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卢苏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出于什么动机，做了些什么事情，他为北京饭店选了一个非常有发展前途的，寸土寸金的宝地，这是他不可磨灭的功劳。以后的北京饭店基本上是在卢苏选定的原址上发展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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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饭店第一楼（1）
卢苏走了，那五层楼大楼由谁来建？
小伙计的命运会如何？
突然冒出的“中法实业银行”，中国最早的合资企业之一。
20世纪刚进入第二个十年，中国就发生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1911年10月发生了辛亥革命，年底，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1912年，隆裕太后为大势所迫，发布退位诏书，从此清朝的统治正式完结了。*成立，袁世凯窃取了*大总统职，并开始密谋恢复帝制。
1913年，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活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采用行贿、拉拢、封官许愿、投毒暗杀等等手段，铲除政敌、培植亲信……不顾一切地要登上皇帝宝座。
要维持自己的统治，需要钱；要当皇帝，需要钱；可是钱从哪里来？于是他又不惜采用一切办法搞钱。
这时，欧洲的经济正在增长，刚刚兴起的旅游业也正在发展。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临近，可是许多人还闻不到硝烟的味道，仍然在到处投资，以求获得更多的利润。中国，自然是他们心目中的肥肉了。
卢苏刚走，北京饭店就来了几个人，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他们先是在饭店转了几圈，接着又找饭店的雇员问话，有的问得多一些，有的草草问几句就算完事。轮到邵宝元了，有的伙计告诉他：“留点神，是个洋人问话，派头大着呢。”
开始问话的时候，那位洋人仰靠在沙发上，漫不经心地朝一位翻译说，“问问他，如果我们把这里扩建后，不增加工资，他是不是愿意干下去。”
邵宝元一听，这人说的是法语，没有等翻译译成中国话，就用法语反问道：“请问先生，你们将怎样扩建这座饭店呢？”
那个外国人一下子坐直了身子，惊异地瞪大眼问道：“怎么，你会说法语？你是在哪里学的？”
邵宝元简单说了一下自己的经历，那个法国人高兴地说：“中法实业银行已经买下了你们的饭店，并且准备在此基础上扩建一座五层楼的饭店。如果你愿意留下来，我们将非常高兴，因为我们需要懂得法语，又有一定经验的中国员工。当然，我们会量才而用，并且根据你的能力考虑你的工钱。”
邵宝元犹豫了一下，说是再想一想。那个法国人立刻表示理解，他很宽容地说：“我明白，对你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选择，我们可以等待你的考虑结果，只是不要拖得太长。”
其实，邵宝元倒并不是挑剔这份工作，他是不了解这个中法实业银行，因为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银行。他问了几个伙计，人家也不知道。事也凑巧，第二天，邵宝元出外差，看见街上有许多人在挤着看路边的一排展柜。出于好奇，邵宝元也挤进去看了一眼，这一看，他竟被吸引住了，展柜里面摆的都是各种大小硬币，金条银块，各种元宝和银元角币，还用钱币摆成“招财进宝”四字。邵宝元再一看旁边的展板，赫然写着“中法实业银行资本雄厚，殷实可靠，笃守信义，开展各项金融业务，欢迎各界人士光临”。
此外，还有中法实业银行发行的纸币样钞，围观的人都啧啧称赞，说这钞票印得漂亮，精致。
有的人说：“这是谁的买卖？是袁大总统和法国人合开的买卖，能没钱吗？”
“有钱就往这家银行存，错不了。”
邵宝元越看心里越高兴，看来，这个中法实业银行真的是有钱。他这才下定决心，在中法实业银行接管后的北京饭店干下去，而且要干出个样子来，要干出自己的前程。
北京饭店第一楼（2）
