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那个院子里面停留的时间很短，其间我只拍了一卷胶卷，36张照片。对我而言，最让人心酸的一张照片是一个剃着光头，戴着脚链坐在地上的悲伤的小男孩，他正在读一本宗教的书，他把一些旧袜子垫在踝骨处，这样一来，脚链就不会硬生生地摩擦脚踝。我把这些照片冲洗出来，寄回塞内加尔。我的一个联系人把这个小男孩的照片和其他几张照片一道拿给了当地政府官员，控诉这个院子里的小孩儿受到了非人的待遇。一开始，官员对此予以否认，但是照片却铁证如山。据说此举的成效就是，医生可以进入院子里给小孩儿进行身体检查。
我已经记不清楚我的照相机给我惹了多少次麻烦了，要么是因为我看到了一些我或者任何人都不该看到的东西，要么是因为我铤而走险拍摄各种各样的动物或者地貌。但是分享我一路上的所见所闻已经成为我人生的一部分，现在我已经不能把我的慈善事业和摄影分隔开来。我已经出版了几本摄影作品，内容有关濒危物种和栖息地，以及全世界穷人的生活经历。我用摄影来解释我在做什么，以及我为什么这样做——即使在可怕的或者被忽视的环境下，人们依然顽强地和暴君对抗，和命运抗争，我想做的就是让人们见识到他们这群人的高尚和尊严。我曾亲眼目睹苦难给人们带来了怎样的个人伤害和群体伤害：例如容纳了上万名难民的难民营，没有人愿意想起这些难民或是和他们打交道；又或者是正在侵蚀雨林的刀耕火种式农业。有意思的是，我对摄影的热爱已经持续了几十年，然而一开始我并没有这个追求新鲜刺激的爱好，它是来自我妻子德文的一个礼物。她认为，拍摄大自然能够让我静下心来，变得有耐心。
我们的西部
在我二十几岁操作着一些大型设备从事耕种的这一段冒险经历中，我娶了一个名叫马西娅·邓肯（MarciaDuncan）的奥马哈女子。虽然我们本意都是好的，但是最后我们并不合拍，所以结婚没多久就离婚了。我当时还很年轻气盛，焦躁不安，也不知道接下来的日子我要干什么。我向父亲征询意见，说我想去由他敬重的人开办的公司里学习学习。我们讨论了几个选择，都是伯克希尔公司控股的不在奥马哈的公司。父亲说，他会帮我找一份工作，“但是你要从底层做起”。我完全可以接受。最终我选择了加州的时思糖果（See’sCandies）。
我一开始工作的任务之一，就是和时思的一位备受信赖的资深维修工程师一起出差。时思糖果的店面几乎千篇一律，色调永远是黑白相间，地板也是由黑白相间的瓷砖拼成的。大多数销售员都是女性，身穿带有黑色蝴蝶结的白色连衣裙。每年，工程师都会从加州去得州和西部的其他州出差，检查大量的时思糖果店铺，以确保每样东西都得到很好的维护，还会给这些店铺来个大清洁。他在我心目中就是个80岁的老头，但是我知道他实际上要年轻得多。当然，和一个以自己工作为荣的同事共事还是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的。我之后调到了生产和包装部门，在那里，我负责订购每天的订单所需的包装盒。
订购包装盒听起来小菜一碟，但是它的数量要与产量相一致。如果订购出现错误，不能满足糖果订单的需求，就会对生意带来严重的影响；如果订多了，盒子又会积压在走廊。我们定期会有消防检测，如果走廊堆满杂物通行不畅的话，整个工厂可能会被勒令关闭。
时思的一些员工并不待见沃伦·巴菲特的儿子，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有一次，一个同事订购了两三倍于我们通常所需的包装盒，就是想引发刚刚我说的消防检查的问题。我的上级把我叫过去，说我犯了个这么低级的错误，要解雇我。他给我看了看包装盒的订购单——签的是我的名字，但是我指出这一看就不是我的字迹。之后他们进一步调查，发现是他人所为，而这个人一直对我获得这份工作的方式感到愤愤不平。
我父亲想让我在这个行业里至少待上两年，真正学到些东西，我也答应了。我还算喜欢这一行，在时思也交了些朋友。然后我遇见了德文。
当时除了时思糖果，我的另一个选择是纽约州的《布法罗晚报》（BuffaloEveningNews）。我遇见德文之后，心想：“谢天谢地我没有去布法罗！不然我一辈子也不会遇到德文。”她那时已经是四个孩子的母亲，而且是位极为出色的母亲。我在时思的最后一年，我们度过了愉快的时光，与此同时，我也在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念书，这一次的目的是发现我到底需要什么、需要？么做，才能活得有价值、有意义。
但是我一直很怀念奥马哈。尽管我很喜欢在加州大学欧文分校上课，但我还是想和德文结婚，也需要一份工作来养家糊口。如果在南加州定居的话，我觉得有点儿不合乎情理，所以我们搬回到奥马哈。之前我在那里学习如何使用重型设备，所以还有些朋友熟人，一回去我就承包了一个项目，修剪河边几英里堤岸上的杂草。我们结婚之后的两个月里，德文就怀上了HWB。
