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生命 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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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生命 说法- 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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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给我送行,我觉得他们的表情过于严肃,而这种严肃多少有些悲壮的意味,这使我对于自己独闯黄河源本来就没底的心里边,更加显得没有着落了。但是,我仍然为自己平生决定的一次冒险而滋生着莫名的亢奋。
  要去往黄河源,得乘坐公共汽车。因大雪封山,从冬天一直封到春天,我在西宁汽车站买到了雪化后的第一辆公共汽车的票。买到这趟车票的人中,还有冬天时,从玉树那边过来的人,因大雪封路,他们到了这边就回不去家了,只能等到第二年大雪开化后,路通车了,他们才能重新回归家园。
  头一辆车是在早晨迎着阳光离开西宁的。我的心情也随着阳光一起明亮开来。我的装束可能与车上的人不一样,而且差异特别悬殊,所以,我上车以后,就不断地有人朝我投来好奇的问询目光。有的干脆直接问我去往哪里?去做什么?
  这辆车从西宁始发,终点站到玉树。我要去的是玛多县。黄河源是在玛多县境,我是从一位参加黄河漂流的人那里得知的。我对于玛多也好玉树也罢,是同样的陌生,我只知道汽车是朝前方开的,至于什么时候能够开到,开到的地方是什么样子,将会遇到什么,会不会有危险,会有怎样的危险我是一无所知。
  出了西宁城便奔上高原了。高原也是平地,在视野中是看不出来有多么高的,能看出来的只是那山体一律的光秃,偶尔有棵树,丑陋地吊在那里,与奇形怪状的山石相衬,根本谈不上诗画之意。高原的路好像不是人工修出来的,而是车轮自然碾压出来似的。那么宽阔的草场地,似乎可以任意去压,在草原中间压出来了笔直的辙线,一直通向远方。远方蒸腾着温润的气息,令人神往。
  

打官司的滋味儿(12)
草原的草经过一冬的休眠,更枯更黄了。还有一些未融化尽的积雪,折射着阳光的斑驳。停了一冬的高原,被我们这第一辆公共汽车唤醒了,其欢迎我们的热烈情绪,不难从四周的景色中感受到。阳光越来越热烈,枯草也越来越光芒闪烁,还有黑色的牦牛朝我们观望,牦牛毛编织的黑色帐篷冒出的缕缕炊烟,都让我倍觉亲切。
  傍晚时分,汽车停靠在河卡,我们住的地方是一个兵站。简易土房子围成一个四合院,外墙粉刷着白灰。房子里瞅哪儿都是灰蒙蒙的一团,窗户透风,一铺土炕,炕边有一个火炉子,烤火取暖靠得是干牛粪。这是我头一次看到了牛粪的作用。后来,在孤身去往黄河源的途中,我在藏民的帐篷里看到藏民用干牛粪当做抹布擦拭饭碗,然后给我倒上奶茶时,我对于干牛粪的价值有了更深的认识。
  在河卡的那个傍晚发生了一件惊心动魄的事情。当时,我一个人踱出了兵站院子,来到了更为广阔的街上。街上其实很少有人,我看着沉甸甸往下垂落的夕阳,就不由自主地逛到了牧场。所谓牧场周围没有高大而严实的围栏,随时都有缺口。而这种缺口处是导致我进入险境的最直接原因。
  我仰望着高远的天际,头一次在这么平阔的地方散步,根本不用担心马路上的车辆,那份感觉真是爽极了。我悠然自得地行进着,不知不觉间,走进了牧场深处,定睛一看,我的前边突然蹿腾起四股狼烟,四条壮硕的狼径直朝我扑来了。我惊恐万分地回顾一眼,身前身后全不见人,眼见那四股烟尘迫在眼前时,我根本无处躲藏,只能硬着头皮等待危险。
  我把四只藏獒当做狼了,事实上藏獒比狼可怕,它们猛如雄狮,发鬃被风吹拂掀动着,使脑袋看上去显得很大很凶。当时我的神志格外清醒,几乎是在一股旋风猛烈刮来的同时,四个凶神从不同方位同时朝我扑过来,遮天蔽日,它们的战术非常明确,是要霸占领空权,希望将我扑倒,然后再作处理。当它们大气磅礴地扑向我时,我半蹲着左扭右晃,一一躲闪着。我的肩头感觉到了藏獒的巨爪,耳边被它的脑袋和喘息弄出的一片恐惧的风声淹没。当我绝望中忘记了呼喊时,我的身后有人替我呼救了。那是一个藏族女孩子,她的声音惊人地响亮,可能传出去很远很远。随着她的惊叫,我听到了远处有一个男人的权威声音响了起来,随后,这几条藏獒不再朝我猛扑了。在我几乎瘫倒着无法迈步时,一个身着藏袍的男人远远过来了。他冲我一笑,黑炭般的脸上跳荡着一排雪白的光亮闪闪的牙齿。
  我的肩头被抓破了,衣袖也不知怎么被扯开了个大口子。
  藏獒的凶猛令我惊魂甫定。我把它们当成荒原狼了。后来的日子里,当我一个人在通往星宿海的途中遭遇了荒原狼时,我才真正比较出来狗与狼的差别。我在《西部生命》一书中,翔实记述了我遭遇荒原狼的情景。现在想想,还恍然如梦。
