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以国家为界限。弄清楚顶级富豪与其他人的联系是全球超级精英崛起引发的挑战之一。
《观察家》随笔作家哈里芒特酸溜溜地感谢全球超级精英“购买”了英国上流社会的传统夏季节日，并为之增彩：“英国上流社会的夏季节日一改往日的喧嚣、外行和黯淡，取而代之的是职业化和熟练的运作，这都归功于蜂拥而至的国际资金。”
但是这一“海外并购”的讽刺之处在于，即使昔日为初入社交界的少女而办的舞会、狩猎活动和帆船赛可能还没有过时，但离过时也不远了。21世纪，顶级富豪活跃在各大国际会议上才是他们真实的生活写照。“我们没有城堡和贵族头衔，要用什么表明我是精英阶层的一员呢？”安德鲁佐利解释道，他来自“大众科技”（致力于成为高端平台的思想论坛和社会创新网络）。
最著名的会议当数每年在瑞典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每一封论坛邀请函都标志着一位壮志凌云的顶级富豪将出现在国际舞台上——这里没有贵族头衔，取而代之的是等级分明的会议胸牌。这块胸牌是何等的重要，一位首次与会者谈到所有人都盯着他的胸口看，这竟让他第一次感觉仿佛自己胸前有条深深的“事业线”。相比之下，每年彼尔德伯格集团在欧洲和北美召开的会议更为排外，也更加隐秘。该集团关注的焦点更集中在地缘政治，而很少关注全球商业和慈善。每年春天在中国海南岛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彰显了中国日益增强的经济影响力，以及对于全球顶级富豪文化的理解。比尔克林顿致力于推动他的“克林顿全球倡议大会”进入定期举办的国际要会行列。一年一度的TED会议是信息技术专家的重要一站。每年１月，约西瓦尔迪和出版商布尔达媒体集团共同在慕尼黑举办DLD（数字、生活、设计的首字母缩写）聚会。赫布艾伦举办的太阳谷峰会专为媒体巨头而设，而阿斯彭理念节为更有政策头脑的人而设，并明显偏重美国本土。可以明显感觉到，这些会议都属于全球精英阶层。TED会议负责人克里斯安德森对与会者说：“总体而言，我们联络了全球（至少是美国）几乎所有值得关注的人。”
一些公司认识到全球秘密集会的价值后，也开始自筹会议。谷歌的“时代精神会议”是其中之一，我主持了好几年的会议讨论。最近的一次聚会于2010年5月在格罗夫酒店举行，酒店位于英国乡村，曾经是地方属地，如今300英亩的土地已摇身变成了高尔夫球场。许多房间的天花板很高，里面的家具将古色古香和现代感融为一体（仿制的路易十四座椅即是明证——眨眼一瞧，竟是用高级塑料制成的）。“太阳马戏团”在一个大型帐篷里为500位来宾进行了私人表演。而在前一年，谷歌为庆祝成功收购YouTube视频网站，邀请众多网络红人从世界各地飞过来参加庆典。
尽管“时代精神会议”十分奢华，但气氛还没达到奢靡逸乐的程度，更像是优异毕业生的一次严肃而又庄重的聚会。与会者从不会“逃课”：在会议日，会议室从早上9点到晚上6点都是满座的。在休息时段，草坪上挤满了用黑莓手机和iPad（苹果平板电脑）查看信息的高管。
2010年“时代精神会议”的演讲嘉宾中包括一些著名人士，如大主教德斯蒙德图图、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星巴克首席执行官霍华德舒尔茨，当然还有谷歌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这类会议最强大的通行证不是名望，也不是金钱，而是作家迈克尔刘易斯口中的“新新事物”——可能改变世界的洞察、算法和技术。三位诺贝尔奖得主出席了会议，包括行为经济学先驱丹尼尔卡尼曼。36岁的企业家谢家华是与会的商界明星之一。2009年夏，他以十多亿美元的价格将鞋类网上零售店美捷步（Zappos）出售给亚马逊。最受欢迎的会议环节是谷歌的展示环节，将Nexus手机等一些新发明的产品展现在人们面前。
这种对创新和创意的极客激情在一些更私人的全球精英聚会上表露无遗。私募股权公司亿万富豪亨利克拉维斯和经济学家妻子玛丽–约瑟克拉维斯在他们典雅的上东区公寓里举办了许多次华贵的曼哈顿晚宴。虽然公寓里的瓷器产自法国塞夫尔，油画是18世纪前欧洲大师的作品，但餐桌上的谈话即便搬到研究生讨论会上也不会显得格格不入。克拉维斯夫人不仅把她的丈夫和纽约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等顶级富豪召集在一起，还请到了一些思想家和政策制定者，如资深外交官理查德霍尔布鲁克、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和《金融时报》专栏作家马丁沃尔夫。克拉维斯夫人引导他们讨论从全球财政失衡到阿富汗战争的众多话题，她对此颇感自豪。
