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扛大包来钱最快；读书则不仅挣不到钱，而且还会倒贴钱进去。如果你是位负责的父母，有个16岁的壮实儿子，你是让他扛大包呢，还是让他读书呢？我的答案虽然并不是一心读书、万事不问，也会适当地让他自食其力、扛扛大包，但是，我会督促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学业上。
中国在过去二三十年中，因为经济发展水平低，劳动力异常便宜，加之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人口红利，所以在劳动力供给处于顶峰时被抚养的人口相对较少。所以，中国有既便宜又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这就像沙特*有既便宜又丰富的石油储量一样。单纯发展低端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就像靠卖资源而繁荣的国家一样，当然要想到这些资源卖完了以后该怎么办。实际上，中国马上就将面对这样的前景：随着独生子女一代成为主要劳动力，中国的劳动力供应将逐渐减少，被抚养人口的比例将日益增高。当廉价而丰富的资源日趋萎缩时，难道中国的经济还能以这些资源为基础吗？
我当时的论点并不是什么新鲜的理论。《经济学人》就曾不止一次地报道，中国存在着低薪、低技术的陷阱。本来，到中国的外资，多是来自发达国家，本应该带来先进技术来刺激中国制造业的升级更新。但是，这些外资到中国后，马上放弃了自己已经使用多年的先进设备。理由是这些设备比较昂贵，中国的劳动力太便宜，与其投资设备节省人力，不如多雇些人以省下购买设备的钱。从这个角度看，外资使中国的产业结构固定在了低端。这一分析，也符合近几十年来西方历史学研究得出的新结论。比如根据“世界体系”的学说，发达经济和落后经济互相依赖。落后地区越落后，劳动力就越便宜，就越能为发达地区提供廉价的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发达地区的发展成本就越低。近代前期的西欧和东欧就是这种关系，地理大发现后欧美列强和殖民地也是这种关系，如今的发达国家和中国、印度等国家，也多少维持着这种关系。
从中国的利益而言，当然越早摆脱这种关系越好。健全的市场法则和有远见的社会政策，有助于中国产业结构的提升。我自始至终都反对以政府的行政手段干预劳动市场。但是，维持市场经济的良好游戏规则，则是政府责无旁贷的职责。几年前我就指出，中国的劳动力价格过低，不完全是市场的问题，而是市场不完善的结果。比如，工人没有组织工会的*权利，无法集体和资方讨价还价，没有影响市场竞争的游戏规则的基本政治权利。
我的另一个观点，是中国对农村流动人口的政策将使中国的经济在未来为之付出沉重的代价。流动人口子女入学受到歧视，使他们无法超过父母的教育水平而成为更高端的产业大军，造成“盲流的孩子永远是盲流，民工的孩子永远是民工”的局面。最近有人指出：“中国还有数量巨大的劳动力处于低教育水平，有数量巨大的农民工队伍，在这种情况下，少做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观念是错误的。”此话不假。中国经济起飞已经近30年了，为什么“还有数量巨大的劳动力处于低教育水平”？如果10年前我们给进城的农民工子弟提供优良的教育机会，现在还会有这么多“低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吗？也正是针对这一现实，我提出大学不要去赶建设“世界一流”的时髦。中国大学在未来30年最大的使命，就是要发展短期大学、社区大学，把几亿进城的民工转化为现代产业大军。这才是产业升级的基础。
所有这些措施，在经济繁荣时期操作起来要容易得多，现在面临经济危机，操作起来当然就难了。我一直希望中国的经济宁可走慢点，也要把未来的基础打好。就像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他有的是力气，扛大包能挣不少钱。但是，总有一天会扛不动的。要趁年轻多拿出点时间读读书。一些经济学家的议论则仿佛是对一个已经扛不太动大包的上了年纪的工人说：“我早跟你说过，扛大包很重要，你就会这个，而且最拿手。你怎么能唱衰扛大包、想着跑到办公室当经理呢？”试问：难道许多企业倒闭，真是因为一些民营企业家转向高端领域的结果吗？现在世界经济衰退，衬衫的需求锐减，况且越南等国家以更低的劳动力成本和我们在这一领域竞争。难道让大家在没有衬衫市场的情况下坚守衬衫制造，企业就不会倒闭吗？难道当年如果更多的低端制造业早早升级转产，现在的制造业危机的冲击不是会更小一些吗？
。。
盖茨帮助我们反省市场经济
按中国一些经济学家们的解释，市场经济完全是由“看不见的手”支配。良好的市场经济，是这样一套制度：在这一制度下，每个人都能通过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自动造福于社会。这种市场经济虽然有着道德目标，但具体的运行却是非道德性的。