当我们搬回奥马哈之后，我开始更加认真严肃地对待务农这件事。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觉得内心平静下来了。务农对我有种神奇的作用，特别是种植和收割。尽管对于那些不习惯干农活儿的人来说，这样的工作单调无味，没完没了；但是对我而言，花时间驾驶农业设备在田地里做些基本的农活儿让我觉得非常踏实，精神焕发。
当你坐在一台拖拉机里，或者开着一辆收割机时，你必须注意你手头的工作，从而简化了你的视觉世界。我开始看到一些以前从未注意过的东西：鹰和草原狼；日落和月出；在不同的季节或者一天之内不同的时间，玉米秆会呈现出黄色、橘色或其他颜色；下过雨之后，土壤会在太阳出来的时候闪闪发光，变干的时候会从黑色变成褐色；狐狸飞奔进玉米地；亮绿色的迪尔设备立在金灿灿的、被风吹打的谷物旁边。
我那时还没有相机，但是我很想向德文和孩子们展示我在地里看到的景象。HWB那时还小，但是我们有四个女儿，她们都很喜欢拍摄动物和大自然。德文的女儿埃琳有一部傻瓜相机。我问她可不可以借我用来捕捉我在地里的某些瞬间，这样我就可以跟家人分享那些令人陶醉的美景。
德文知道，拍摄这些景象似乎开启了我内心的一扇门。我之后听到她跟别人说：“豪伊大概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这么严肃认真，而且一天中大部分时间他变安静了，不再到处开玩笑或是关心别人在干什么，大自然的光线、颜色和景象都深深地触动着他。人们都说从豪伊的摄影里仿佛看到了他的灵魂。”
德文去内布拉斯加家具城（NebraskaFurnitureMart）给我买了部很好的相机，是一款宾得35mm单反相机。我立马上瘾了。我对饥饿问题的认识之所以越来越深，摄影功不可没。从那以后，我对相机爱不释手。
早期的时候，我每次去旅行，都会拍摄自然风景。但是即使我的任务是拍摄大猩猩、北极熊或者美洲狮，我也会鬼使神差地把镜头转向那里的人。生活在那些濒危栖息地的人们通常一贫如洗、饥肠辘辘。
为了捕捉最好的摄影画面，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说，你要注意诸如光线和空气质量这样的因素。在发展中国家的很多村落里，会有有毒的烟雾，村民完全暴露在这些贴近地面的有毒烟雾里，时间长了，对肺部有害。烟雾可能来自垃圾焚烧，或者是残留的炭火。不论来自什么，这种难闻的烟和气体对身体都是有害的，对小孩儿更是如此。它存在的原因是人们很贫穷，不论烧的是什么，都是村民迫于维持生计。
另一个让我着迷的原因就是，不论被拍的人多么清贫，他/她总会有几个小宝贝，或者一些表明他们身份的东西。在难民营里，曾有妇女拿给我看带有子弹孔的锅或者沾有血渍的裙子，这些都能证明她们曾经有过的可怕遭遇。一些小孩儿，可能会给你看对他们有特殊意义的小玩具，比如脏兮兮的小娃娃或者小型玩具车。当你拍摄他们的宝贝时，他们特别自豪。因为这证实了他们的宝贝确实非同一般。
为了获取一个画面，你可能会让自己身陷险境。有时你专注于构图，完全忘了这一点。很多摄影记者都觉得，只要手持相机，就有种要报道真相的使命感。问题就在于，尽管你幻想你手持揭露真相的武器，但是这部相机并不会在危险面前挺身而出保护你。我曾经就为了拍摄一些有震撼力的照片，身陷危险之中——比如说，在阿富汗距地面14000英尺的黑鹰直升机上冻得瑟瑟发抖；受到北极熊的攻击；在塞拉利昂钻石矿周边，和手持铁锄的愤怒男子对峙。
对我而言，塞内加尔的那个戴着脚铐的小男孩就是众多饥饿的面孔之一。这些戴着脚铐长大的寄人篱下的孩子们，需要残酷的老师来养活，他们的未来何去何从呢？在过去10年，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我亲眼目睹过各种悲剧，也了解饥荒所能引发的痛苦，有时这些画面让我深感绝望。每当我站在镜头后，我都告诉自己搜集证据是非常重要的，这些图像迟早有一天会帮助人们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行。这就是我在情绪上的应对机制。但是不可否认，这一切还是让我觉得沉重。
几年前，我做了次背部手术。当时麻醉感还没退去的我，从病房出来的时候神志不清，德文陪在我身边。她之后告诉我，她那次仿佛听到我“心碎的声音”。我一直在呜咽，“那些苏丹人民，他们都在垂死挣扎。母亲们无法帮助她们的孩子。没有人懂这一切。人们都在先后死去……我也无能为力……没有人在意……还有生活在乍得的人民……他们也命不久矣。我拯救他们�
小提示：按 回车 [Enter] 键 返回书目，按 ← 键 返回上一页， 按 → 键 进入下一页。
赞一下
添加书签加入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