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的全球竞赛，他设想通过这一由基辅“平丘克艺术中心”运作的竞赛，将乌克兰文化引入国际文化的主流。在达沃斯论坛（社会名流切尔西克林顿是2012年的会议主持人）的外围活动中，平丘克主持了一次午餐会。他还推出了一年一度的“思想”论坛，这一为地缘政治而设的论坛在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参加雅尔塔会议的同一幢克里米亚别墅中较低调地举行。在2010年9月的会议上，我担任了会议协调员。与会者还有时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席的多米尼克施特劳斯卡恩、波兰总统布罗尼斯拉夫科莫罗夫斯基，以及时任俄罗斯副总理和财政部长的阿列克谢库德林。极其讽刺的是，在欢庆晚宴上，主讲人比尔克林顿谈到了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带来的经济后果。
为了获得全球超级精英行列的入场券，平丘克的努力似乎正在奏效。2010年这位寡头访美时，在华盛顿会见了奥巴马总统的顾问戴维阿克塞尔罗德。在《时代》杂志编辑里克施腾格尔的纽约新书发布会上，他与美国著名访谈节目主持人查利罗斯亲切交谈。在美国有线电视网副总裁理查德布莱勒位于上东区的一所市内宅邸里，他曾与美国前总统肯尼迪之女卡罗琳肯尼迪一同进餐。回国后，他曾在基辅那套富丽堂皇的住宅里（其特色是住宅自带的九洞高尔夫球场和日式花园）款待收藏大鳄埃利布罗德。平丘克还和索罗斯联手资助过乌克兰的民间社团项目。
慈善始于家乡，但家乡在哪儿？
在顶级富豪的生活中，慈善也会带来压力，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很难决定具体资助哪个地方。如果你是个“全球游民”，那么你是将慈善活动放在你的出生地，还是你生活的地方（如果能确定是什么地方的话），抑或是你生意往来最频繁的地方呢？也许正确的答案不取决于你的族群或情感的归宿，而是要运用同你进行商业投资时一样的客观逻辑，试图找到地球上的某个地方，你能为那儿带来最大变化。
我在达累斯萨拉姆曾听到两位跻身全球前0。1％富豪行列的顶级富豪在谈论以上话题。在2010年5月闷热的几天里，世界经济论坛在这个坦桑尼亚的城市里召开了一次地区峰会，因此这样的谈论十分应景。其中一位谈话者是位澳大利亚人，他居住在香港，大部分时间在东南亚和中国工作。另一位是出生于亚洲的技术专家，在硅谷赚得金盆钵满。
那位澳大利亚人对做慈善的最佳地点毫无疑问，他认为不是出生地，也不是移居入籍的城市：“我总是将焦点放在能产生最大影响以及人们最需要的地方——所以，我的资助目标总是那些发展中国家的贫穷、缺乏教育的女孩。”而那位亚洲企业家总觉得更有义务帮助与他本人有联系的社会，所以他将目标集中于两处：为自己祖国建设学校，以及资助加利福尼亚州贫穷儿童的教育。
这是一种双重关注，既帮助国外最贫穷的人，同时又为自己家乡的底层人民做点儿事，许多顶级富豪都想达到这样的平衡。我们到肯辛顿宫的草坪上看看另一个例子。戴安娜王妃曾在这座红砖的官邸里居住，如今她的两个儿子居住于此。2010年夏，在这儿举办的最奢华的庆典是一年一度的特别拍卖会，拍卖会由对冲基金经理阿帕德比松（他常同超级名模约会）主办，为他成立的ARK儿童慈善基金会筹款。
比松毫不讳言自己支持“慈善资本主义”。ARK是“给孩子的绝对回报”（AbsoluteReturnforKids）的首字母缩写，这里运用了对冲基金术语即所追求的绝对回报——经常使用激进式手段，如卖空等。这是与总体上更为保守的共同基金相对而言的，共同基金追求的是相对回报，其目的是跟上更广泛的投资组合的回报水平。比松认为ARK需要像对冲基金一样运作。他对英国的《观察家报》说，“如果我们能将企业原理应用于慈善，我们就能试图产生真正强大的影响，从而改善孩子们的生活。”
当比松被问及选择哪里的孩子进行资助时，他的回答是全世界的孩子。比松自己是一个真正的“全球游民”——他出生在法国，父亲是法国人，母亲是英国人，他在纽约、巴黎和伦敦工作过。他有两个儿子，妻子是澳大利亚模特艾拉麦克弗森。ARK在东欧、非洲、印度和英国都有慈善项目。上一代慈善家不太可能想到这样的地域混合，对他们而言，家乡的穷人同第三世界的穷人不属于同一类。但是对于踏遍全球的顶级富豪而言，伦敦保障房里的穷孩子与新德里贫民窟里的孩子没什么区别。
慈善资本主义
