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需要说明的一个专业知识是，药品注射液有两种给药方式：一种是静脉注射，也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挂吊针；另一种是肌肉注射，也就是小针管注射。有的注射液的给药方式是肌肉注射，有的是静脉注射，也有的是既可肌肉注射也可静脉注射，而采取何种方式注射是靠严格的科学实验和质量标准来限定的。比如，某个品种的注射液批文是肌肉注射，如果用于静脉注射，对人体将造成极大危害，甚至置人于死地。这种擅自改变给药方式的情况，将以假药论处。
但是，如果某种注射液只被审批为单一的给药方式，当然不如同时适用两种给药方式那样被更多的医疗机构和患者接受。这也就意味着单一给药方式的注射液的销售量会比两种给药方式的注射液要低得多，同一种注射液所产生的效益就会大打折扣，甚至不如两种给药方式的药品的一半。
也就是说，制药企业在生产注射液时，都不遗余力地力求获得两种给药方式的批文。当然，这个前提是要有严格的临床试验并经过层层严格审批才可以。
当大家了解这些医药知识之后，我们所看到的就不仅仅是精彩的故事，而是活生生的“草菅人命”的假药出笼过程。
索贿受贿，两官员联手“挤牙膏”
2004年初，已经在医药行业扎下脚跟的吉林威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准备大举扩张。在魏威的操纵之下，吉林威威药业分解为诺氏制药公司、巴里莫尔制药公司和太平洋药业3家公司。此前魏威通过各种手段获得的批文分散到了前两家制药公司中，诺氏制药公司因此拥有吉林威威制药的多种药品，其中包括人参多糖注射液等3种注射液。
但是，人参多糖注射液等3种药品在2002年由“地标升国标”时，批文上的给药方式只有肌肉注射一种，并没有静脉注射。而这几种药品在市场上非常好销，也就是说，不能静脉注射等于阻断了魏威一半以上的财路。
增加注射方式成为魏威广开财源的必由之路。魏威开始以为，凭着与国家药监局的“铁关系”，仅仅增加一项注射方式不算难事。于是，2004年3月4日，魏威以吉林威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名义，草率地向药典委员会提出修订相关注射液说明书的申请。2004年4月，按照工作程序，经专家讨论认为静脉给药应慎重，要求威威药业提供相关安全性试验和临床试验资料后再议。时任药典会副秘书长的王国荣作出批示，同意专家意见，并要求向吉林省药监局核实是否曾批准静脉给药。
第一次申请很快搁浅了。魏威没想到药典委员会的人这么“不给面子”，于是，遭到阻力的魏威决定采取他的“金钱炸药包”，炸平挡在前面的两座重要“关口”。
第一个关口是国家药典委员会业务综合处副处长李智勇，他“以副代正”负责主持综合处的工作。瘦瘦高高的李智勇虽然学历偏低，但是能力却很强。在人才济济的药监局里，高学历者比比皆是，而像他这样只有大专学历的副处长却凤毛麟角。李智勇给人最深的印象是八面玲珑，善于揣摩领导心思。
第二个关口是国家药典委员会副秘书长王国荣。这位自诩为颇有“佛相”的年轻高官出生于山西太原，拥有研究生学历，享受副厅级待遇。王国荣给人最深的印象是精于“算计”、城府深不可测。
王国荣和李智勇是魏威必须打通的两个关口。因为在“地标升国标”的整顿工作中，国家药监局要求药典委员会在制定国家药品标准的同时制定药品说明书。如果已发布的药品标准及说明书中有错漏，药典委员会可对药品说明书进行制订、修订工作，但这种制订、修订仅限于对原批准过的内容进行保留或删改，不能增加新的内容。如果严格按照国家药监局的这个标准要求，魏威的路是行不通的。但是，魏威想到了一个变通的办法：1996年之前的上述3种注射液是既可肌肉注射又可静脉注射的，只是在“地标升国标”被核减了静脉注射。现在只要修订给药标准，把肌肉注射的一种给药方式改为肌肉注射和静脉注射，就万事大吉了。
魏威之所以把他攻克的第一个关口设定为李智勇，是因为制定国家药品标准和制定药品说明书的工作归业务综合处，而药典委员会的业务专用章也归业务综合处管理，只有在综合处说了算的李智勇可以在药品说明书上盖章。
于是，时隔一年之后的2005年3月，魏威不再以威威药业，而是以诺氏制药的名义再次上报了修订相关注射液说明书申请。为了保险起见，这次魏威打着药监局和注册司有关领导的旗号来找李智勇，并请李智勇提供人参多糖注射液等3种药品既有肌肉注射又有静脉滴注的说明书。李智勇见是大名鼎鼎的“拿号王”魏威，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不久，李智勇将盖有药典委员会印章的3种注射液的说明书交给魏威。
