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选举表现出真正的民主潜力。
遗憾的是，这一尝试力度不够，在有些地方甚至出现倒退。发生在广东乌坎的事件，也证明对农村的自上而下的管理已经失效。2012年2月
1日，乌坎举行了公开的村民委员会选举，这才让乌坎事件有了初步的结果。
乌坎，只是中国农村的一个缩影。全国广袤的农村，各有各的经济状况，各有各的风土人情，有的地方比较公正，有的地方处处贿赂，有的地方则为暴力所充斥。
无论如何，这种尝试一定要继续。
2。关于民主，有些话不可信
农村选举出现的一些乱象，成了某些人反对基层民主的原因。
其实，拆解开来看，出现一些纷乱是正常的，民主之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贿选，是所有国家的选举都不可避免的现象，因为每个人都希望通过有利于自己的人当权。选举，最大的优势是你可以赢一次，但不可能赢一辈子。如果上台后不为自己所辖的百姓谋利益，很简单，下一届他就不能当选了，小恩小惠能笼络人一时，不能笼络人一辈子。再退一步，笼络别人而上台，也比靠强力上台要好得多。
至于地方选举出现的暴力，需要公检法机构的强力介入。违反《选举法》，有暴力行为的，依法处理即可。其实，很多村民选举出事的地方，都是当地黑恶势力和地方公检法机构勾结的结果，而不是选举本身不正确。
因此，村民选举的乱象，绝不能归咎于农民素质低、不适合民主，这句话不可信。早在延安时期，农民就知道用黄豆粒来当选票。各地村民选举所爆出的颇具创意的贿选方式，也说明农民的智慧高，而不是素质低。
退一步讲，如果农民的素质低，民主试验就应该从素质高的城市市民做起。其实，各大城市社区委员会的选举，是城市基层选举的雏形，白领阶层为了维护自身基本权益而进行的合理、合法的选举，完全应该获得政府的支持，从而为城市的基层打下良好的自治基础。可惜，很多社区的社区委员会得不到地方政府的承认。在一个个高素质白领、管理人员组成的社区，物业、居委会和业主自己选的业主委员会争夺权益，甚至大打出手。其实，在正常的社会，三者有其一即可，最佳模式便是业主自己选的业主委员会。
还有一句不可信的话，那就是中国的国民性不适合民主。很多人信这句话，很多人将信将疑，很多人反对但苦无证据。
感谢台湾地区，鲜活地证明了“中国人的国民性不适合民主”是多么荒谬的一句话。
2012年，我到台湾地区访问，看到这个地方，倡导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而不是讲究与天斗其乐无穷；这个地方的孩子们都要背诵整部《论语》，而不是到成年后再通过电视聆听未必正确的讲解；这个地方最基层的细胞、最古老的美德从来没有被刻意打碎，更没有挑动至亲之间的残酷斗争和无情出卖。
蒋介石败走台湾后，吸取教训，采取耕者有其田的制度，却也没有像大陆一样打倒地主和资产阶级。这个过程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保留了私有产权；第二，台湾县级及其以下的基层选举未中断过。我在蒋经国纪念馆，看到了蒋经国于1980年参加地方选举投票的照片，那时，距离台湾开放报禁、党禁尚有6年时间。我们总是盯着热热闹闹的台湾地区领导人大选，可没有注意到台湾的基层民主其实一直没有中断过。
前言 中国为什么不行（4）
一切政治都是地方的，托克维尔的这句掷地有声的话，用在台湾再合适不过了。传统的根基，基层民主的土壤，让真正的选举来临之时民众大抵知道该怎么办，尽管这个过程有喧嚣、有枪声、有怒吼、有牺牲，但毕竟走过来了。
无论“总统府”里的高官，还是大街上“引车卖浆者流”，均在品评国事而无须担心，他们已经拥有了免于恐惧的自由。
和一位熟悉国际事务和台湾事务的长者喝酒时，我们都以为，正是台湾地区让我们看到了希望，让我们不再一味地对未来悲观。
还有一句话，是说民主后可能天下大乱，中国折腾不起。笃信这句话的大有人在。
从历史的视角看，的确是中央权威越强，社会越稳定，然而，历史也已证明，威权是随着执政者的代际更替逐渐递减的。历史上几乎每个王朝，都难逃这一规律。于是乎，“威权递减，贪污横行，民怨翻腾，揭竿而起，进而改朝换代”成了不二的定律。
毛泽东看到了这一点。1945年7月初，在延安的窑洞中，民主人士黄炎培向毛泽东提出了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支配的问题。毛泽东胸有成竹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泽东作为战略家，这一判断是正确的。在威权递减的社会，只有通过选举与监督，才可以形成良性的政府，才可以遏制既得利益集团的扩张。不是民主会让中国乱，而是违反规律压制民众的应有权利会让中国乱。
