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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元举的西部情结……《西部生命》（25）
他或许不清楚这块皮是被美国鬼子窃去的。他不会知道华尔纳这个名字。他不知道过去。现在不知道过去的年轻人太多了。我们过去总说列宁的指示，说得是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什么的，那时候说这句话时充满崇高感，现在的年轻人哪还有说这种话的？其实，这句话还不知道是不是又是翻译的偏差，其实，忘记就忘记了，顶多说您记性不好，而硬把这种忘记说成是背叛，就未免有点过分了。
陪同我的年轻人不知道敦煌的历史，但他知道敦煌的现在。他不熟悉华尔纳却熟知一个与华尔纳有着同样行为的中国年轻人。那是两个20郎当岁的生在红旗下的小伙子。他们接受的是社会主义教育，他们可以去学好多好多英雄，可这两个小伙子偏偏去学了那个美国家伙，也用了一种什么胶把壁画剥了一块长方形的皮。剥痕留下了清晰的刀法，线条没有华尔纳的笔直，深浅轻重也不匀，从中可以看得出前者剥时心理不慌，后者则慌得不得了。
据说是发现了这一处壁画少了块新皮之后，敦煌政府视作大案要案，立即侦破。
在侦破的日子里，莫高窟不对外开放。
那几天，千里迢迢赶来看莫高窟的人该有多惨。我就听到过一位朋友无比沮丧地说起过他有一年来到敦煌没有看成莫高窟。
好在比较快就捉住了罪犯。关于这两个小子的故事我没有多大兴趣。他们还没有王道士那个福分。王道士可以随便将藏经洞的国宝去换外国人的钱，可这两个小子却没这个条件。他们大概是因为穷，就选择了这么一种弄钱的方式。这是一种愚蠢的选择。这种愚蠢一定是因为他们知道了这个美国人华尔纳。学外国的东西可真够快的。这两个小子知道这么干是铤而走险，他们也挺有经验，把剥下来的画皮埋在了大泉河边的沙土里边，据说抓到他们后好不容易才找到赃物。
我没有记住这两个罪犯的名字，但我知道他们的师傅就是那个美国人华尔纳。
徒弟被毙了，可是，师傅呢？他若长寿的话，他似乎还会活着。他一定是一身殊荣了。如果他出席国际敦煌学的会议，走到讲坛上用一口流利的美国味英语宣读他的论文时，台下坐着好多中国的敦煌学研究者，这些研究者们都和我一样爱国，那么会对华尔纳怎么看呢？不管我们怎么看，他在自己的国度里会因当年在中国敦煌的行窃而获得声誉。他会由此而得以辉煌。因为他为那个文化土层很薄的国度带去了文化。他掠走的那个原本放在３２８窟中的一尊精美的唐代菩萨塑像现在就藏在哈佛大学的福格博物馆。那是一双对称的菩萨，剩下的这一个依然保留在３２８窟，形单影只，茕茕孑立，在它的对面，失去的那个地方空着，空了那么多年，也还能看出一点曾经摆放的痕迹来。
莫高窟最有故事的洞窟就是藏经洞。藏经洞的设计也颇有匠心。洞中套洞，可隐可现。
当我跺步于这个大洞时，迟钝的我还不曾意识到这就是王道士扬名千古之处。等到我在这个大窟中看到了一侧的那个小小的洞口时，我才觉出点蹊跷。
那个小洞门很是平常，窄窄的，大洞口处透进来的光线把它照得愈发陈旧残破。洞口的墙体处有着泥沙堆积的痕迹，那是一道永远无法拽直的水纹状斜线。我试图往那里边瞅瞅，漆黑无比，什么也看不见。不知有多深，更不知道这个黑洞竟是我们民族的一个大窟窿，无法弥补，无法平抚。
就在我踌躇于洞口时，有3个年轻人尾随一位女讲解员把那个洞口团团围住了。讲解员操着一口流利的日语，这使我意识到她是在给日本人讲解。这3个日本人看上去像学生，都戴着眼镜，都显得挺学问的。我没有跟他们搭话，也就说不好他们来自日本的哪个城市。但是，他们有着日本人身上共同具有的那么一种优越感。这种东西很让我不舒服。我感到最不舒服的应该说还是那个讲解员。她只顾给这3个日本年轻人讲解，而且讲得特别富于情感。十分耐心又十分生动。我不懂日语，听不出她讲得内容，但我可以感觉出她是在讲解一个十分有意思的话题。等到她讲完了，要和那几个日本人往外走时，我迎上去向他探问这个洞。她的表情一下子变得淡漠了，只是勉强地草草应付几句，就把我扔在那里。这时候我觉得洞中的光线更加阴暗。我的心情也越加沉郁。
多灾多难的敦煌哟，蒙受巨大耻辱的藏经洞啊！许多人都知道，许多文章都写到。敦煌已如沧桑老人，经历得太多，就有些麻木了，但是，我无法麻木。我在莫高窟的洞窟中走着，看着，想着，我看到那么多墙壁上的画都褪色了或者风化了水蚀了，还有被人为破坏了，我看着这些斑斑壁画犹如端详一张张老人的脸，那上边布满了老年斑。这不仅使我敬重同时使我沉郁。这时候，我对于敦煌壁画有了新的认知——我不再希冀那些个完美的修复与补就措施，甚至我也不喜欢那些保存得最完好的那种壁画。我觉得正是残缺与斑驳让我理解敦煌，理解历史，理解生命，理解许多我不曾理解的东西。而那种未经损伤的波光潋艳、色彩鲜艳的壁画虽然好看，却不会给我以沧桑和岁月，更不会给我以深刻的内涵。我只能与这些布满岁月泪痕、涂满苦难、阅历丰富的沧桑面孔一道，走向忧郁……