事实上，“思想会议”正合时髦，甚至有一对纽约人举行了一场“思想婚礼”。2011年12月，戴维弗里德兰德和杰奎琳施密特在纽约布鲁克林举行婚礼，每位来宾都拿到一张姓名牌，并被要求宣布一项承诺。由另一张卡片来敦促他们“说出在未来的24小时内你要采取什么行动来实现你的承诺”。不像在其他婚礼上，紧张不安的家人和朋友要为新郎新娘发表贺词并举杯狂饮，这场婚礼的主要环节是一系列TED风格的演讲，配以幻灯片演示，演讲的主题是这一对新人所关心的话题——神经科学、环境和身心一体疗法。
以思想为主题的婚礼可能太过于前卫了，尽管更贴近真实生活的新闻网站“赫芬顿邮报”（HuffingtonPost）为这对新人竖起了大拇指，但《纽约时报》和八卦博客Gawker都厉声批评这一举动。在这个精英时代，精英们热衷于“开箱即用”（outofthebox）和“杀手级应用”（killerapp）这样的短语，他们最觊觎的地位象征不是游艇、赛马或爵士身份，而是成立一个慈善基金会，并通过积极管理的方式来体现发起者拥有重塑世界的伟大思想。
2010年夏天进入耄耋之年的乔治索罗斯对于那些投身社交活动的亿万富豪而言，绝对是个先锋模范人物。索罗斯可能是“二战”后时代最成功的投资家，不过他对“开放社会基金会”（OpenSocietyFoundations）最感自豪。他投入几十亿美元资助各类事业，如毒品合法化、中欧和东欧的民间社团以及金融危机后对经济设想的反思。
在慷慨的索罗斯的鼓励和建议下，曾是美国尼克松总统内阁成员的共和党人皮特彼得森从黑石集团的大笔横财中抽出一亿美元建立了一个基金会，旨在减少美国赤字和福利津贴开支；同样，如今比尔盖茨为他的基金会投入了大部分精力和才智，他致力于支持特许学校（charterschool）、抗击非洲疾病等事业中；脸谱网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于2011年秋天，捐赠了一亿美元以改善新泽西州纽瓦克地区的公立学校；保险和房地产大亨伊莱布罗德成为对干细胞研究和学校改革的资助者；“黑莓”手机制造商——移动研究公司（RIM）联合创始人吉姆贝尔斯利建立了自己的国际事务智囊团。当然，慈善家名单上远远不止这些人，难怪比尔克林顿卸任总统后也致力于树立全球慈善“品牌”。
超级富豪们早就认识到，慈善不仅能使他们受到道德嘉奖，也是获得社会认可、甚至是不朽名声的途径。安德鲁卡内基曾经说过“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他通过建设医院、音乐厅、图书馆和大学，把自己从“强盗贵族”转变为“世俗圣人”；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希望人们不是因炸药的发明，而是因他为社会所做的其他贡献而记住他。值得注意的是，今天的富豪利用财富的方式与创造财富的方式如出一辙：具有企业家精神。他们会运用财富不断试验解决问题的新方法，而不仅仅是将财富捐给优秀的慈善团体或是赠予现有的机构（虽然他们也会这么做）。
第14节。
马修毕晓普和迈克尔格林为这种与众不同的方式创造了一个新名词“慈善资本主义”。毕晓普和格林在他们的同名书籍中解释道，“这些新慈善家认为他们在改进慈善，使慈善能够解决当今这个千变万化的世界中的新问题他们试图将成功赚钱的秘密应用于捐赠方面。”
“新慈善家正在尝试复制商业技巧和商业思维方式，”毕晓普对我说，“他们作为商人的思考模式同捐赠方式间有一定的联系。如果你向前追溯，你会发现从中世纪开始的每个时代里，赋予商人财富的经济进程最终面临毁灭，而他们是率先应对毁灭的一群人。中世纪如此，维多利亚时代如此，卡内基和洛克菲勒的时代也是如此——只是在经济规模上有所区别。商业越来越全球化，于是他们开始关注全球问题，更加关注如何才能产生巨大的影响力。他们习惯大规模经营，因此也想大规模地经营慈善事业，而且不同于以往，他们在年纪轻轻时就开始这样做了。”и米и花и书и库и ；www。7mihua。com
要想知道参与社会活动对超级富豪有多么重要，只需看一下如今新兴市场的顶级富豪，他们也正抱着极大的热情来建设自己的基金会和智囊团。当苏联寡头首次冲出边境时，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予以讽刺的新贵阶层：他们购买游艇和球队，身旁簇拥着身着时装的超级名模。15年后，他们正在探索如何花钱进入思想的世界。
其中决心最大的一位是乌克兰企业家维克托平丘克，他的商业帝国从石油管道制造到电视台几乎无所不揽。拥有42亿美元净值的平丘克不再满足于收购现代艺术作品。2009年，他启动了一个为年轻艺术家设立的全球竞赛，他设想通过这一由基辅“平丘克艺术中心”运作的竞赛，将乌克兰文化引入国际文化的主流。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