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克莱曼进一步提出，利润率下降是危机爆发与衰退的根本而间接的原因，这一根本原因是先后通过两个中间环节即低盈利能力和信用的过度扩张而引致危机的。也就是说，直接引发危机的是低盈利能力和信用扩张。在本书第二章中，克莱曼对此作了详细论述。
克莱曼认为，一方面，利润率下降导致企业平均盈利能力降低，而低水平的盈利能力表明有较多的企业处于盈亏平衡线的边缘或以下。利润率下降时，资本（生产性投资）的积累率也倾向于下降。克莱曼在本书第五章以实证研究表明，美国公司的积累率始终与其利润率紧密联动。同时，低资本积累率又会相应导致就业、产出、收入和对消费品与服务的需求的低增长率。一旦收入（利润、工资、税收等）增长放缓，企业、家庭和政府就更加难以偿还其债务。这就给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到来铺平了道路。另一方面，如果资本积累率较低，利率也会较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愿意借款以筹措生产性投资资金的企业越少，就会有越多的放贷者不得不降低他们索取的利率以吸引借款方借款）。而低利率使得借款更加具有吸引力，从而引致债券、股票和不动产的价格上升，它鼓励了这些资产市场上的投机行为，使这些市场更容易发生危机。随着债务增长逐渐超过收入增长，信用的这种过度扩张就会进一步加剧经济的脆弱与不稳定性。一旦投机狂热和债务增长无法维系，经济危机就会随之爆发。克莱曼认为，每一轮经济危机的爆发，都是由企业低盈利能力造成的经济脆弱和信用扩张导致的投机狂热及债务过度积累的经济状况所致。
第二，资本主义生产无法逃脱大失败的命运。
克莱曼通过对2007—2008年金融危机及其成因的分析，认为需要联系美国经济史进行探究方能有一个科学而全面的认识，其分析结论为：资本主义生产面临着不可避免的大失败。
克莱曼认为，1930年代大萧条是依靠危机和资本消灭来解决资本主义生产过度积累问题的。在危机和大萧条期间，市场自发实现的资本消灭要远远超过人们预期和可接受的程度，工人运动在此期间也变得极为激进。而这两方面对资本主义制度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威胁。因大萧条期间资本的大量消灭，利润率出现了大幅飙升；而利润率的提高带来了二战后长时期的经济繁荣。但是，克莱曼在本书第七章以实证研究表明，由于就业增长的速度总是赶不上资本积累的速度，新投资的资本有机构成总是高于既有的资本有机构成，再加上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无形损耗速度的不断攀升，自1950年代后半期开始，美国公司的利润率水平逐渐下降。到1970年代初，全球和美国的战后经济繁荣已经结束。克莱曼在本书第四章的实证研究表明，自1970年代起，美国经济增长开始放缓，金融体系越来越不稳定，美国国债和家庭债务负担不断增加，就业状况的疲软和薪酬增长的乏力，不平等现象的不断扩大以及公共基础设施的恶化。这表明美国经济到1970年代初已濒临危机爆发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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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1970年代的确爆发了危机，但美国政府采取了凯恩斯主义干预政策来缓解经济危机，以避免1930年代大萧条的重现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克莱曼以为，这种试图缓解经济危机的政策恰是2007—2008年危机的根源所在。为了把危机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美国政府采取了不断增加债务、人为制造短期繁荣的方式以刺激经济，从而致使1970年代没有像1930年代那样出现足够大规模的资本消灭，也正是因为如此，1980年代以来美国公司部门的利润率始终没有得到持续性的恢复。这表明，尽管政府的刺激政策阻止了危机演变成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严重威胁，但同时也使得经济陷入了长期的相对停滞状态。但是，所有这些刺激政策是不可持续的。克莱曼在本书第三章的研究表明，自199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不得不用一个又一个的新泡沫来取代一个个的旧泡沫：股市泡沫、网络公司繁荣、房地产泡沫等等。资产价格在新旧泡沫更替的进程中被不断推高，国家和家庭资产财富的增长掩盖了其真实收入增长的放缓，而这则进一步引发了投机的狂热：人们开始使用债务来购买资产。在资产泡沫仍在膨胀时，人们可以使用资产的投机收益来偿还债务的利息，因此，这种行为并不会立即导致严重的后果，而资产泡沫的膨胀本身又允许人们借入更多的债务来偿还以往的债务。然而，一旦资产价格出现停止上涨的迹象，债务缠身的人们就会发现自己早已无力走出沼泽。
而这仅仅是开始。当次贷危机刚刚爆发之际，受到影响的似乎还仅仅是那些次级抵押贷款的债务人，但是，当房价泡沫因次贷危机而破裂时，承担泡沫破裂后果的就不仅仅是债务人，还有那些提供次级抵押贷款以及为次级抵押贷款提供担保和保险的金融机构。随着危机的蔓延，整个金融系统都被卷入这场危机，信用市场开始逐渐陷入一场信心危机：即使那些生产经营良好的公司也难以在信用市场上获得日常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资本主义再生产的链条断裂了。
