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违，这是让雍正生气的第二个原因。
更让雍正气愤的是，朱成元送礼簿上送礼的时间、数额写得一清二楚，但是雍正让人询问黄炳、余甸，要他们自己坦白交待山东任上到底收受了多少礼物的时候，两人竟拒不承认自己曾经收受过朱成元的礼物，更不愿交待当时收受全省下属官员礼物的总体情况，而是掩饰支吾，百般辩解，这是让雍正生气的第三个原因。
这个时候，博尔多、余甸二人也已升迁，不在山东。余甸任顺天府丞（相当于北京市副市长），博尔多任江南布政使（相当于江苏省长）。余甸是进士出身，在官场上一直有清官的名声。黄炳、余甸既然拒不承认，更没有悔改的意思，雍正恼火之余，下令将他们革职，送往山东交由总督田文镜（山东本来没有总督，巡抚是最高长官，因为吏治需要整饬，雍正特意设置河东总督一职，由田文镜出任，此职在乾隆上台之后被撤）、巡抚岳濬审讯，并且交待如果他们还是不肯老实交待，那就动用刑具，大刑伺候。对于身在江南的博尔多，雍正命令代理江南总督范时绎负责办理，待审出博尔多收礼确切情况之后，将案卷移往山东。黄炳、余甸在山东受审和招供的具体情况没有史料留下来，只知道审讯的结果是黄炳收受属下以过节名义所送的银子达到199000两，余甸收受的银子是2100多两。（余甸在山东按察使任上很短，从雍正二年闰四月受任，十一月即被召进京，只有半年的时间）博尔多在江南受审和招供的具体情况则在该年九月二十一日范时绎送呈雍正的奏折中留了下来，博尔多对审案官的答辩词还挺有意思。
博尔多说，我任代省长（署理布政使）是在雍正元年十月，“到任那时各官照陋规送礼，我一概不曾收受，记得有三四处送些柴米、代仪，我收了些，有二千来银子，又收了些器皿、土物、吃食。但我到任未久，各官尚未熟识，如今再三思想，这蒲台县自然是送了的，还有一个霑化县，其余实在想不起来。我总收过二千来银子，不敢申辩。”博尔多认为收这些银子是有理由的，因为“那时巡抚还未奏明养廉，我才到任，故此酌量收了些，到四月交代清楚，我已有了平规，就没收州县的东西”。对于该年五月为母亲做寿收受济南府官员贺礼之事似乎事实俱在无从辩解，但博尔多也作了富有新意的解释。博尔多说，济南官员来送礼祝寿，“我受皇上天高地厚恩典，连我母亲、全家体面，故此收了”，现在严查，我不敢隐瞒。博尔多还说自己担任代省长之后忙得团团转，又是负责考试，又是盘查仓库，又是扑灭蝗虫，又是曲阜孔庙修理，事情太多，“在布政司衙门的日子少，原不曾见过这些属员，实记不得是何州县、叫甚名字”。（本段引言都是奏折原文）
这就是博尔多的交待。既不交待清楚到底收了哪些人的礼，收了多少礼，甚至也没有一点对收礼的自责，更没有一点认错的意思。这样的交待自然是不能让雍正满意的。范时绎向雍正报告情况时说：博尔多身为高官，不能洁己正身，做全省官员的表率，收了蒲台县的规礼，现在事情败露，还以到任时间不长、在衙门里的时间少、与属下官员不熟悉、事情已经记不得了等为藉口，想含糊其辞蒙混过关，对此审案官员本想用刑让他老实的，可是正在盘问的时候，博尔多大概是心理压力太大，突然“痰壅昏迷，不省人事，不能回供”，现在是先给他治病，等病好了之后再审。
博尔多最后有没有老实招供我们不太清楚，至于黄炳和余甸，十二月二十日下达了处理意见：黄炳判斩监候，余甸判绞监候，秋后处决——也就是两人都被判了死刑，只等来年秋天执行。至于原来收的礼，自然也要全部吐出来，都着落他们家属赔补。〔1〕
二 送礼簿的内容（1）
雍正六年的这起案件，从一个普通的州县亏空案，演变为一个惊动中央、许多人被革职、有数位省部级官员被判死刑的大案，其转折点是一份送礼簿的出现。这份送礼簿，揭开了一个官场的大秘密。这份在山东一个偏僻县份县衙的暗淡灯光下记下的，又被送到金壁辉煌的北京紫禁城皇帝案头上的珍贵材料，已经随着历史时光的流逝而遗失了，我们无从看到其真面目，也无从知道当年的蒲台知县朱成元出于什么目的、以怎样的心情在26年的时间里不间断地记下他送礼的对象、名目和数额。从后来雍正的圣旨中，我们知道他送礼的对象是他的各级上司，从知府、道台，到按察使、布政使、巡抚。但是具体的记录，比如以什么理由送礼、每次送多少银子等等就无从知晓了。这是让人遗憾的。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从当时人的议论中窥测那长达273页的送礼簿的具体内容。了解这份送礼簿的具体内容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它将告诉我们做为清代的一个基层官员——知县，他需要给他的上级领导们送什么礼、送多少礼，送这些礼对于整个官场和吏治有什么影响。
