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我的护照是中国护照，我的家在中国。我不可能像没家没国没感情的“理性人”那样去面对现实生活。美国人向中国出口黄豆价格越高，就意味着我得花费更多的钱才能吃上等量的油。我倒是想知道，反对民族情感的人是否和我一样，持的是中国护照，领取的是人民币。
也正如吴教授序里面提到的“阴谋”，也许会有人说：你这本书也是像宋鸿兵的《货币战争》一样的“阴谋论”，妖魔化外资。对此我同样不否认。古语说：兵者，诡道也。商业竞争也讲谋略：采取法律所允许的一切手段削弱竞争对手，增强自己，这“一切手段”自然也包括秘密策划而图之的办法。事实上会有如学者们通过理论研究假设出来的情形吗——对手非常善良，从不欺骗你，不仅不欺骗你，而且会及时地将他的意图、方法全部告诉你，把你可能会受到的打击、压力提前告诉你，并教会你应对之法，甚至他根本不和你竞争，只与你和睦相处，除了握手就是微笑，然后就是自觉地给你分配合理的利润。其实，我倒觉得，把我列为“阳谋论”更为准确。外资进入中国自然是要通过现有法律所允许的手段，达到赢利最大化的目的，这是明摆着的阳谋，而无需我去“阴谋化”一下。
自序 把真相告诉更多的人（4）
《刷盘子还是读书——反思中日强国之路》的作者钟庆先生与周其仁、茅于轼、张维迎等著名经济学家就其书中的内容进行对话。钟庆先生后来告诉我，令他吃惊的是，中国的经济学家多是经济学理论所假设的没血没肉的“理性人”一样，只有张维迎谈到民族产业发展时很激动地说了一句话：“我是研究经济的，按道理本来不应该讲民族责任！”钟庆说：“张维迎的民族情感还没有被‘理性人’磨灭，这一点就很让我感动。后来听人说起，张维迎在这一点上与其他经济学家不同。而实际上只要还有点民族情结，方式方法都好讨论。”
与周其仁先生的对话是通过电话进行的，因为周的腿骨折了。周其仁说：“中国经济发展很快，过去中国什么都不会造，20年前我是从日本往国内背彩电，今天呢？全世界的东西都是MadeinChina！”钟庆直接应道：“20年前中国什么都会造，今天什么都造不了。”周愕然。钟庆答：“20年前，中国能够制造原子弹、氢弹、中子弹、卫星，今天呢？电脑芯片、显像管、干线飞机都要进口。”周其仁因中国能组装全球产品而认定中国经济发达，钟庆因中国开放无节制丢失技术力而认识到中国之落后。二人不欢而散。。tenluo。
同样的问题在茅于轼先生那里更有趣。在他家里，钟庆强调中国不仅要组装产品，更要提升技术力时，茅先生在思考之后突然反问钟庆：“什么都由中国做了，那么日本做什么呢？”钟庆幽默了一把：“日本人可以给中国人做鞋。”
在张维迎教授的办公室里，张维迎谈到中国巨大的出口顺差，以说明中国经济的强劲。钟庆却说，看经济实力，不能仅看出口货物数量和出口金额，更要看出口的“物质能量”：
按照劳动价值论，商品是凝结了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按照效用价值，因为消费商品获得了无差别的人类快感。在价值的基础上等价交换，价格受供求关系的影响而波动。这些价值都是描述商品的社会属性，实际描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商品还有一个自然属性，即商品由物质和能量构成。物质和能量都最终来源于再生的和不可再生的资源。在工业化时代，地球是狭小的，资源是有限的。即使是可再生资源，单位时间、单位面积下可获得的资源也是有限的。
自序 把真相告诉更多的人（5）
商品交换是按照商品的社会属性进行，等价交换。但对于商品的自然属性来说，却是不等价的。于是，我们可以发现国际间物质和能量的流动是不平衡的。中国是物质和能量的净流出国，日本是净流入国。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即创造的商品社会价值越来越大，物质和能量的净流出也加速度进行。但中国的资源有限，是一个抽血的过程，所以中国虽然经济高速增长却走向“贫困”。日本经济增长缓慢，创造的商品社会价值可能是负数（制造业亏损），但由于商品自然属xing茭换的不等价性，物质和能量的净流入持续扩大，日本越发富裕，实物物价达到与中国相当水平。财富和消费最终要落实到实际的商品上，最终需要落实到物质和能量，即商品的自然价值。商品的社会价值只是反映社会中人的相互关系，实际与财富无关。