自1930年代大萧条时期至今，美国经济一直在自由市场和政府干预之间徘徊。克莱曼认为，这表明资本主义制度面临着自身无法解决的困境。如克莱曼在本书第九章所言，1932年的罗斯福新政，就像最近的政府干预的目的一样，都是为了挽救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资本持续的自我扩张，即让产生价值的价值产生价值，为了价值的积累而积累价值。
传统自由资本主义从19世纪初期到1930年代一直占据统治地位，人们笃信自由市场的魅力，可资本主义经济迎来的却是1929年的巨大经济灾难。在1930年代的大萧条中，资本消灭的程度已足以动摇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而1932年罗斯福的新政挽救了资本主义。此时，人们对仁爱而又全能的政府抱有无限的信任，对曾经挚爱的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却持有本能般的怀疑。但是，当资本主义生产体系进一步向前发展时，又出现了1970年代的危机。为了将危机控制在不至于威胁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内，美国政府采取国家干预的政策人为地刺激经济。这种政策的后果之一致使美国经济陷入长期的相对停滞，危机再次爆发的威胁始终没有得到有效的缓解，困扰资本主义经济的梦魇难以摆脱。自198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转向了新自由主义。但当2007年危机爆发之时，美国政府又毫不犹豫地再次转向了国家干预，其目的仍然是挽救资本主义制度。
克莱曼对2007年危机爆发的成因的分析表明，这场危机并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某种特殊形式的危机，而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所固有的危机。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所揭示的利润率下降的经济事实决定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而资本主义政府试图避免或缓解危机的政策最终都只是一场徒劳，甚至还可能加剧危机的爆发。基于此，我们可以说，本轮危机的爆发具有重大的历史性意义，它表明，试图通过外在因素对资本主义进行修修补补以挽救其大失败的命运，最终都无力解决资本主义内生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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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不可否认，克莱曼在本书中批判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价值取向是明晰的，而且他的批判是基于经验数据的，所以，这种批判是科学而有力的。如他在本书结束章中所言，最近这场经济衰退及其持续性后果已经给千百万劳动人民带来了苦难。但是，它们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新的机会以摆脱这种不断受到类似危机冲击的制度。资本主义根本上的不稳定性已经为人们所认识，这种认识不仅仅是像伯南克那样心照不宣的认识，它还为主流报纸和杂志明确承认。在最近接受《哈珀》（HarpersMagazine）杂志的一次采访中，市场导向的法学和经济学领域的主要创立者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Posner）宣称，〃由于信用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核心地位，资本主义经济天生就是不稳定的。〃（Silverstein，2010）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Thatcher）所说的除了资本主义〃别无选择〃的信条不再全面占据主导地位了。资本主义〃这种经济制度对任何形式的人类利益的总体异化是一个清楚的迹象，表明它必然要灭亡，从而给更高级的社会秩序让路〃。至于资本主义终究会以何种方式以及何时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一个需要立足于资本主义自身变化发展的状况而不懈地进行理论与实践探索的宏大课题。
第一章导论
针对200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2008年的大恐慌以及由它们导致的大衰退，已有大量研究著作问世。在许多地方可以找到关于这些事件及其诱因的大量具有说服力和洞察力的分析。我们真的还需要再多一本关于这一主题的书吗？或许不用。因此，本书更多地关注为危机和衰退搭建舞台的根本条件，而不是这些事件的直接原因。
现在，那些关于危机和衰退的根本条件的解释常常毫无启发性。一个重要的例子是，最近这场金融危机常常被归罪于贪婪1。然而正如一种流行的观点所说，将这场危机归罪于贪婪就如同将一次飞机失事归罪于重力。重力总是存在，但飞机并不总是坠毁。我们想要知道的根本条件不是像重力那样的永久性条件，而是那些特有的、具体的条件，是它们导致了这次坠毁而不是其他事故或往常发生的事故。
因此，关于贪婪，无论在其一般意义上，还是在它由资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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