盖茨就是这一市场经济中的赢家。但是，他显然不认为社会能够从他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中自动地充分受益。所以，他捐出全部财产，退出微软，全身致力于慈善事业。不仅是他，远到卡内基、福特、洛克菲勒，近到巴菲特，美国富人的慷慨实在惊人，贡献出一生所得绝不是从盖茨开始。怎么解释这个现象？更精确地说，这是市场经济的外在现象，还是市场经济的内在现象？从表面上看，美国并没有一套法律制度强迫这些富豪捐出其财富。这些富豪都是市场经济的赢家。赢了以后，他们以个人的道德自觉，超越市场经济的规则来行善。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的行为和市场经济没有必然联系，属于市场经济的外在现象。但是，美国市场经济中的最大赢家们，几乎都这样一代一代地捐。小富人的慈善热情也不在其下。如果把如此普遍存在的现象剔除出市场经济之外，似乎有些说不过去，所以我们有理由说，这是市场经济的内在现象。
盖茨的捐赠，再次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反省市场经济的机会。要知道，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狭义市场经济古已有之。比如明清时代的中国，江户时代的日本，都可以说有着发达的市场经济。但是，现代市场经济显然比这些成熟得多，也成功得多。这种市场经济，镶嵌在一定的政治结构（如*制度）和文化脉络之中，彼此难分。中国因为有明清的市场经济的历史传统，理解自由竞争、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狭义市场经济比较容易，但理解镶嵌于西方文化传统和政治结构中的广义市场经济就比较难。
盖茨的行为，首先让我想到的是“信托责任”（fiduciary duty）。这个词在西方是个文化概念，也是个法律概念，特别是在企业法中非常重要。一个老板如果疏忽了自己的“信托责任”，可能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但在中国，不仅企业界没有这样的观念，一般的社会关系中也缺乏这一层面的东西。因此，中国人理解起西方的个人自由，基本就是人人为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什么是“信托责任”？简单地说，“信托责任”就是照顾他人利益的责任。任何企业，只要有一个以上的人参与，就会出现信托责任的问题，即你要在别人不在的情况下为了别人的利益做出负责的决定。如果是上市公司，老板经营的主要是别人的财产，其信托责任就更大。这种信托责任的覆盖面，也超出了股东的范围，涵盖了几乎与企业运作相关的所有人员，包括企业的员工以及企业所处的社区。在市场经济中，企业老板当然要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但是，他必须履行自己的“信托责任”，看管好他人的利益，有时甚至要牺牲自己的利益来保护别人的利益。“信托责任”要求企业家有积极的利他行为。
“信托责任”的观念，来自于基督教传统。在中世纪，教会垄断了文字，经营着巨额的教产。那些口口声声“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的神职人员，其实就是那个时代最大的CEO。他们怎么能够一方面攻击财富，一方面又掌控着巨额财富呢？从理论上，他们是在履行自己的信托责任，是在为别人经营，传播上帝的福音。后来在清教传统中，富人的金钱不再是罪孽，而是他作为上帝的选民的证据。上帝看中了他，所以才把这么多的财富都托付给他。他要替上帝好好看管和使用，而不是什么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这套理论世俗化后，就渗透到西方企业行为的方方面面。盖茨没有把他名下的财富看成是自己的，而是把它看成是自己业绩的证明。这种业绩，就是凭借自己的能力和美德，在市场经济中赢得了社会如此之大的信托。所以他才会把财富小心地还给社会。卡内基也说过，那些生前没有把财散尽、带着万贯家资进坟墓的人是可耻的。这种人死后不会有人为他们唱挽歌。
中国没有基督教的传统，但是，从“天下为公”的传统中，照样可以发展出“信托责任”的理念。什么时候中国的企业家能把自己的财富看成是社会的信托，什么时候中国的市场经济就算成熟了。
。。
大国全球农业战略（1）
人们一提起全球化，总是会想到金融、制造业、高科技，想到那些跨国公司、来料加工厂等等。很少有人会想到农业、想到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
然而，农业全球化是一个潜在的大潮。野村证券的分析家理查德·菲尔古森（Richard Ferguson）甚至把全球化的核心内容之一“企业外包”分为三个浪潮。第一次浪潮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制造业外包，第二次浪潮则是90年代的信息产业外包，如今发生的第三次浪潮是农业外包。《经济学人》不久前也发表了专门评论，题目就是“外包第三潮”，细致地分析了当今日益国际化的土地竞争。
全球的土地紧缺，一直是被能源危机和环境危机所掩盖的一个大问题。这一问题，在2007~2008年间突然爆发出来。从2007年初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