按照有关审批程序，制药企业向所在省的药监局提出申请，省药监局审核后上报国家药监局，经药典委员会组织专家论证审核，上报给注册司审批后，即可完成药品标准和药品说明书的修订。魏威打通了李智勇的第一关，获得药品说明书，加上此前已经打通吉林省药监局之后获得的申请恢复人参多糖注射液等3种注射液静脉滴注的材料，即可将材料报到药典委员会秘书长王国荣那里。而魏威早已通过各种关系，提前向王国荣打了招呼，希望王国荣能够高抬贵手。
此时的王国荣正处在被“扶正”后的喜悦之中。王国荣从2002年7月开始担任药典委员会副秘书长，虽然是正处级，但一直主持药典委员会工作。直到2005年2月才被任命为秘书长，此时，43岁的王国荣享受副厅级待遇，他的心情当然与一年之前不一样了。
2005年6月，将各种材料准备妥当的魏威来到王国荣的办公室，一番寒暄之后，魏威提出对人参多糖注射液等3种注射液修订给药标准的要求。王国荣打着官腔让魏威把材料放下，答应“研究研究再说”。魏威没说什么，临走时将申请材料留在了办公桌上。
但是，魏威的所作所为瞒不过精明的王国荣，他并不想轻易给魏威“放行”，必须设置一些障碍才能让魏威心甘情愿地“出血”。在魏威第一次送来的材料中，王国荣发现其中3个药品的说明书上盖有药典委员会的章，他担心是魏威伪造的假章，就悄悄让单位的员工将材料送到中国人民大学进行了鉴定，结果印章是真的。为此，王国荣还在单位悄悄进行了核查，却没有发现是谁加盖的印章。王国荣没有想到，瞒着他偷偷盖章的竟然是自己的心腹李智勇，而李智勇不能也不敢承认这章是他盖的。王国荣没有再向魏威了解盖章的情况，他想，这3种药品马上就要进行专家论证和研究，如果通过了，就不追究这件事情了。
但是，处事谨慎的王国荣还是不放心。2005年8月，王国荣将魏威的申请批转给综合处，要求向吉林省药监局发函核实人参多糖注射液等3个品种是否曾批准“静脉使用”。李智勇于2005年8月9日向吉林省药监局发文核实，很快，李智勇得到吉林省药监局的复函确认。
其实，就在王国荣将魏威的申请批转给李智勇的当天，李智勇为了向魏威邀功请赏，当即把全部情况告诉了魏威。同时，李智勇还煞有介事地说：“王秘书长将这事交给我办，你放心，我一定会办妥。但是，为了保险起见，你得给王秘书长意思意思，他对你这事很上心。”
魏威对此当然心领神会，不仅仅是王国荣想要钱，“具体办事”的李智勇也正张着血盆大口呢。魏威随即从汇丰银行北京分行他个人的“行贿专用账户”中提取了20万元港币，加上家里存放的5万元港币一起，分装在两个牛皮纸袋中，将其中一袋15万元港币悄悄送给了李智勇。而另一袋10万元港币，魏威送到了王国荣的办公室。王国荣看都没看，随手扔到了自己的书架上，再也没有动过，直到后来被警方从他的办公室查出来。
但是，这25万港币实在满足不了王国荣和李智勇的胃口。没过一个月，李智勇再次找到魏威，告诉他申请材料已经审核完毕。但是，李智勇“关切”地对魏威说：“上次你送给王秘书长的钱少了点，你还是再表示表示吧，不然不好办啊。”魏威当即心领神会，为了增加行贿的力度，这次他不再送港币了，而是准备奉送点“硬通货”，再次从汇丰银行他个人的“行贿专用账户”中提取了6万美元。魏威按照每1万美元装在一个汇丰银行的黄色利市袋里，拿钱直奔药典委员会。魏威在李智勇办公室对面的楼道里，将1万美元送给李智勇后，转身拿着一个大牛皮纸袋来到王国荣的办公室。
魏威的借口是来送补充材料，寒暄几句之后，魏威放下牛皮纸袋起身告辞。等魏威离开办公室之后，王国荣急不可待地打开了那个牛皮纸袋，里面有5个不起眼的小黄袋，黄袋里面装的是崭新的美元。正当王国荣准备清点时，有人敲办公室的门，王国荣顾不得清点，一把将装美元的袋子塞到办公桌的抽屉里。此后，王国荣再也没动这笔钱，直到案发后检察人员起获时，才发现那是整整5万美元。
本来，魏威以为送出去这25万港币和6万美元就可以过关了。但是，让“仗义疏财”的魏威没有想到的是，这远远没有结束。2006年元旦，李智勇告诉魏威，2006年1月5日药典委员会要召开专家会研究讨论他上报的申请材料，在这最后的关键时刻，需要再给王国荣表示一下。魏威虽然心里很不爽，但是他什么也没说，一咬牙又从“行贿专用账户”中提取了8万美元。
2006年1月4日，魏威将3万美元送给李智勇，其余5万美元装在一个邮政特快专递的袋子里，依然放在了王国荣的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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