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我就上街去买报纸。我们当时住在西单附近的京海宾馆。走了几个报摊,只有《北京晨报》一家刊登出来署名为张瑞玲的记者写的消息,题为《刘元举告〈蝉蜕的翅膀〉抄袭》。其他报纸都没有刊登出来。到了中午时,有的记者打来电话,言称文章写好了,发不出去,而发不出去的原因是报社领导接到了上边的一个电话通知,明确指示不允许刊发刘元举告张建伟抄袭这个事件相关的所有文字。上边一个电话,还没有留姓名,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扼杀了正义的声音?!这种管理方式在我听起来真新鲜。我几乎以为这是说话者的杜撰。但,据一位富有正义感的某报社主任说,他们主编给他们报社中层干部开会时也传达了上边的这个电话通知。这位主任问:是什么人打来的?为什么只是一个不留名的电话而不是文件?主编未作回答只是很有内容地一笑。
同样的消息,我分别从不同的报社听到了。据说这种打电话通知的方式,是一种很严肃的管理方式。那么,上边究竟什么人在打这样的电话?为什么这样具有神威?为什么还带有一种神秘色彩?究竟是张建伟的神通还是支持他的复杂背景?
看来,我所面对的将是一个相当不简单的事情了。至于会复杂到什么程度,我心中没有数。
4 走向遥远而神圣的法庭
或许因为这种封杀,反倒激起了我的维护权益的勇气和力量。我就不相信已经加入了世贸的中国,会有人真的能够公开支持一个抄袭剽窃他人作品的行为?即使真的支持,那么也不可能瞒天过海!我相信法律,我一定要通过法律弄个水落石出。
我知道打官司是非常麻烦的事情,不到万不得已,是不应该走这条路的。许多打过官司的人都曾得出过这样的结论,因此,一想到打官司我也不免余悸横生。但是,不打官司,你又到哪里去说理呢?你想说的话可人家一个电话通知,就让你无法说出来。让你只能憋着忍着,好像你没理似的。
按照被告所在的单位中国××报社的地址海运仓,其所辖地是在北京市东城区,因而我们就到了东城区人民法院起诉。在昨晚的发布会上,我们也向记者们披露要到东城区人民法院递诉状。所以,第二天一早的晨报报道的,也是我们要去东城区人民法院。
我们上午九时许,打车到了东城区人民法院。法院是在一条小巷内,巷口处有标示。这种灰色调子的小巷在北京比比皆是。进了巷子,路旁的老民宅的屋檐挂着一长溜冰溜子。曲颉是个摄影爱好者,他在这个巷子的冰溜子下边给我拍了一张照片。他的用意很明确,说明我的通向法院的路上,不容乐观呀!
法院门口还积着似化非化的残雪,斑驳着。这里聚集了一些人,从装束上看,都是来自乡下的。我们进到走廊里找到有关人员要递诉讼状时,人家告诉我们所有侵权官司都改由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
打官司的滋味儿(7)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哪里呢?对方说在东铁匠营。
尽管到北京来过无数趟了,但是对于东铁匠营却不熟,而且是头一回听说这个名字。我们拦住一辆的士,朝东铁匠营驶去。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够远的了。出租司机把路跑错了,绕远了,这就更让我感觉法院的路途遥远,而我当时没有想到这或许就是某种暗示吧,法院没有那么容易就走得进去的,你就等着绕圈子吧!
那时候,我怎么也不会想到从这一天递上诉讼状后,会绕那么大的弯子,会等到漫长的两年零九个月才有了一审判决。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一条杂乱的街上,法院主楼在一个院子里,我们进不去。我们只能在沿街处的一个简易的屋子里递诉讼状。这个屋子门窗罩着一层铁丝网,我与赵星奇律师朝里面走去时,拍下了一张照片。看上去,满窗罩着的铁丝网似乎就是在等待着我们入网。
屋里有一堆人在排队等着递交诉讼状。有律师在身边,我觉得轻松多了。再麻烦的手续,也不用我操心了。诉讼状一共准备了六份。负责接诉讼状的是位中年女子,她接过我们递上去的诉讼状看了看,挑出了毛病。原来,我们东城区人民法院的字样并没有更改。于是,我们只能找地方重新打印了。
法院面临的这条街土里土气,有点像乡镇街道。临街开了许多店铺,也有复印社和打字社。我们选了就近一家。
屋子低矮阴暗,桌子也挺破旧,电脑看上去也不是新的。但是,这里接活的人却对于诉讼状的格式等有关问题十分熟悉。看来,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呀!谁知道有多少人到他们这间小屋子里来打印这种诉讼状。
诉讼状重新打完,花了24元,一式6份装订好时,天已经晌午了。法院接待室的门已经关了,我们只能等到人家下午上班时再递呈了。
案子究竟能否立上?我的律师有些担心。他的担心直接影响到我。如果不受理怎么办呢?我的律师那天上午动作显得非常干练,无论是去重新修改打印上诉状,还是去附近那个银行交诉讼费,他都是大步流星抢在前边走。仿佛走慢了一步,就有可能发生什么失误而导致法院不受理似的。
在我请律师时,曾有人给我出主意,既然在北京打官司,那就应该请北京当地的律师。
请北京当地律师对案子肯定有利。但是,我还是请了我们当地的律师——辽宁铭星律师事务所的主任赵星奇先生。赵星奇是我们辽宁省著名律师,是人格与水平均令人称道的国家一级律师。他打过不少名人官司,其中包括小品演员巩汉林的官司。以前我曾与他接触过,他沉稳老练的风格赢得许多人的尊重。他是那种能够让人放心并且能够给人以信任的人。
法院周围有好多饭店,但从外装修上看,这些饭店还是属于平民饭店。由此不难看出,到这里打官司的人更多的还是平头百姓!