那么，清代的基层官员要向上司送什么礼？送礼的标准怎么样呢？
顺治、康熙时代的吏科给事中林起龙曾经解释过当一个基层官员的难处，其中之一是“奉上官之累”。林起龙说，一个州县官员到任之后，“参谒上司，则备见面礼；凡遇年节，则备节礼；生辰喜庆，则备贺礼；题授保荐，则备谢礼；升转去任，则备别礼”。（《皇清奏议》卷七）林起龙这段话中说到了五种礼：见面礼、节礼、贺礼、谢礼、别礼。这五种礼是明清官场极普遍的送礼名目，我们来看看它们的内涵，以及送礼的标准。
（一）“见面礼”、“别礼”
所谓“见面礼”，是说上司刚刚到任，下属官员（“属员”）要前往参拜，见个面，认识一下，见面要送礼，所以叫“见面礼”，也叫“贽礼”或“贽见礼”，或是称“上任礼”或“到任规礼”。上司到任属员第一次参拜要送礼，在中国历史上至少在元代就已经盛行，当时叫“拜见钱”。（叶子奇《草叶子？杂俎篇》） 这个“礼”，明清两代都是存在的。州县官员要向上司送“见面礼”，衙役在州县官员刚刚上任时也要送“见面礼”。与“上任礼”相对应的是“离任礼”，即林起龙所说的“别礼”，它在上司升迁、调动离任时送。有些上司是代理（署理）某个职务，比如某省巡抚暂时不在任而由布政使代理其职务，那也要送礼，叫作“署印礼”。
“见面礼”的标准怎么样呢？
据康熙五十六年（1717）两江总督长鼐的报告，他于该年出任此职，六月十九日抵达南京，接任之后，二十二日，安徽布政使、按察使，江苏按察使、江安粮道、驿盐道、常镇（常州、镇江）道，徽州、江宁（南京）、扬州、镇江、松江（上海）等府知府前来参见，并送银120两到500两不等，总共有3800两。长鼐说，按已经送来的银子，和还没有送来的下属各司、道、府官员数目估算，礼银大概有一万多两。（康熙五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两江总督长鼐奏折）这就是说，在康熙后期，一个两江总督，他一到任上就可以收到“见面礼”一万多两银子，折算成现在的人民币，有400多万元。
清代的两江总督管辖较广，“两江”指江南、江西，而江南又包括现在江苏、上海、安徽的范围。两江总督所辖属官，有4个布政使、3个按察使，15个道台、29个知府、40个同知、34个通判、9个直隶州知州、8个知州、187个知县。（此据1848年秋季本《秩爵全览》，政府机构设置清代变化不大，所以康熙后期与道光年间没有大的区别）
长鼐的奏折中提到送礼的官员是司、道、府，送礼的标准如果以布政使500两、按察使400两、道台300两、知府200两来计算，那么可以得到礼银13500两。如果州县也送礼，每人以100两计，可得19500两。两者相加，礼银超过30000两。就算州县级别不够，没有向两江总督送礼，知府送得少的只有120两，那么总数达到一万两是完全可能的。。 最好的txt下载网
二 送礼簿的内容（2）
这是两江的情况，四川的情况相似。在晚清，四川总督的到任礼大约有二万两银子，全省各衙门都要送，布政使、按察使、道台要千两，府、厅、州、县按照其职位收入的情况送，或四百两，或三百两，或二百两、一百两不等。（刘愚《醒予山房文存》卷十）
由此可见，送“见面礼”是一个全国官场的普遍情况，山东没有理由不送，其数额应该也差不多，州县送一次不会少于一百两。
第一次参拜上司要送“见面礼”，平时拜见也要送礼，称为“门礼”、“门敬”，送的礼银称为“门包”。“门包”从名义上是送给守门人等随从人员的，但这项费用的享用者，有时并不是官员的随从、家人，而是官员本人。比如湖北巡抚宪德曾经奏报说，湖北巡抚每年有盐商送的礼4万两，送的时候要同时送家人门礼4000两，他的前任杨宗仁已经把4万两禁革了，但家人门礼4000两仍然照旧收受，自己到任还是按照这个老办法收。（雍正五年三月十六日湖北巡抚宪德奏折）按照官场送礼通常的习惯，送礼时要有小费，叫做“随封银”，百分之十是“单随”，加倍则是“双随”。盐商送4万两银子的礼（这项银子实际上是“盐规”，即食盐方面的陋规），要送4000两的“随封银”，这是“单随”，它名义上是给巡抚家人作“门礼”的，但从湖北巡抚的做法来看，它实际上不归家人，而归官员本人。
送给家人的门礼标准，据湖南巡抚布兰泰的调查，湖南巡抚衙门门礼标准是这样的：上县（即钱粮较多的县）10两、中县8两、下县6两，道台、知府在县令的基础上加倍，布政使、按察使还得在道台、知府基础再加倍。布兰泰到任半个月，来参见的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