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荡的世界- 第2部分

　　　　风险厌恶

　　　　风险厌恶是一种对预测至关重要的复杂的动物精神，它反映着人们在承担风险时的矛盾态度。每个人都清楚，我们需要通过行动来获取食物、住所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但我们也都明白，预先未必能够知道行动的效果。承担与回避何种风险的选择过程，决定着市场上的相对价格结构，进而影响到金融业的主要功能——从储蓄到投资的资金流动。这个议题将在第五章展开。

　　　　如果承担风险对生存必不可少，那么承担的风险越多是否就越有利？假如真是这样，市场对劣质债券的需求就会超过无风险债券，优质债券的回报率将超过劣质债券，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这显然说明：承担风险虽然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并非大多数人积极追求的东西。对所有人而言，找到恰当的风险平衡对日常生活至关重要，这在投资组合风险管理领域的表现或许最为突出。

　　　　对风险零厌恶或完全厌恶（或者说对风险完全承担或零承担）的极端态度，在所有人身上都不存在。零风险厌恶意味着对从事风险行动没有任何回避，它会使人们毫不顾忌或者无从识别生命和肢体面临的客观风险状态。这样的人不能或不愿正视对自己生命的威胁。然而，获取生活资料的需求要求人们必须采取行动，这必然意味着由自己或他人承担风险，例如父母经常为年幼的子女承担风险。

　　　　我们每天都在风险厌恶与风险承担的边界上行走。利用金融市场上的收益率以及信用评级和期限等信息，这种边界的位置可以大致测算出来，它们对于预测来说至关重要。2008年经济崩溃后，2009年年初股票价格的反弹说明，人们当时的焦虑程度已接近历史的极值（参见第四章）。这种焦虑程度的极值还表现在信用溢价幅度上，它几乎不存在长期的历史趋势。例如，南北战争结束时的优级铁路债券相对于美国国债的溢价幅度，与“二战”之后的情形非常相似，表明人们的风险厌恶程度和幅度在长期内非常稳定。
心理倾向（2）
　　　　关于人们在理智与情感上如何应对非金融市场的风险，我采用了自己多年来一直使用的一个测算方法——经理层选择把多大比例的流动资金投入流动性较差的、尤其是长期性的资本投资。这个比例反映着公司经理层对不确定性的态度以及他们承担风险的意愿。2009年，该比例下滑到1938年以来和平时期的最低点。对居民家庭的风险厌恶程度也有类似的测量指标，即家庭的现金投资于房产的比例。该比例在2010年达到“二战”后的最低点。投资尤其是长期投资的下滑，可以解释美国经济在近年来为什么没能像“二战”后的其他10次复苏那样，成功地走出困境。本书第七章将对此进行详述。

　　　　我将在全书深入讨论风险厌恶心理和不确定性对经济活动的关键性影响。我得到的结论是：股票市场不但是产业活动的权威指标，而且是产业周期活动的主要成因之一（参见第四章）。对不确定性的探究带有一些雾里看花般的特点，对未来的强烈折现意味着我们难以准确预见某个时点之后的情况，前方的景致随着跨度（即风险）增加变得更加模糊。反之，不确定性的减弱或消除则相当于迷雾被吹散。╋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时间偏好

　　　　时间偏好是一种不言自明的心理倾向，人们对今天拥有的某项资产的估价要高于在未来的某个时点拥有的同一资产。明天兑现的承诺在价值上要低于今天兑现的承诺。许多人在购买苹果公司的新款手机时愿意出高价购买现货，而不是排队等待，也是时间偏好的典型表现。但我们对这种现象的感受，主要是通过其最常见的反例获得的——利率和储蓄率（参见专栏1–1）。时间偏好在代与代之间保持的稳定性有据可依，早在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利率水平的表现就已非常接近于我们今天的市场。5英格兰银行在1694~1972年执行的官方政策利率一直在2％~10％波动，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高通货膨胀中提升到17％，此后又回到个位数的历史区间。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推断，时间偏好没有明显的长期变动趋势。

　　　　时间偏好的稳定性这个推论，在行为经济学中同样得到了证实。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沃尔特·米舍尔（WalterMischel）在1972年和1990年开展了一项知名实验，结果表明：4~6岁的儿童放弃即期享受的自制力，会在多年之后表现在较高的中学会考成绩上，能够推迟享受的儿童比控制力较差的儿童更容易获得成功。62011年对同一批测试对象的跟踪研究再次证明了这个现象，这表明人们的时间偏好水平保持着终身的稳定水平，当然每个人的水平各不相同。愿意为将来的更大回报而放弃即期享受的人，智力水平通常也更高。