对于钟庆这个工科博士的一套理论，张维迎没有说话，按钟庆的回忆：“张维迎听着我的物质能量的进出口新论，似有所悟。”
2005年年底的这桩鲜为人知的公案，是由我策划和组织的。
起因很简单：当时我是一家出版公司的总经理，一位朋友向我推荐了钟庆的文章，论述的主题就是在中日两国的历史转折点上，日本虽然同样受到内忧外患的压力，但是通过有节制的对外开放，比如，一号机引进、二号机国产，实现了民族自强。而中国虽然同样对外开放，但由于缺乏节制，比如，一号机引进、二号机引进、三号机还是引进，虽然制造业表面繁荣，但是技术力丧失，虽是制造大国，却非制造强国。我受到强烈的震动。这是一些改变了我观念的文章，于是决定出版。
但是直到拿到新书，我内心一直还有一个疑问，作者书中所写的那些知名的经济学家们难道不懂得钟庆这些观点吗？为什么从来没有听他们说过呢？或者他们根本就反对钟庆的这些观点？在事关国家发展前途的问题上，我十分希望听听这些对中央政府颇有影响力、受到包括我在内的社会大众崇信的经济学者们的看法。于是，就有了前面那些内容。对话茅于轼、张维迎，我派了同事陪同前去，与周其仁的对话由于是电话交流，我听了全部过程。虽然有记者全程参与，但因故没有报道。
自序 把真相告诉更多的人（6）
从结果来看，对话的双方似乎谁也没有说服谁。
倒是后来听一位在中央领导人身边做秘书的朋友告诉我，《刷盘子还是读书——反思中日强国之路》一书被高级别干部才能看到的《动态清样》摘录。
当年所讨论的内容其实同样反映在中国农业领域。中国大豆产业2004年一夜之间沦陷，油脂产业随即破产、东北大豆种植面积大幅度下降的历史事实，却从未听这些经济学者们表示过关注。
当然，写这本书的初衷，并不是排斥开放，而是推进科学开放，提醒人们重视过去粗放式开放中存在的舆论和政策问题，重新定位国有企业，创造利于公平竞争的环境，扶持民营企业发展，使企业在开放中学会竞争，使民族农业在开放中茁壮成长。改革开放30多年一路走来，中国迅速崛起成为经济大国，但改革开放毕竟是一场摸着石头过河的实验，其中的盲点及其危害也逐渐显露出来。翻看一下历年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就一目了然：除了转基因种子被列为禁止项目、种子被列为限制项目之外，中国农业的大门始终是打开着的。而今，转基因落地神州大地也是势所必然的了。
在农业领域，中国在引进外资的进程中，是否有战略布局？除了种子资源之外，哪些还可以列入布局要点？中国如何在全球范围内规划资源类要素（比如水、土地、钾矿、磷矿等）的拓展？如何有效应对国际大粮商的“期货＋贸易＋种植”的产业链运作？如何集体应对国际卖家联盟的谈判？除了限制性的政策手段外，是否还有扶植性的政策？战略布局中民营企业的参与空间有多大？参与的方式有哪些？国有企业在布局中的角色是什么？国有企业是逐利性的自由企业，还是赋有实现国家战略责任的政策性企业？
这些问题不因为众多经济学者的漠视而消失，相反，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越来越凸显。
当“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是科学发展观的时代来临，我们需要有新的经济思想来指导我们的行为。在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的时代，我们需要的是重新认识有意无意指导着我们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以一个活生生的中国人的触角，去理智地面对世界，形成我们自己的科学发展观。
是为本书写作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