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京赶考
到了北京，我和其他考生就住在北京前门大街10号的共青团中央机关招待所。这是用一个地下防空设施改造的招待所，进门就要低着脑袋往下走，每个房间住七八个人。由于地下室空气很潮，所以每个房间都放了一台抽湿机，一天24小时运转，每隔一段时间，蓄水的盆子就满了，需要自己去倒掉……不过，再艰苦的条件也不能影响我们这些年轻人的热情，很快，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100多名考生就打成了一片，简陋的招待所变得异常热闹。
第二天，全体考生被集中到团中央机关会议室。时任国际联络部部长的邓亚军第一次与我们见面并介绍情况，其讲话的核心内容是外派研修生工作的重要意义，告诉我们，这是加强中日青年交流的一项重要外事活动，活动的目的就是实现两国领导人提出的“中日友好21世纪”的目标。富有口才和国际交往工作经验的邓亚军还强调说，选拔出国研修生是一项政治性、业务性很强的工作，共青团中央领导对这项选拔工作要求很高，被送出去的是最优秀的青年，他们在国外是民间友好使者，回国后将成为现代化建设急需的人才。
邓亚军还介绍了那一轮选拔研修生的工作情况。为选拔那一年赴日的研修生，团中央在全国各地设了多个考场，北京考场是其中之一。总体要求是优中选优，最后入选的名额不足百人，将被分为半年期和一年期几个班。虽然邓亚军也鼓励了大家，但是这么低的录取比例，已经让很多人的心开始冷了下来。 txt小说上传分享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第一章（4）
第一天的日语笔试，对我来说难度不大。第二天的口试，我被分在第一组。一般来说，考试时大家都不愿排在第一个，都希望前面有人探探路，可我自告奋勇要求排在第一个，因为我清楚，这么多人参加口试，老师提的问题只会越来越难。我进去后，考官提的问题果然不难，都是一些诸如姓名、年龄、在哪里工作、哪天从上海过来之类的问题，就像日常聊天。我回答得也比较流畅。我一边回答，一边看见两个考官同时在我的姓名下画勾，我估计是答题正确的符号。一路下来都很顺利，等我从考场出来，一批学员就忽地把我围起来，唧唧喳喳的，探听口试情况。看到他们焦虑不安的神情，我感到一阵轻松和得意。我考完了，我完全放松了。
回到上海，家人和同事都向我打听考试情况，我觉得录取的把握不大，后来工作一忙，也渐渐忘了考试的事。两个月后，我意外地收到了录取通知书，告知我经过选拔和考试，成为了中华青年联合会派往日本的第五届研修生，将赴日学习一年。
“洋插队”的生活
研修期间对人的最大考验是要耐得住寂寞。在返城之前，我曾经在东北插过队，我就把土插队和洋插队的生活作了比较，结论都是艰苦的，但艰苦的性质不同，前者是物质生活贫乏，后者是精神生活贫乏。
到东京“下乡”
此次研修的形式主要是到日本的对口企业去学习。在日本的研修费用由日方提供，每人每月8万日元左右，国内的工资待遇照旧。我当时在银行每月104元，在同龄人中已经属于高薪阶层了，而8万日元当时约折合人民币4 000多元，我们不了解国外的生活水准，一度有点“发洋财”的兴奋。
但是，团中央负责培训的老师告诉我们，日本是一个消费水平很高的国家，如果我们想带回“四大件”和“四小件”，这点钱还得省着花。所谓四大件和四小件指的是电视机、冰箱、音响、摩托车等大件产品和手表、小型录放机等小件产品。国内当时还不能大量生产这些商品，进口的商品加上关税后，价格奇贵，不是一般工薪阶层能承受得起的。而当时国家规定，凡在国外生活半年以上的归国者，可以免税带回四大件和四小件外国商品。老师还提醒我们，在日本，去理发店理发一次需3 000日元以上，相当于我们国内一个多月的工资，希望我们带些理发工具去，同学之间互相帮助一下，为此，在出国的前一天，大家又忙着为自己增加装备。后来又听说，日本很多场合必须着正装，当天晚上很多同学又开始互相讨教领带的系法。
我们那批研修生分为两个班级。我们班由日本当时执政的自由*党下属青年组织——东京青年会议所负责接纳；另一个班级由日本最大的在野党——社会*党的青年会议所接纳。到了东京，接纳我们这批研修生的日本两大政党暂时摒弃前嫌，在东京一家五星级宾馆为我们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宴会。