　　　　我推测，虽然时间偏好很少能直接观察到，但根据通货膨胀预期进行调整后的实际市场利率可能正在不断地向稳定的时间偏好水平趋近。
心理倾向（3）
　　　　专栏1–1时间偏好和储蓄

　　　　我们对未来收益的折现程度（即时间偏好）必然会显著影响储蓄倾向。偏好即期消费会减弱储蓄倾向，反之，偏好为退休生活储蓄则会减弱消费倾向。但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时间偏好并不对储蓄率发挥决定性作用。在19世纪后期以前，几乎所有的产品都必须用于满足人们的基本生存需要，即使我们有着先天的储蓄倾向，也没有多少剩余产品可用于储蓄。

　　　　例如，西欧国家的人口总数在1000~1820年仅能以每年0。2％的速率递增，此前的1000年更是完全停滞。只有在创新和生产率进步把人们从长期饥饿的威胁中解放出来以后，时间偏好才能表现为一种重要的经济作用力。例如，自1880年以来，美国的私人总储蓄率一直相当稳定，基本上占GDP的10％~20％。国内总储蓄率的平均值略高，其变化趋势参见附录图9–4，从中可以看到，自1834年以来这一比率快速提高。；米；花；书；库； ；http：//__

　　　　储蓄反映的是对消费的克制程度，投资反映的则是有多少储蓄被用于某些特定类型的资产。专栏9–3将讨论，从历史来看，储蓄和投资是对同一类交易在事后的不同测度。

　　　　文化反映着一个国家的节制程度。按理性做事的人会在年轻时会注重储蓄，为退休后的开销做准备。当然要注意，“退休”是20世纪后才出现的现象。很多人未能做到这一点，则反映着我们身上那些不够理性的心理倾向。

　　　　在美国，令人惊讶的是，私人储蓄率如何能够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跨度内表现得如此稳定。从无风险实际利率的历史数据的长期稳定表现来看，时间偏好显然是非常稳定的，这无疑会给人们愿意用于储蓄的收入比例设置了一个上限（如果他们有储蓄能力的话）。但只有人类智慧将生产率提高到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的水平以上，时间偏好才能真正成为储蓄率的重要影响因素。

　　　　从众行为

　　　　我们观察到，人们普遍具有跟随或模仿某种类型的领袖的习惯，其背后的动因是大多数人需要在情感上和现实中通过加入群体而获得安全感。这种特性应该是仅次于恐惧的另外一种最重要的心理倾向，也是经济活动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从众行为会让我们的注意力脱离市场现实，更多地去关注其他人的看法，从而放大投机和商业周期的影响。美国经济学家托斯丹·凡勃伦（ThorsteinVeblen）在1899年发明了“炫耀性消费”（conspicuousconsumption）一词，以描述这种紧跟式的互相攀比的消费现象。7；8
心理倾向（4）
　　　　我认为，这种行为可以解释一代又一代人在家庭支出和储蓄模式上表现出来的长期稳定性。1897年以来，个人储蓄占居民可支配收入之比在和平时期几乎都在5％~10％的狭小区间内波动（参见附录图1–1）。平均实际家庭收入在数代人中有了巨幅增长，为什么平均储蓄率没有相应提高？我在回忆录《动荡的年代》（TheAgeofTurbulence）中提到，幸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收入与类似群体乃至榜样人物的比较，而不是客观的物质指标。有人曾经调查过哈佛大学的研究生，如果他的年收入为5万美元，周围的人只有他的一半，或者他的年收入为10万美元，周围的人是他的两倍，在哪种情形下他会感觉更加幸福。大多数人宁可只拿5万美元。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故事时，笑了笑就将其抛到脑后了。不过这个故事是有渊源的，最终可以追溯到早已被人们遗忘的多萝西·布拉迪（DorothyBrady）和罗丝·弗里德曼（RoseFriedman）在1947年所做的有趣的研究。9﹩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布拉迪和弗里德曼给出的数据表明，美国家庭用于消费类产品和服务的支出占收入之比，主要不是取决于自己家庭收入的绝对水平，而是与全国平均家庭收入的相对水平。这个结论意味着，2000年的处于全国平均收入水平的家庭，其支出占收入之比应该基本等于1900年时处于全国平均收入水平的家庭，然而，经过通货膨胀调整后的1900年的平均收入水平要远远低于2000年。我亲自检验并更新了该研究的计算过程和数据，发现当年的结论是可靠的。10消费者的行为在125年以来没有发生重大改变。

　　　　从众行为不同于其他类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