3。民主的几个必备条件
民主毫无疑问是未来发展的方向，否则，中国不会在农村尝试“基层民主”，在高层尝试“党内民主”。但民主这个问题急不得，无论什么主义，什么思想，都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变为现实，它需要时间。如《民主的细节》作者刘瑜女士的一篇文章所说：给理想一点时间。
当然，对未来不是消极地等待，而是应该有些准备。民主社会需要几个必备的条件。
第一个条件：保护私有财产。
如果说宪政萌芽于13世纪初的《大宪章》，那么现代民主政体则奠基于1689年洛克对光荣革命的哲学诠释。在《政府论》中，洛克写道：“除非获得本人的同意，最高权力不能剥夺任何人的任何财产。”
用更通俗的话就是，尽管我的房子很破，但“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没有这样的保护，你的房子随时有被拆迁的危险。洛克认为没有财产权，人和动物就没有区别。
孟子说，有恒产者有恒心。照我看来，有恒产者，就是有财产权的个人；有恒心，则是在相当程度上获得了免于恐惧的自由。有恒心的个体组成的社会，才有可能避免把政治搞成整人之权术，把法律弄成治人之谋略，经济才不会成为“血酬定律”支配下的一场游戏一场梦。
孟子之言，很多人知道的是这半句，其实，后面还有半句：无恒产，有恒心者，唯士能也。也就是说，那些没有恒产的士人，即古代的知识分子，照样有着家国天下的情怀。
这，又涉及民主的第二个条件：知识分子的独立与担当。
美国人说，先有哈佛，后有美国。我想，这不仅仅是指在美国立国之前就有了哈佛，而且还指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成为了美国的民主政体的一块基石。
前言 中国为什么不行（5）
托克维尔说：“在民主社会，每个公民都习惯于为己有关的一件小事而煞费苦心。但是，他们一扩大视野，往远看，就能看到整个社会庞大的形象或全人类的更为高大的形象。”
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的存在，会像磁场一样，把民众的眼光吸引到超越现实的远方。
而一个自治的大学，一个不受权力制约和金钱腐蚀的大学，是维持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存在的重要手段。
很难想象，一种连大学都堕落的社会，可以取得多么崇高的进步；也很难想象，一个从一年级开始就需要孩子对权威言听计从的教育方式，能产生出民主的基因。
思前想后，当下的教育，是最大的误国。
民主的第三个条件是：言论自由。l米l花l书l库l ；http：//www。7mihua。com
民主社会的一个特色，就是包容各种声音和思想，哪怕是所谓的异端邪说。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表达，才会出现平衡的状态。
有人总是担心，放开言论会谣言四起，引发动荡。其实大错特错。言论不自由，才会到处充满猜疑。谣言止于公开。把所有人、所有事公开于阳光之下，公众自会有一个判断。即便现在不能，也要培养这种能力，而不是靠遮掩来取得暂时的你好我好大家好。
言论自由，当然有尺度。在德国，什么都可以说，唯独不可以为纳粹翻案；而在美国，你举着旗子到处喊纳粹的口号也没人管你。相同点在于，民主国家对官员都是言论自由的。做了官，就等于把自己放在聚光灯下让人品鉴。另外，作为公众人员，也需要在享受公众人物的各项好处的同时，接受公众的监督。
民主的第四个条件是：司法独立。
每个人的财产权能得到真正的保护，就一定需要司法独立；而民主所产生的争端，最后的裁决者一定不是政府，而是独立的法院。
司法独立，不但使政府成为有限政府，更为重要的是，独立于民意的司法，才能克服民意急功近利的短视。
民意容易受可见的现实利益的支配，往往忽略了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应该遵守的游戏规则。如果民主成了“得民心者得天下”，这种民主一定充满了阴谋和暴虐。
民主，不是多数人说了算，相反，民主要避免的恰恰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因此，如果没有强力、公正、独立的司法系统，民主真的可能带来灾难。
大鸣大放、大串联、大字报，绝不是民主，民主一定是有规则的，需要有公正的裁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