会议的议程先是主人致辞，接着是政要讲话，然后是邓亚军以中华青年联合会国际部部长的身份讲话，最后是研修生代表致答谢词。我们班的班长是上海团市委青工部的部长杨启祥，他自知日语不行，于是让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外事办的副主任苏阳登台致辞，苏阳是日语专业出身，不料日本人还是听不懂，只能临时请了翻译。会议中，中日双方都提出，要求全体研修生尽快过语言关。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第一章（5）
坦白说，对于会场上的这些致辞、讲话，我只能听懂点意思，因此当时暗下决心，要用最快的速度解决语言障碍，毕竟日方不可能为每个研修生都配上翻译。
生活很好，学习很累
在欢迎宴会后，每个研修生都被指定了对口企业，我和来自内蒙古东胜市工商银行的张世林，被指派到蓝泽证券株式会社去学习证券业。
蓝泽证券是个家族制企业，由当时的社长蓝泽基尔先生的祖父创立，到1987年已有70年的历史。公司本部设在东京都日本桥兜町街，靠近东京证券交易所，如果从东京成田机场到市中心，沿着高架路走，就能看见蓝泽证券公司的大楼。蓝泽证券在日本属于中等规模的综合类证券公司，在日本全国设有近30个分支机构，拥有3 000多名员工。1986年，蓝泽证券的利润在日本行业排名中排在第14位，可以说行业地位不低。蓝泽基尔社长当年50岁不到，个子不高，常年西装革履，非常绅士。他是东京青年会议所的成员，这也是我们去该公司研修的原因。
在我和张世林去之前，蓝泽证券已经对我们的生活作了精心安排。我们住在公司位于目黑区都立大学附近的寮里。在日语中，寮就是宿舍。那是一幢二层日式木结构小楼，我和张世林住在楼下，每人一间卧室，卧室旁边有卫生间、运动室、管理人房间、食堂和浴室。在我们的楼上，住着公司的四五个单身青年职员。
公司为了照顾我们的生活，还专门请了一对来自日本四国岛的老夫妇，为我们做早饭和晚饭（休息日除外）并打扫屋子。尽管是日本餐，却也丰盛可口，其他同学对我和张世林都很羡慕。
尽管有这些贴心的照顾，但是研修生活的紧张和艰难程度还是让我们终生难忘。
我们每天6点起床，7点准时出门。途中换乘东横线、日比谷线和银座线轻轨和地铁。8点多到公司本部综合部报到，8点半准时在公司培训室听课，12点在公司吃完便当后就开始下午的课程。到晚上6点专业课结束后，我们还要接着补习日语。公司为我们请了东京外国语大学一个学中文的大四学生，帮助我们过日语关，每天两个小时课程。日语补习结束后，我们还要回到公司综合部，这时公司往往还有很多人在加班，我们也不好意思直接回宿舍。日本证券公司的员工都是工作狂，一般*点之前不会离开公司，而且与邻近公司比着干。因此，等我们回到宿舍，一般已是晚上10点左右。在吃饭、洗澡后，我们还要写当天的研修报告。日本方面规定，我们每天必须要填写“研修生每日行动报告”，用日语写满一张纸，第二天交给老师。研修报告写完后，我们还要给家人写信、复习当天学过的专业知识和日语，每天都是深夜12点之后才能休息。
有一个周末，负责照顾我们的老夫妇休息，我和小张必须自己做饭。浑身疲惫的我们连做饭的力气都没有，只泡了碗方便面对付了一下。结果，第二天，公司综合部长谷川先生把我们叫了去，严肃指出我们不该吃方便面，因为那是最没营养成分的食品，无法提供足够支撑研修的营养！
用一句话概括，我在日本研修的感觉就是：生活很好，学习很累。这种长时间紧张的生活节奏和学习压力，在当年我国的国内机关是难以想象的。当时，我经常感觉自己累得爬都爬不起来，如果在国内，完全可以递上一张假条休息一天，可在日本，我们不敢放松自己。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第一章（6）
漆岛课长和几位“老乡”
除了上述的紧张生活，研修期间对人的最大考验是要耐得住寂寞。我曾经在北大荒插过队，我就把土插队和洋插队的生活作了比较，结论都是艰苦的，但艰苦的性质不同——前者是物质生活贫乏，后者是精神生活贫乏。当年在农村，物质生活异常贫乏，但一大帮同龄人相聚在一起，每天海阔天空地胡侃一阵，并不觉得日子难熬。可在日本最初的3个月，从国内去的每个人都感觉时间流逝得异常缓慢。
班里有位去大阪研修的同学，在大阪生活了才两个月就受不了了。他浑身不舒服，怀疑自己得了什么病，闹着要回国。日本方面把他送到医院做了全面检查，医生认为他没病，主要是对陌生的生活环境的无法适应引起了精神问题。于是，国内指示班里一定要做好工作，让他坚持研修，不要半途而废。但这位同学最终还是没能坚持下来，提前回国，这也是我们班里唯一放弃学业的同学。
很快，日本方面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特地安排了几次班级活动，看日本相扑，游富士山、箱根，让大家从紧张的研修生活中走出来，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