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全都礼貌地笑了。那时一个可怕的幻象从我眼前一闪而过：萨缪尔森委员会的苏珊？米歇尔正和“煤灰”伯杰斯走进教师俱乐部！萨缪尔森委员会找最终角逐者的同事们会谈，上帝啊，救救我！——千万不要是“煤灰”——不要是那个恶作剧者本人，那个专和有雄心壮志者作对的家伙。这是一场不可想象的遭遇，我都想藏到坐椅下去了。但是太晚了！他们看见我了。我们扬手致意，互相微笑。我心情不安地转向我的客人们。
韦恩呷了口酒，对斯密说：“里奇告诉我们你已离开学术界，成为政府官僚了。”
斯密点点头。“对，我是一个海关官员亚当？斯密曾任职海关官员一事，在所有正规的传记中都有所提及。作为海关官员，斯密每年有500英磅的薪水，还有100英磅的盐税，还从巴克勒公爵处获得300英镑的年金。。”
“实在是走下坡路，不是吗？”卡罗尔说，“里奇告诉我们你以前鼓吹思想和行动自由等等诸如此类的东西，后来你做了收税员，真是令人哭笑不得。现在的退休金是太少了，无法支付日常开支。”
“天哪，我可不是为了钱才做事的。我把我挣的大多数钱都捐了出去。”斯密呷着他的麦芽酒，低头看了看自己穿的衣服，好像刚刚才注意到似的。“嘿！”他惊奇地喘了口气。“我今天的衣着和那天我当上海关官员的时候一样破烂寒酸！”他发出一阵大笑，“你们知道，我有一大柜子好衣服，但都是走私进口的。我直到看见官方的进口商品目录单才知道。我不得不把这些走私货烧掉，好给别人树立榜样，去证明贸易禁令在实行中不过是一纸空文。”
“难道我们不知道这一点吗？”卡罗尔赞同道，“我们试图将毒品拒于国门之外，却无功而返。”
“在海关工作没什么丢脸的。听着，”斯密解释说，“我们极需高素质的公务员，事实上，这项工作很有趣，还富有挑战性，每一个政府都需要从微薄的税收中增加收入。”
斯密责备地看了我一眼，“与理查德留给你们的印象相反，我从不与什么放任主义或者空想乌托邦站在同一立场上。我是太务实了，不会有这么极端的看法，看在上帝份上，我甚至从未用过这种术语。”
虽然卡罗尔和韦恩都没有领会他所说的，我却十分紧张，“但是，你的关于政府的理念远不只这些，对吗？”
“对，”斯密说，“没有哪个政府给人类带来的幸福能与社会本身的智慧和美德带给人类的相比。”他举起酒杯，接着说，“对于人类智慧和美德的不足来说，政府只不过是一剂不太管用的药物而已。但正如已讲到的那一点——贸易体系，要是缺乏某些政府运作，不能起到最大的作用，正如没有商业社会中的道德基础，贸易体系不能起到最大作用一样。亚当？斯密从未用过“资本主义”一词，因为这个词在当时还不存在。在此，他用“商业社会”来说明这个世界，引自《国富论》，第1卷第4章。斯密的商业理念包含了与竞争市场结构相一致的小规模手工业者。总的来说，他并不支持合资企业，说这些企业“最好能失败以减少它们的有害作用，但就连这样的失败也很少。”《国富论》，第4卷第1章。好几个星期了，我一直在努力向理查德解释这一点。”
第5章 经济学家的午餐会（4）
我扭脸向远处的那张桌子望过去，米歇尔和伯吉（即伯杰斯）在那儿谈得正投机。伯吉的胡子上粘满了面包屑，太好了，我真希望愚弄他本人一回。
“我以前不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有道德要素，”卡罗尔说，她咧嘴一笑，好让我们知道她对资本主义制度或其高级教士——经济学家根本不尊重。
韦恩插话表示赞成，“不是只有*主义者才对此感到不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亚洲的紧急融资又一次说明资本主义体系被人操纵控制了。”他向四周看了看，以确信他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大公司希望遇到麻烦时政府能救他们一把，可等到万事太平，你要让他们放弃一些利益，听他们怎么大喊大叫吧！我们把各种风险社会化了，而他们却把利益全都变成自己的了！”
斯密呷着酒，然后耐心地说：“我总是说人们为了个人利益会极力滥用市场体系的，毕竟，我花了大半生的精力来说明各国政府将各种不合理的垄断和特权给予少数受惠者带来的后果，我这样做的另一个理由是，”他挨个看了看我们每个人，“经济自由没有道德是不能很好地存在下去的，特别是在其鼎盛时期。”
韦恩点点头，“极权主义者都赞同需要严谨的道德思想。”
斯密久久地看着韦恩，“显然，你误解了我的意思。”他说，“社会需要一个国际化的道德基础。”
“得了吧！”卡罗尔刺耳地说，“柏林墙倒了，你又来为自由市场的存亡操心了？”卡罗尔怀疑地看了看周围，“除了‘红色之旅’，‘光辉之路’和一些其他疯狂的恐怖分子，还有那些……那些……比如‘人民高于利益’组织。”
