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位。墨西哥电信巨头卡洛斯斯利姆中学时研习工程学，大学本科时教授别人代数和线性规划，他将自己能够获得大量财富归功于自己出众的数学能力。史蒂夫施瓦茨曼也告诉我，他之所以能获得成功，是因为他总能从收集的大量数据中“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模型”。
超级精英认为，数据极客的崛起才刚刚开始。埃利奥特施拉格是技术精英集团的一员。谷歌如日中天时，他担任其公关主管，之后他跳槽到正发展为行业巨头的脸谱网（Facebook）并担任同一职务。在2009年的一次公司内部会议上，他对与会的教育和出版高管讲话时被问及我们应该鼓励孩子学习哪个学科。他立马说，统计学，因为理解数据的能力将成为21世纪最强大的技能。
技术极客的崛起意味着前1％富豪群体接受了更严格的教育，精英教育带来的回报也比以往要多。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共同获得者之一简丁伯根用一个隐喻帮助我们理解了为什么我们生活在一个技术达人的黄金时代：教育与技术的竞赛。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拉里卡茨和克劳迪娅戈尔丁在最近的一本书中将“教育与技术的竞赛”作为标题和理念框架，该书探讨了新技术与教育之间的互相作用是如何影响收入分布的。
19世纪，当第一次“镀金时代”达到顶峰时，技术跑在了教育的前面。所以说，如果那时你接受过较高等的教育——高中毕业即可（畅销书作家亨利乔治14岁就辍学了），那么同不需要特殊技能的工人相比，你就能索取工资溢价（premium）。在这之后的50年里，美国大力投资建设公立高中，教育追上了技术，读书人能索要的工资溢价缩减了。对于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美国人来说，每过10年，他们接受教育的时间约增长0。8年。卡茨和戈尔丁写道，“在那80年里，大多数小孩与他们父母相比，教育品质得到了极大提升。”
约30年前，教育停止了前进的步伐，而技术继续一马当先。这造成了极客的崛起。例如，1979年~2005年，年轻的大学毕业生相较于年轻的高中毕业生而言，前者的工资溢价翻了一番还多。获得大学学位意味着你的毕生收入增加了近100万美元。经济学家托马斯菲利蓬和阿里尔雷谢夫研究金融业放松监管和工资飞涨间的关系后发现，大学教育带来的工资溢价从1970年的0。382上升到2005年的0。584，增长了50％以上——这一数字很好地说明了收入不平等加剧的原因。另一名经济学家托马斯勒米厄在2006年的同类研究中总结道：“1973年~2005年间，工资差距增大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高等教育的薪酬回报大幅增加了。”
此外，对教育的薪酬回报的宏观衡量在一个重要方面低估了超级精英的崛起。正如赢家通吃的经济给予上层人士的回报比中下层人民要丰厚得多，超级精英教育也有着超大规模的经济回报。
前0。1％的富豪集团在一些城市具有较大影响力——不仅包括纽约、旧金山和伦敦等繁华城市，还有孟买、莫斯科和上海等新兴大都市。生活在这些城市里的中产阶层父母都觉察到，精英教育的高价值引发了一场适者生存的教育竞争，这场体现达尔文进化论观点的竞争从幼儿园就开始了。一些荒谬的言行甚至由此而生。例如，花旗集团的技术分析师杰克格鲁布曼打算为他的两岁双胞胎申请曼哈顿最热门的幼儿园“92街Y”，为了换取老板桑迪威尔的支持，他竟为那些他认为表现疲软的公司给出了积极推荐的评价。
人们很容易将这些扭曲的行为草草解释为暴发户的不节制或以孩子为中心的狂热文化引发的过度焦虑。但是事实更加令人不安。昆士兰大学经济学家约翰奎金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谈到，根据他的统计，常春藤盟校一年级新生总数（约27000人）仅占美国大学适龄人口（约300万人）的近1％。在由教育驱动、赢家通吃的经济体中，这群1％的18岁青年在跻身未来1％的成年富豪群体方面具有极大优势。“想想这些数字，”奎金写道，“精英学校的入学竞争如此激烈也就见怪不怪了。尽管学费一直稳定上涨，比一代人以前贵得多，家长和学生还是认为进入一所正确的的大学是胜负攸关的人生大事。”
第10节。
想要明白进入一所精英大学有多难、学生为此需要花多少精力，以及出生富贵的最大特权是能接受昂贵的教育而非继承一大笔信托基金，我们可以看一下哈佛大学录取过程中的一个故事。拉里萨默斯担任哈佛校长时，喜欢顺道走访录取委员会，参加他们的录取审议会。