  那次真是一次如梦的远行。危险不仅仅来自猛兽,还来自海拔五千多公尺的高原反应,来自天气的瞬息万变,来自我体内的多种不适应。终于我浑身瘫软地躺倒了,先是躺在藏民的帐篷里,而后是搭乘了淘金人的汽车回到了玛多,依然昏昏欲睡,不吃不喝,在玛多的一个招待所里我昏睡了两天半,发着烧说着呓语,如果再发烧下去,我恐怕就再也回不来了。
  我在那种孤独无助的情况下,不止一次地思考过死亡。我就像一个人在滔滔浪涌的大海中游泳,筋疲力尽时,你不能指望任何人来救你,你只能靠自己的仰泳,慢慢地躺着漂着来逐渐恢复体力恢复信心,只能自己救自己。依靠别人是不行的。
  事实上,我在孤身闯入黄河源时,最深切的感受就是生命的无助感。
  我回味这些危险经历,是要说明当时妻子一点都不知道。后来,她从我的文章里边看到了,才开始了真正的后怕。这种后怕使她越来越敏感。比如我在柴达木时,她必须让我每天给她一个电话,报告我的行程,否则她就睡不着觉。而我在遭遇到那场大风沙时,三天没给她电话,她就疑神疑鬼了。
  还有,我去欧洲那次。行前,我还在写《西部生命》这部书。我是要求自己一定要抢在去西欧之前将我在柴达木的感受写出来的。最后一篇散文是《忧郁的敦煌》。这篇文章我写得很有宿命色彩,不仅沿途的石头是黑色的,连莫高窟里边的武则天的画像也变成了黑色的,岁月是以黑色的形态在向我讲述着生命的悲情,当然还有我对三毛走西部走到了人生尽头的感慨,抒发了一个人孤寂行旅中的宿命意识。
  当我写完这最后一篇文章,并打印出来时,已是翌日清晨了。当天我就乘车去北京,然后由北京飞赴布鲁塞尔。由于我只是沉浸在头一次出国远行的亢奋之中,完全忽略了我妻子的心情。她看到了我的《忧郁的敦煌》,她在我走后读完了这篇一万多字的文章,她的担心一下子达到了极致。她开始恐慌地注意电视新闻,担心是否有飞机坠毁。当我到达巴黎,在街头的电话厅里给她报了个平安消息后,她哭了,而后又笑了,她说她一整夜听到的都是飞机坠毁的声音。
  应该说,她是个非常爱操心的人,她是个弱者,身体心理都很脆弱,我应该更多地照顾她。但是,我一旦远行,就顾不上她了,而她为我的担心焦虑却会永远伴着我的匆促步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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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官司的滋味儿(13)
当一些记者因为张建伟轻松地在十天时间里完成17万字的《蝉蜕的翅膀》,并且与我一同获奖时,他们都在问我,为了写作《西部生命》究竟付出了怎样的辛苦怎样的代价时,我都要有一段长时间的沉默。有些所谓艰苦是可以说出来的,而有一些是说不出来的。说不出来的,就沉淀下去了,而且永远也消化不了,形成了内心的疾患。
  或许经历过多次的孤身远行,比如后来又两番去了柴达木,又去了新疆,去了西藏,对于整个西部的轮廓感受得以完成后,我觉得,基本上能够从容应付我所遇到的许多困境。从而,我一次次获取了创作的灵感和激情。我已经锻炼了自己的意志和信心,我自以为我不会在乎任何挫折与磨难了。
  如果说远行使我置身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能够磨练我的意志与信心的话,那么在打这场官司中我所处于的无助状态,则令我受到更多更大的伤害。搞得我相当一段时间心绪很烦。
  时常会发些无名火,这些无名火对周围对家庭无疑都像病菌一样,会传染会伤害别人,或许基于此因,我在2003年的春天,放弃了我为之敬业了23年的编辑业务,辞去了主编兼社长的职务,我选择做一个自由的专业作家。
  我这样抉择的一个主要因素是想还回自己一份清静的心态。但是,即使我这样努力去做了,也不能真正摆脱内心的烦躁,因为我可以摆脱主编社长工作,却无法摆脱官司的马拉松式的纠缠。即使是一审开庭了,判决下来了,官司的程序仍然没完,你就得一步步耐着性子去走完这个程序。
  这是一个越来越无聊的程序了。越往下走,你越会感觉你想寻找的正义,你想维护的东西,却在这个程序中,在慢慢的消耗。这是后话。
  上边我说到的是领导希望我高姿态,作出让步,朋友们的劝告也对我影响很大。有位知名老作家在春节后,也就是2月4日那天晚上,给我打来了电话。他中心跟我谈了两个字“分寸”。他认为媒体已经报了,许多人都知道了,就像温度达到80度了,但还有20度,如果这20度太费力气,便得算算小账是否合适。他认为既然部长们都出面调停,如果我这边再一味坚持,弄僵了反而不好了。他在政治上确实比我有经验得多,他认为行政也不是不可以干预法律的。他认为打了官司满城风雨,最后要是打不胜,或不欢而散倒不如见好就收,识时务者为俊杰嘛!他还说,人们同情弱者的。
  我听他话里话外的意思,感觉他好像是受了谁的委托,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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