我看了看她，皱紧了眉头。
“你们没读过这些文章吗？”卡罗尔从她的公文包中抽出一张报纸，铺在桌面上。大字标题写的是“被挫败的暗杀：俄罗斯驻联合国特使被炸”，副标题是“POP组织声称对此次爆炸负责”。
“POP？”
韦恩扬了扬眉毛，“去年你去哪儿了，里奇？”
我无精打采地笑了笑，“一直在努力甩掉‘论文’这个大包袱呢。”
韦恩满脸红光。“喂，别人都听说过‘人民高于利益’这个组织——POP党，3年前在德国出现，正引起人们的关注。它用绿色和平组织反对捕鲸的办法抗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新自由主义者。”韦恩怒目注视着卡罗尔，“他们比起其他那些为正义而战的人来说，并不算太过分——毕竟，大多数美国的殖民者们直到革命胜利也并不支持我们的大革命。这里同样如此。”
卡罗尔接着说道：“不管怎么说，6个月前POP从消极抵抗到实施破坏行动，不断升级，现在他们加大了赌注，开始搞谋杀行动了。”
主菜上来了，斯密好像很放松地切碎羊排，边嚼边沉思，随后他放下了叉子，“我在担忧自由的持久性。”他说，“从历史的观点看，自由并不是个持久的概念。人类统治者的暴力和不公正是一个古老的魔鬼，正如商人和生产商的垄断一样阴魂不散。人类统治者们既不也不应该这么做——但是你们能指望他们停止尝试吗？”
“你是在给‘乏味科学’这一短语添加新的砝码。”我说，引来了韦恩和卡罗尔的一阵大笑。
“听我说，”斯密继续说，“制度不会仅仅因为它在运作，甚至运作顺利而存在。制度反映了社会的环境，它们能够存在是因为它们被一个潜在的道德支持结构所保护，美国据说可能是根据孟德斯鸠的权力分离论构造的。但孟德斯鸠告诫说，共和国的灵魂是美德。”“制度反映了社会的环境……”实际上引自孟德斯鸠。让这些话从斯密的口中说出是出于艺术的想象，可以看做是斯密在他的法学讲稿中引用了孟德斯鸠的观点（斯图尔特，《哲学论文集》，第1章、第2章）。
第5章 经济学家的午餐会（5）
“公民意识。”卡罗尔插嘴说。
斯密拿起叉子，说：“18世纪，当各国领导人被灌输启蒙思想时，*政治和自由市场都兴起，这不是很符合逻辑吗？‘个人’这一概念是随着相互的权利、责任和义务才形成的。道德规则不仅承认个人的尊严，也承认其社会的互相联系。如果人类没有基本接受道德规范的话，社会将崩溃。”
“在美国，市场和*从来就不够强大。”我说。
斯密的额头上渗出汗珠，疲劳使他更加费力，仿佛每一次呼吸都在用力。“市场受到人性基本要素的刺激，”他说，“你要用善行和正义形成一个文明的社会，才能平衡这些市场。”斯密提高了嗓音，“但是如果操行的道德标准被废除又会如何呢？如果贪婪肆意猖獗，人们还会支持自由市场制度吗？如果客观的逻辑和合理性成为每一个不公正结果的庇护所的话，人民还会支持自由市场制度吗？”如果自由市场不能为社会储存足够的潜在支持，这个自由市场将会被取代，出自威纳（1960年）的论述：“自由放任主义在英国的衰落，系统地针对整体经济，针对自由市场的国家干涉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是对于占优势的收入分配模式不满的结果……没有一个现代人会热心于自由市场，除非它的运行能保持他们可以接受的‘分配公正’。”威纳针对19世纪自由放任的理想主义者对任何干涉表示“敌视”的情况，谴责了英国自由市场的全面衰落。这个矛盾的结果便是自由市场的崩溃与福利社会的兴起。
“逻辑怎么能削弱除迷信之外的其他事物呢？”我生气地说。
两个人影在我们的饭桌前一闪，我心里“咯噔”一下。
“我们来打个招呼，不会不合时宜吧？”苏珊？米歇尔的声音在后面响了起来。我站起来做介绍，当介绍到“退休教授史迈斯博士”时，我支吾了一下。
伯吉，我志不同道不和的所谓同事先是怔了一下，才恍然大悟，开始说了些什么，之后又停住了。他注视着斯密，仿佛是用X光线扫描一样。在那个令人尴尬的安静时刻，苏珊？米歇尔微笑着说，“史迈斯博士，我们都对萨缪尔森奖的最终角逐者——里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您对他的工作熟悉吗？”
斯密张大了嘴，犹豫了一下，“因为您在这儿，我想他的工作肯定是很不错的。”
伯吉推了他一下，“您就没有自己的观点吗？”
斯密狠狠地瞥了我一眼，耸耸肩，“像现代的工作一样，他的著作没有讲得天花乱坠，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出复杂的理论，从荒谬和未经检验的假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