玫慕】底纯觯嗽蚩梢韵硎苡嗌�70％的健康时光。老人健康差，不仅无法工作，而且也会增加医疗费用，使国家财政雪上加霜。
不仅如此，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如今中国的艾滋病和HIV患者有100万~200万人。到2010年，这个数字可能将达到1 000万~2 000万人，以后可能还会扩大。艾滋病和HIV打击的主要是年轻人。患者不仅无法工作，而且需要专业的医疗服务。所以，这部分人在经济上等于提前进入了老龄。
性别比例的失调，则是一个更大的人口挑战。正常的男婴与女婴的比例是103～105∶100。中国的这个比例在1990年是112∶100，1995年是116∶100，2000年达到118∶100。儿童的性别比例失调的程度甚至比婴儿的性别比例失调还要严重。比如，2000年1～4岁孩子间的男女性比例是120∶100。只有新疆、西藏两个自治区的性别比例正常。湖北、广东、安徽这些中心地带的男女儿童性别比例竟达到130∶100。按这个趋势发展，到2010年，中国20多岁的育龄妇女的数量将开始递减。从2010~2025年，随着递减速度的加快，这个年龄段的妇女可能减少1/4。而10％甚至15％的青年男子根本没有结婚的可能。这不仅会给社会带来严重的不稳定，而且育龄妇女越来越少，人口萎缩加速，将进一步加剧老龄化的危机。
中国目前正在享受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人口红利”。但是，这个“人口红利”背后潜藏的是要不得不为之支付的“高利率”。现在四五十岁的一代人，三四个兄弟姐妹养一两个老人，自己则仅有一个孩子。这样少的被抚养人口，自然可以使他们全力以赴地发展经济。但是，当这代人退休后，局面就倒了过来。中年人太少，老年人太多。一心发展经济已经变得不可能。在最糟糕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十几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成为强弩之末，发展速度可能赶不上人口年龄比我们年轻的美国，更不用提取而代之了。
值得庆幸的是，现在挽救这个危机还不是太晚。如果中国能够调整计划生育政策，使出生率适当上升，在未来5年出生的一代人，到了21世纪2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人口高峰过去之后，正好进入工作年龄，经济发展的势头还可能维持。如今中国正在迅速城市化，大城市即使取消计划生育政策，也会迅速面临出生率过低的问题。关于这一点，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日本、韩国，无一例外。北京、上海也已经走上了同样的路。农村的高出生率，正好是一个良性的补偿。因此，我们不仅不应该歧视农村的“超生”人口，而且应该给这些孩子提供良好的教育机会，使之成为未来高质量的劳动力。
新人口论：全球老龄化与中国的应对（5）
这里需要警告的是，面对排山倒海而来的全球老龄化现象，我们只有一个非常狭窄的“机会窗”。10年后，高度的城市化，会自然压低生育率。到时候即使鼓励大家多生孩子，怕是也没有人听，“机会窗”会马上关闭，老龄化将拖垮中国的经济。人口发展一方面有一定的可测性，同时又有相当长时间的惯性，这就要求人们必须依赖可靠的数据而非常识来进行政策判断。比如，中国现在的出生率早已经下降到维持现有人口水平以下。但是，由于过去人口增长过快，刹车太晚，人口基数太大，即使每个妇女生的孩子不多，但是生孩子的育龄妇女的数量太多，所以出生率下降后，人口还会持续增长一段时间。日常生活的常识还在告诉我们：人口太多，而且不停地上涨！如果我们听从马寅初的劝告，在20世纪50年代刹车，即使一对夫妇两个孩子，人口膨胀也能够得到更有效的控制，而且那时“缓刹车”比70年代“一个孩子”的“急刹车”更容易避免跌入老龄化的陷阱。
如今，中国面对急剧上升的人口不得不“急刹车”，跌入了老龄化的陷阱。这虽然是不得已的政策，但我们在人口上涨的危机中不应该忘记了另一个基本事实：不仅人口上涨有惯性，人口下降也有惯性，这种惯性是在常识看不到的时刻开始形成的，一旦显现出来可能更不容易控制。目前中国进入了人口上涨最后十几年甚至20年的尾声。同时，超低的出生率，已经使人口下降的惯性逐渐形成，这种惯性在20年后必然显现出来。到那时，目前出生的孩子大部分将是城市居民，高昂的城市育儿费用和事业压力会使他们的生育欲望锐减。更重要的是，由于那时出现的老龄化，使年轻人变成了社会稀缺资源，整个社会对这些人的要求就是工作、工作、不停地工作。再加上这一代人有过多的老人需要赡养，经济上负担非常重，无论从精力上还是财力上，都无力承担养育孩子的责任。于是出生率会进一步下降。老龄化的惯性也会越来越严重。
我们不妨想象一下2000年出生的一代，他们到2030年时30岁。一对夫妇，要养活4个老人。由于社会中年轻人少、劳动力缺乏，他们的工作必然很繁忙。这时要想生一个孩子，不仅会使女方暂时退出已经非常稀缺的劳动力队伍、在家育儿，而且抚养孩子在经济上的压力也会让他们不堪重负。要知道，对付人口增长，政策措施是有一定效果的。“一个孩子”的政策确实压低了出生率，但是面对人口下降的惯性，行政命令是无济于事的。因为可以限制人不生孩子，却无法强迫人生孩子。因此，中国目前人口政策的目标，主要不是对付最后20年已经成为强弩之末的人口上涨，而是对未来必然出现的人口下降的趋势进行“缓刹车”。