这里饭店卫生条件很差,本来就没有胃口,也只能草草吃一碗面条。
饭吃得简单草率,时光就感觉过得格外缓慢。法院中午休息,一点半才能上班。这段午休时间按理说并不长,但我却觉得太长了。我们是打算当天赶回沈阳的。如果赶不回去的话,就要在北京多住一宿,而多住一宿又得多一些破费。为了省钱就得当晚往回赶。但是,下午能不能顺利立上案,这个谁心里也没底儿。
谁知道又会冒出怎样意想不到的事情呢!
关闭的门总算开启了,我们递上了诉讼状。是位中年女士接的,她把我们的状子拿到里面去了,似乎是去研究一下看看能不能立案吧?过了一会儿,她回来了,好像又让我们填了什么表格,瞅着她来回行走的身影,我的心一直悬着,万一她不受理呢?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假如上边有人干预,就像干预新闻媒体不许发此类文章一样。谢天谢地,总算受理了案子。当我们走出这个庄严而简易的建筑空间时,我们总算松了口气:
毕竟受理了呀。
5 我所受到的内心伤害和精神损失
我是乘坐当晚10点钟的53次特快返回沈阳的。这趟列车是沈阳人最喜欢乘坐的,上车后往卧
铺一倒,第二天睁开眼就进了沈阳站了,什么事情也不耽误,可以照常上班。
翌日清晨7点左右,列车就到了沈阳北站。出了站台就打辆的士往家赶。今天我要上班,我需要抓紧时间。可是,我还没到家门口时,我的手机却响了。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电话竟会是我们单位的党组书记打来的。
我们杂志社是不坐班的,每周只去三天,而且上班的时间说是8小时,其实,也都非常松的,早一点晚一点也没有人严格盯管,所以,我们一般都是9点以后才能到班上。党组书记知道我们今天坐班的,一般情况下,他有事找我,也是会在我到了单位以后,他怎么这么早就打电话给我呢?我突然敏感到了可能与我去北京的事儿有关。这是我瞬间的担心,却不曾想真的让我感觉对了。
书记是个厚道人,通常情况下,他从不打官腔,而是以朋友的口气跟你说话,显得亲切自然。但是,那天早晨我在接到他的电话时,却没有感觉到亲切和轻松。因为他没有多少寒暄,上来就问我是不是到北京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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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官司的滋味儿(8)
其实,我去北京没有跟他请假。作为一个单位的一把手,出差要跟上级领导请假这是起码的原则,这个我不是不知道,但是,我不想请假的原因也是不希望说出来我到北京的理由。如果我说去北京,势必领导会问我去北京做什么。我不肯如实说的话,势必就得说谎,但是我又是个不爱说谎的人,何况是堂堂正正地维护自己权益的事情呢!但是,在去北京之前,我心里并没有多少底,所以,我不想一开始就弄得满城风雨。
书记并没有批评我去北京没有跟他请假,而是直接就问我是不是去北京开了新闻发布会。这一下子把我问愣了。他怎么会这样快就知道我在北京的事了呢?一道阴影刹那间掠过头脑。
我只好笑笑搪塞一下,哪知他口气显得严肃了。他说宣传部一位领导给他打来电话了,是希望他跟我谈谈。
我说等我去单位再谈吧。因为我现在刚下火车,还没到家呢!他说好吧。
组织上如此迅速作出反应,这是我始料不及的。谈什么已经是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了。
问题是我该怎么办。
上午到班上后,正赶上刊物要下版。每期下版时,都是印刷厂的人到我们编辑部来恭候。
我是主编,当然要严格把好下版这一关的。我在办公室里给书记打了个电话,说明下版情况,希望等下完版再跟他谈。这样,书记找我的谈话就到了午后。
我们杂志社在五楼,作协领导在八楼。下午,我将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