产率也必须不断提高。美国的农民现在生产着世界上20％的粮食。但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当美国最大化其耕地生产率之后，它同时也在拯救其他地方脆弱的生态体系。
即使在我的家乡迪凯特，一个耕地资源丰富的美国中西部城市，那里的人们也没有意识到在过去30年里，家乡的农业会有如此大的变化。我们有成百上千英亩的玉米和大豆耕地，然而我还是遇到过很多当地人，他们认为耕种活动仍然停留在民间小作坊的经营模式上。几十年以前，这里有很多面积约几百英亩、规模适中的农场，每个农场可能雇用了一户农民家庭，或许还有其他几个人。而现在，这些农场动辄上千英亩，由越来越少数的农场主经营着，他们只雇用几个工人，更多的是依靠更大型、更精密的机械设备。这些设备穿梭于耕地之中，高高的杆子上装有GPS接收器，让农民不用亲自下田就能自如地操控设备，可能只需要在播种或收割的季节多请几个帮手，但是总体而言，自动化和机械化的程度是非常高的。
这是美国的一个极端，其另一个极端是，一些小量生产有机作物的农民正在使用各种低影响的绿色科技，引领着有机运动和“购买本土农作物”运动，而且这些农民的队伍还在不断壮大。这方面有分量的研究和技术不少，我个人也很支持。我认为我们应该在每个领域、每种规模上都进行多种尝试。我所见过的最让人印象深刻的示范田之一就位于宾夕法尼亚的罗德学院（RodaleInstitute），几十年来，那里的科学家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做实验，试图研发能够保护和提高土壤质量的更高产的有机耕种方式。
我一向坚定提倡要更好地管理土地，后文中也会详细提到这点。然而现在我要说一个可能不讨喜的观点：饥饿问题每天都折磨着近10亿人口，以我们现在的耕种规模，依靠有机农业是不能养活所有人的，那样做挑战太大。一些重灾区的条件太恶劣，不能仅仅依靠有机农业，而且有机农业需要农民接受大量的培训和不间断的管理，需要在特定的时间做特定的维护。我赞同这样一种观点，不论是美国最大的商业玉米农场，还是危地马拉或加纳一户贫穷农民家周边的一小块土地，其土壤质量都是至关重要的。提高土壤质量的方法包括覆盖作物、轮耕和减少使用耕作技术，这是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种规模的农田都能应用的方法。然而，到头来，要为全球将近10亿人口解决粮食问题还是需要向不同规模的农场推广最佳实践，并通过因地制宜来获得成功。
小农户的金字塔
当谈起全球饥饿问题，每个农民都有自己的角色。显然，商业农民的角色和小农户的不一样，但是世界粮食生态系统需要每个地区的每个角色都有合适的、聪明的演员来扮演。在饥饿问题上，我最关注的是自给农民，世界上有很多人致力于解决全球饥饿问题，他们的初衷和想法都是美好的，却误解和忽视了自给农民。
2008年，我在埃塞俄比亚南部这个备受干旱和饥荒折磨的地方遇到一位妇女，她的名字叫阿达尼克·瑟发。那次，我一如既往地带着我的相机，拍了一张她和她12岁的儿子纳吉瑟坐在一个食物分发点地上的照片。这张照片提醒着我们，必须找到一种长期的可持续的方式帮助这些人。照片里，她的眼神空洞而又痛苦，儿子的胸腔凹陷，肋骨根根分明，腿非常细，以至于膝盖看起来像个大肿块。
阿达尼克告诉我，她有1。25英亩的土地，但是已经有两个季节不能产出足够的粮食来喂饱一家上下11口人了。她去那里是为了得到点儿食物援助。以前她养过鸡，不过它们病死了，也有可能是因为干旱。她没有办法储藏粮食，当我遇到她的时候，她已经卖了最后一只山羊和一只绵羊来购买食物，然而因为持续不断的干旱，当地的粮食价格极高，所以她几乎什么都买不起。
我知道粮食援助可以帮她撑过下一周，或许下个月。在这样极端的环境下，粮食援助是让这些人活命的关键。但是每个人都知道，粮食援助不是长久之计。那么，我们如何找到一个长久之计呢？我们怎样才能帮助到像阿达尼克这样的农民获得一个可持续的粮食来源和收入？
在非洲和世界其他地方，还有上亿像阿达尼克这样的人，他们没有一个关于自己是如何“选择”务农这个行业的有趣或是离奇的故事，完全是迫于生计。据联合国粮农组织估计，这些农民多达5亿，他们采用最原始的耕作体系，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它们所需的80％的粮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一辈子都不会使用拖拉机或收割机，也不会用“地球的管家”这样浪漫和崇高的字眼来形容自己。他们很难种出足够的粮食来养活家人，一场干旱或者一种害虫或病毒的侵袭就意味着他们要丧失一个或者多个小孩儿。他们就是在这样异常恶劣和极端的条件下，使用最原始的工具和低劣的种子进行农事活动的，别无他选。
虽然有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