毫无疑问，中国人口政策的既定目标还是要让人口适当地下降。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必须避免“急刹车”所带来的意外伤害。要“缓刹车”，就得提前行动20年，通过渐进的政策转型，在人口下降的同时，最大限度地避免人口的急剧老龄化。我们当年没有听马寅初的话，晚行动了20年，至今还在为此付出着代价。如今如果不能迅速接受新人口论，提前20年进行微妙的政策调整，未来要付出的代价可能更大。
教育与老龄化的双重危机（1）
中国的教育开支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所占的比例长期过低，在2002~2003年度还一度下滑，农村教育面临的困难极大。根据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张玉林的研究，1999年全国2 036个县和县级市中，有1 021个县的小学生人均“公用经费”不足10元。
虽然教育危机的呼声已经在社会引起强烈的震动，但是人们对这一危机的性质仍认识不足。如今的孩子，在十几年后变成了劳动力。那时候，中国正好赶上老龄化的危机，劳动人口下降，被抚养人口上升。现在的成年人，要想指望自己退休后能够被现在的孩子们所养活，唯一的出路就是好好教育这些孩子，使他们有更高的素质、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只有每个劳工的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加大，才能指望比较少的年轻人能够养活比较多的老年人口。但是现在教育投入不足，将来的劳动力素质就不可能高。这所引发的不仅是目前的教育危机，还会在未来10年后加剧中国的老龄化危机。
我们只要看看几个数据，就能明白这种危机的严重性。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执行，中国的生育率从1980年每个妇女个孩子跌到如今的个，远远低于维持稳定人口水平所需要的的“替换率”标准。结果，在5年多左右的时光里，中国的劳动人口总数就会下降，在10~20年的时间，老年人口就会急剧上升，中国由此进入老龄化社会。
比如，研究亚洲人口的克林特·劳伦根据各种数据反复估算，预计中国的劳动人口到2009年将达到顶峰，为92 400万左右。这个数字，到2024年将下跌到83 500万。与此同时，老龄人口将持续上升。到2030年左右，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将达到25％左右，超过美国当时的水平。到2050年，这个比值将超过30％。现在中国的劳动人口和退休人员的比例为6∶1，到2040年将下降到2∶1。那些4…2…1结构的家庭（即4位老人、夫妇2人和1个孩子的家庭），可能面临一个独生子养活好几位退休人员的局面。
面对这样的危机，一方面要适当调整现在的计划生育政策，一方面则要投资教育，使现在的孩子能够在未来从事高科技产业，一个人顶两个人用。同时，产业层次提高，也能够给老年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我们不能指望一个60岁以上的人还当建筑工人。但是，一个60多岁的人，如果受过良好的教育，可以在大学教书，可以操作电脑，可以从事各种研究性工作。现在接受义务教育的人，不仅在10多年后要一个顶俩地辛勤劳动，养活不断增长的老龄人口，而且再过50年，他们本身也将进入老龄岁月，那时的老龄人口将约占中国总人口的1/3，他们能否自食其力，将是中国在本世纪还有没有竞争力的决定因素。
遗憾的是，目前中国的高速经济发展，给许多人带来了盲目乐观情绪，掩盖了未来的危机。高盛在2003年的报告表明，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这“金砖四国”中，只有印度能够把5％的年GDP增长率维持到2050年，虽然其人均GDP仍是四国中最低的。这一估算的重要因素，就是人口。印度目前的人口平均年龄为26岁，中国为33岁。未来印度的人口增长率为16％，比中国高一倍。这不仅意味着印度的人口总数将在2035年超过中国，而且其人口要远比中国年轻，两国人口的平均年龄差距将越来越大。这当然会影响两国经济的此消彼长。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教育与老龄化的双重危机（2）
人口增长，人口年轻，并不一定是好事。在未来50年，中国的人均GDP要远高于印度，生活质量也明显高出一筹。但是，如果不做长远考虑，这些优势很快就会化为乌有。中国目前的经济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