比松认为应该将商业技巧应用于慈善，这反映了当今全球超级精英行善的典型特点。比尔盖茨的效率可谓登峰造极，他的基金会拥有330亿美元的专项资金并具有严格的分析作风，让全球的慈善活动、有时甚至是公共政策都随之改头换面。在顶级富豪圈，“盖茨基金会”已经具有决定性的文化影响力。在盖茨和联合捐赠者沃伦巴菲特的影响下，人们觉得不仅有必要捐赠自己的大量财富，而且有必要积极参与财富运作的过程。盖茨像一个福音布道者，广泛宣传他的想法：资本主义必须行善，行善者必定更拥护资本主义。他甚至将此想法命名为“创造性资本主义”，他在2008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理所当然的地点）的一次演讲中提到了这个词。
马克思有句名言，即之前几代的哲学家试图描述世界，而他意图改变世界。盖茨和其他顶级富豪正在对慈善世界产生着类似的巨大影响。他们不想资助社会部门，而是想改变它们。他们对美国教育产生的影响即是一例。盖茨和其他关注教育的亿万富豪将焦点放在可以衡量的结果上，引领了一场数据驱动的改革。第一步，将考试放在教育的中心，学生学习的产出就可以得到衡量；下一步，使教学工作更多地由数据或奖励驱动。2010年11月，盖茨在一次演讲中谈到：“我们必须搞明白是什么成就了优秀的教师？”为了达到此目的，其中的一项工作是对教室中的教师进行视频录像，然后根据他们的表现给予报酬。
惹人注目的是，慈善资本家的抱负不仅仅在于转变慈善的运作方式，他们还意图改变政府的运作方式。这些慈善资本家创立企业的方式是通过最小的努力产生最大的影响力（资本家运用杠杆，技术专家运用规模），他们认为慈善也应该用同样的方式。
“我们的基金会往往更多地资助前沿研究工作，我们在物资分发方面充当合作伙伴，但是政府的资助还是占了最大部分。”2010年4月，盖茨到麻省理工学院访问时对学生说。
“以分发艾滋病药物为例，我们在博茨瓦纳做过的试验性研究表明，在非洲分发血管紧张素Ⅱ受体阻滞剂（ARB）是可行的，然后美国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PEPFAR）接踵而至，光是美国政府的这一资助计划每年投入资金就达50亿美元，大大超过我们整个基金会的资助金，这还只是美国一个国家——随着资助经验的增多，会有更多机构参与进来。”
这是对世界经济中顶级富豪的金融和才智力量的衡量，他们的目标是引导整个国家。事实上，慈善资本家有时可以不经意地扭曲整个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一些非洲国家已经对此有所抱怨。在那里，盖茨的艾滋病药物、肺结核和疟疾疫苗项目获得了大力资助并受到持续关注，而从事这些项目的回报已经吸引了大批当地医生和护士离开迫切需要他们而又平淡无奇的日常护理工作。曾在非洲工作30多年的儿科医生彼得普尔博士警告前来调查的《洛杉矶时报》记者：“这些人做的事也可能带来危险。他们可能大肆破坏了卫生系统——而这正是他们口口声声说要试图改善的。”在非洲莱索托，一位来自西方的援助人员雷切尔科恩也赞同这一看法：“在整个国家，人们都对ART员工（对盖茨资助的卫生人员的称呼）所获的物质激励进行了猛烈抨击。”这些员工的收入是其他卫生护理人员的两倍多。
慈善资本家对全球卫生和美国教育的影响偶尔会引起争议，不是每个人都对学校增加的测试，或为抵抗非洲艾滋病所采取的特别措施予以认同。但是，慈善资本家的目标却不容置疑，几乎没有人会认为美国的学生需要更少的教育，或非洲人就应该缺乏医生和药物。而一些受思想驱动的顶级富豪冒险踏入了竞争明显更激烈的领域。
顶级富豪政治家正成为全球精英统治阶层的重要一员，他们中有渴望登上公共舞台的实际问题解决者，如纽约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和米特罗姆尼；也有新兴市场的亿万富豪，如俄罗斯的米哈伊尔霍多罗科夫斯基和埃及的纳吉布萨维里斯，巨额财富使他们斗胆挑战权威统治者。顶级富豪政治家能用金钱直接资助自己的竞选活动，还能通过个人基金会进行与政治不明显相关的捐款来获得市民的广泛支持。
一些有远见的顶级富豪不仅试图利用财富当上政府官员，而且要用财富转变地区、国家乃至世界现有的意识形态。索罗斯的“开放社会基金会”对于民主的出现以及东欧和苏联多元化的出现产生了强大的影响。一些保守派亿万富豪，如科赫兄弟，一直坚持不懈地培育一个右翼知识分子的生态系统，这个系统由对美国及其他国家的选举政治和立法进程影响巨大的多个智库组成。
第15节。
至于你怎么看待顶级富豪涉足与政治明确相关的投机活动，这就取决于你本人的政治主张了。如果你支持毒品合法化，那么你也许会支持“索罗斯们”投入数百万美元资助这一事业；如果你支持同性恋婚姻，你可能会举双手赞成共和党人保罗辛格为纽约同性恋婚姻合法化运动所做的贡献。
当慈善资本家用他们的财富资助与个人商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