刘元举的西部情结……《西部生命》（26）
走 出 石 窟
莫高窟的数百个石窟要逐一看完是需要耐性更需要条件。我用了大半天的时间，也仅看了十几个。大部分洞窟都不开放，听说有的比较重要的洞窟看上一个就得掏100多元，甚至有的需要掏400多元。商品意识在那一排排紧锁着的洞门上就可以感受到。洞门是金钱味道比较足的颜色，比美元底色重些，跟日元底色差不多。那是现代的装饰材料——铝合金。密封性能固然很好，但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看上去不大得劲儿。据说，这都是日本人帮着搞的。一进莫高窟的大院，就能看到立着一排橱窗，里边有好几位日本人的照片，都是为修葺莫高窟而捐款的人。我还从一些介绍性的材料中，看到了日本专家学者为了维修莫高窟所作出的巨大努力和付出的代价。日本是个注重文化的民族，他们的“杂种”文化形态注定了他们对于文化的重视。他们能够对敦煌如此看重，说明了敦煌的地位。他们拿出一点钱来用于对文化遗产的修复上他们觉得很值得。敦煌即便不在中国，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度，我相信他们都会拿出钱来表示的。这是他们对于人类文化文明的一种姿态，这与国家与国家间的友好什么的大概没有多少关系。我们可以从中学习人家的文化精神，但不必盲目崇拜甚至奴颜得失去我们的人格。
当我走出洞窟，走过那个斗拱架构的双檐式牌坊入口时，我回望一眼，又看到了那3个年轻的日本人。其实，我没有必要再对他们感什么兴趣，他们既不是学者也不是什么人物，他们普通的走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也会被中国的城市淹没的。他们瘦小枯干，没有欧洲人的高大和气质。可是，我还是一眼就瞄上了他们。他们仍在洞窟前走着，那个讲解员也还是那么热心地与他们边走边谈。他们在这里受到的待遇肯定比中国的游人要好得多。有的洞对中国人不开放，但可以对他们开。因为他们有钱。有钱就可以多看，有钱就可以赢来中国讲解员的好感，有钱就能带来人的尊严与自信。
从外表看上去，日本人与中国人实在很难区别，无怪乎在国外好多中国人被当做了日本人。令我感触的不是中国人被当成日本人这一现象，而是被当成之后，作为中国人的某种状态。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
我有一位去日本留学的上海朋友。她回来后最有感触的一件事就是在日本街头她碰见了她的一位熟人。她说那是她刚到日本去没几天，还没有从思念家乡思念亲人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因此，她在日本街头上碰见了家乡熟人亲热得不得了，她迎上去就用中国话与对方打招乎。可是，她惊呆了，那人瞅了她一眼，就像根本不认识她一样，匆匆躲开她。她又喊了一声那人的名字，那人回头冷冷地用日语告诉她认错人了，他是日本人。
这是在日本的国土上。在法国，在美国，在世界好多地方，中国人常常有被误认做日本人的时候。每每到了这样一种时候，被认错的中国人有多少能够为此感到不悦感到生气感到羞辱，于是，马上就去纠正呢？我想，如果是一位日本人被认错为中国人时，他们大概绝不会无动于衷更不会沾沾自喜。
我很钦佩井上靖这位日本作家。他以中国的大西北中国的历史为题材写出了一系列的长篇：《天平之瓮》、《苍狼》、《敦煌》、《杨贵妃》等。我记得非常清晰，他在《天平之瓮》中写到的一些细节：一批盛唐时代从东瀛漂过来的年轻的遣唐使，一到长安街头，就立刻被长安的繁华所震慑。他们满眼铺金堆银，满眼的辉煌应接不暇，他们认为这不是到了人间的城市，而是到了天国里。只有天国的城市才会如此繁华。可是，当他们分头跑了一天，晚上回到房间彼此谈各自见闻与感受时，他们不约而同地有了一个共同的感觉，那就是他们在街头上看到的懒散的肥胖的闲极无聊的人太多，特别是那个叫普照的看到一个胖子半躺在街头晒太阳，他觉得奢侈得不可思议，他认为这么大一个国家就是再富有，也架不住这么多闲人。他由此看到了盛唐的衰迹。另外几位也说出了这种共同的感觉。因此，他们在唐国拼命工作，他们为了把中国的文化学到手，为了多得一点东西，他们作出了惊人的努力与牺牲。他们抄写了大量的经卷，为了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