说中法实业银行“是袁大总统和法国人合开的”，虽然不够准确，但中法实业银行的确是一家很有实力的股份公司，总股本4500万法郎。法国方面是商股，即以财团和私人入股，而中国则是由袁世凯政府投资的“官股”。它的中方发起人王克敏和周自齐，都是北洋政府财政部的要员，曾先后担任过“财政总长”和“中国银行总裁”之职。1922年周自齐还担任过“总理兼教育总长”。王克敏更是在中国历史上很有些“名气”的人物。袁世凯恢复帝制，他们都是积极鼓吹者。由这样两个“大人物”出面担任“中法实业银行”的发起人，可见这家银行在袁世凯心目中的分量。一般都认为，袁世凯是个亲日派，以日本帝国主义为靠山，可是这个城府极深、诡计多端的家伙心里到底打什么算盘，谁也猜不透。据袁世凯的七子袁克齐回忆说：“我父亲当总统后，看到中国政局变幻不安，考虑退路，曾在法国银行存过200万法郎。”
既然在袁世凯的心目中，法国有如此重要的地位，那么由这两个人担任中法实业银行的中方发起人，就不足为怪了。在一般人的眼里，这家银行有深厚的背景，又有法国人撑腰，信用自然是很高的，于是就纷纷把钱存进中法实业银行，或是与它开展业务。而且，在法国的数万华工向家乡汇款也都是通过这家银行办理。如此一来，中法实业银行就发展得比较快，资本一度增至15亿法郎，在法国、英国、日本、美国、朝鲜、越南等国都开设了分行。从表面看，这家银行完全是按照现代银行的管理体制建立的，除了董事会以外，还有管理委员会，设立了权力同样大小的两个“平行总经理”，中方总经理为王克敏，法方总经理为法国方面的发起人之一裴诺德。不过，据当时在这家银行工作过的中国员工说，实际上，在银行里真正有实权的职务都是法国人担任的。
银行成立了，就要投资，要赚钱。从表面看，为了选择合适的项目，银行是很谨慎的，比如，为了对中国的矿业进行投资，在北京分行设立了专门的分析化验室，由法国工程师对有关的矿样进行分析化验。可是实际上，银行的运作主要操纵在裴诺德一人的手中，此人可不是等闲之辈，中法实业银行的资产也算不小，可是裴诺德的胃口更大，以致后来终于酿出一场大风波……
饭店的五层楼很快盖好了。饭店竣工的时候，有些好奇的市民前来观看，有的人手搭凉棚，仰着脸，眯着眼睛望着大楼，惊叹着，“好家伙，这么高的大楼，看得我直晕。”
有的说“住这么高，多冷啊！”
来看大楼的人中间有位老太太，却怜惜地对北京饭店的员工说：“不易啊，你们在这儿干活真不易啊，这么高的楼，往上搬个东西多累！不说别的，光往那楼上挑水就够呛吧？”
人们告诉她，这儿有水泵房，有水塔，在五层楼里只要一拧开水龙头，水就流出来了，不用挑水。解释了半天，老太太也没有弄明白是什么道理，最后，她也不想弄明白了，只感叹说，水都能往高处流了，这世道变得可真快。
20世纪20年代，北京饭店全体员工合影。楼高了，房也多了，五层楼共有48间客房，在当时，这都是最豪华的客房，地板、地毯、席梦思床，样样俱全。那时北京还没有大规模的发电厂，饭店用的是德国电灯房的电，于是电灯、电话、电扇也都装了起来，并且开设了自己的电话总机。另外，为防停电，饭店还自备了一部小型发电机。
楼大了，事情也多了，于是饭店又招收了一些新职工，都是些十七八岁的小伙子。饭店的职工扩大到了几十人，分工很细，有的专管服务，有的专司卫生，有的专看泵房……同时还有了一套比较严格的规章制度。这已经是不折不扣的新式饭店了，英文称为“Hotel”。中国员工大都没有正经学过英文，于是就用汉字注音，用京腔京韵的“洋泾浜”式英文称为“好太楼”，倒也像那么一回事。
当时，能和北京饭店的规模、档次相比的只有希腊人经营的六国饭店。为了满足接待外国人的需要，六国饭店翻新加盖了一层，当时《京华百二竹枝词》中有一首描写六国饭店的，词曰：“饭店直将六国称，外人情态甚骄矜。层楼已是凌云汉，更在层楼建一层。”
另有注解：“六国饭店在中御河桥桥边，层楼摩天，已极宏。今复加一层，知欲穷千里目者，必当乘兴而上也。”
然而，北京饭店不仅比翻新加高后的六国饭店还要高。而且在当时中国早期的一批高级饭店，如上海的“礼查饭店”，“一品香旅社”；天津的“利顺德”大饭店中，它也是雄踞第一的了。
为了管好饭店，中法实业银行以募集来的股本，成立了北京饭店股份有限公司。法国人还把几个中国人提为了领班，可是出乎意料的是，邵宝元没有被提为领班。别人感到奇怪，他自己也想不明白。那时中国员工根本不能向法国经理提意见，他只能把委屈憋在肚子里。没过两天，那位一见面就要他留下来的法国人却对他说：“邵，别人要想提升你当领班，可是我认为你当簿记更称职，因为我们的账目都是用法文记的，而你是为数不多的，懂得法文的中国人之一。这项任命拉费勒经理已经同意了。如果你不反对的话，现在起就可以担任这一新的职务了。”
和法国人打了多年交道的邵宝元明白，法国人说话是很客气的，一般都是用商量的口气，“抱歉”，“对不起”，“如果您不反对”等等，经常在嘴边挂着，即使对中国员工也是如此。而实际上，他们在对下属使用这些“文明礼貌用语”的时候，他们所说的内容却是不容更改的。再说，相比之下，当法文簿记，也算是不错的差事。那时，饭店的高层和中层管理人员都是法国人，中国人能干到这个位置就算是很高了。
从此，邵宝元就成了北京饭店的法文簿记，如果套用现在的话，也算得上是“白领”了。
乱世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