一件特别让人为难的事情让萨默斯印象深刻。他解释道：“你知道，哈佛有许许多多实力强大的申请者。有这样一个小孩，他来自大城市的优秀私立学校，他的成绩很好（虽然不是顶级出众，但成绩真是非常优秀），他的考分非常高（但不是名列前茅）。他一看就是适合进哈佛的小孩，但是像他那样的孩子有7000名，而我们只有2000个名额。其实，那个小孩的确有与众不同之处。他会说中文，自从他读九年级起就在放学后和他的中文家教一起学习。他非常认真，全身心投入中文学习，最后他说了一口流利的中文。会说流利中文的小孩不是很多，而且学习中文不是学校课程的一部分，而是自主选择的一个课外活动。但我们如何正确看待这件事呢？一种反应是，这的确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给这个小孩加了不少分。我认为，总的来说，这种反应在这一特例中可能是正确的。另一方面，在美国或加拿大，有多少家庭能有足够的钱为他们的孩子请一个中文家教，每周三天坚持四年教孩子中文？你觉得呢？我们是在鼓励保留特权，还是在认可孩子的长处？”
进入“正确的”大学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婴儿潮”时代出生的人如今已到了可以在大学毕业典礼上致辞的年龄，他们对毕业生的忠告都很类似。史蒂夫乔布斯是其中之一，他的演说令人难忘，他告诫道，“要勇敢地追随你的内心和直觉”，“要热爱你的工作”，“不要故步自封”。哈佛大学校长德鲁福斯特女士在她第三次毕业典礼致辞时激励毕业生听取她的“人生停车位理论”：“不要因为你认为找不到更近的车位而把车停在距离目的地10个街区的地方。你应该直奔目的地。大不了绕回你本想停的车位。”可是，赢家通吃的经济不会体谅那些花太久时间找到自己“车位”的人。《广告时代》杂志2011年的一项研究发现，今生想要挤入1％的富人行列，在35岁前年收入要达到10万美元。
不是每个人都有“第二次机会”
“早点儿出人头地”会带来巨大的优势，这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这一说法广为流传，而且人们凭直觉就很容易想到。社会学家罗伯特莫顿在1968年的一项关于诺贝尔奖得主的研究中发现，诺贝尔奖得主的一个显著的共同特点是：他们在年轻时就天赋异禀，并且专注于一个领域，而后能够进入他们研究领域中声名显赫的科学家的实验室——“55位美国获奖者中，有34位年轻时曾有资格在46位诺贝尔奖得主手下工作。”
更大的转变在于，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对那些没有从起跑器上全速起步，或在开始几圈就跑错方向的人而言，给他们的“重跑机会”比以往少了。在工业革命时期，情况也是这样。19世纪英国经济学先驱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写道，“工业革命的环境转变如此之快，一些行业的长期经验反而成了绊脚石。许多行业要求人们快速了解新思想，并迅速适应新环境，这种敏捷的反应远比长期经验更有价值。一个人在50岁后赚的钱可能没有在30岁前赚的多。”
马歇尔是在1890年得出上述结论的，他通过实地考察改变了经济学的面貌。120多年后，在另一块大陆，你能从互联网变革的领导者口中听到极为相似的评价。2011年，总部位于芝加哥的团购网站Groupon（高朋网）还有5个月就将迎来这家新创公司的IPO——7亿美元。“许多职业作家来申请工作，”编辑招聘主管基斯格里菲思当时对记者说，“他们来自《滚石》杂志和《华尔街日报》，但要他们按我们所希望的方式做事实在是太困难了。教他们洗掉以前的经验比教他们新事物更难。”
快速的变化让我们感到沮丧。布鲁金斯学会的卡萝尔格雷厄姆研究员提出了“快乐的农民和沮丧的百万富豪”悖论——快速增长的经济体中雄心勃勃的中产阶层其实没有更稳定的社会中的穷人幸福。格雷厄姆认为，造成“沮丧的成功者”群体焦虑不安的原因在于他们经济地位的不稳定，这些人担心可能会随时失去工作和积蓄，由此跌到社会底层。
相比之下，趁早取得巨大成功能有效抵御经济变化莫测的风险。当今的许多顶级富豪跌跌撞撞一二十年才走上事业的正途，不过那时他们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随时准备把握更大的机会。
超级精英中的技术极客从年轻时就开始崭露头角。众所周知，美国许多重要的技术企业都是在大学宿舍孵化出来的，许多对冲基金的创始地点也在宿舍。当今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激进投资家比尔阿克曼的投资目标包括美国知名零售商“杰西潘尼”和“塔吉特”百货公司。阿克曼在哈佛大学获得MBA后，和一位同班同学共同创立了他的首个对冲基金。芝加哥“城堡”基金的创始人、亿万富豪肯格里芬曾在大学宿舍里开始债券交易。
这一模式同样适用于许多新兴市场的顶级富豪。卡洛斯斯利姆12岁时就买了第一支股票，中学期间开始一本正经地赚钱。斯利姆是“股市男孩帮”中的一员，这个组织由一群有进取心的年轻男孩组成，他们在墨西哥股市交易股票，闭市后就聚在一起玩多米诺骨牌。许多俄罗斯寡头在学生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