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的需要，庞大的新闻机构成为调配这种复杂作业过程的必须产物。我们可以相信一家小镇报纸依靠几个人就能完成报道，但是我们想像一下，对于拥有上千名记者，需要同时报道美洲、欧洲、亚洲、非洲等事件的《纽约时报》来说，如果缺乏一个严密的制度该如何行事？为了保持新闻报道的准确性与公正性，这些大新闻机构必须安排严格的程序：记者—作家—编辑—事实核对员，通过这样复杂的过程尽量避免由于记者的疏忽和个人倾向带来的严重失实。
而伴随着新闻业的成熟，越来越多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进入其间。他们的价值观念必然与最初的草莽记者不同。强烈的精英思想使他们认为，他们有责任筛选各种新闻事实，让那些他们认为值得出版的东西面世。严格的程序与精英化思想很容易形成某种傲慢。他们成了向公众提供新闻的惟一源头。
这一点正是麦特·德拉吉在他的著作中竭力攻击的一点。他声称媒体正在被集中到少数精英手中，新闻变成了一个大机构的集体成功。而这些大机构离权力中心太近了，它们根本无法了解真相。而他则是一个人在操作，他坚持不需要编辑也不需要事实核实人。所以他非常迅速而随意地公布新闻。他的哲学是：不管你提供的是谣言还是真实新闻，公众自然会判断。（但是德拉吉忽视了一点，他所挖掘出来的白宫丑闻是建立在一条《新闻周刊》放弃的报道上的，也就是说真正提供新闻调查的依然是大机构，而德拉吉不过是更加勇敢地将它公布出来而已。）
这里，我们就说说第二个问题—媒体与公众的趣味。让公众喜悦而让精英们愤怒的一点是，麦特·德拉吉最擅长报道诽闻与丑闻。满足公众的低级趣味是新闻业相互竞争的最初形式。当年普利策与赫斯特之间的决斗，就是依靠大量刊发战争、色情内容进行的。伴随着媒体的职业化与规范化，媒体逐渐形成等级观念。因为如果我们承认人是一种具有各种需求的动物，那么他一定具有迥异的需求。今天，我们一方面看到了《纽约时报》、《新共和》、《时代》这样以中上产阶级为对象，报道题材严肃，报道方式严谨的媒体；另一方面，我们同样看到了《国民问询报》、《太阳报》这样的专以追逐明星、诽闻、奇谈为己任的“小报”，他们的读者群为缺乏良好教育的下层居民。长期以来，“大报”以一种“不屑”的目光来看待“小报”，这是一种基本的等级秩序。它的逻辑在于，文化有高级低、级之分，趣味有雅致、低俗之分。
无疑“连拼写都会出现错误”的德拉吉的关注方向属于后者。但是，真正让精英们无法容忍的是德拉吉认为“小报”与“大报”并没有区分，这打破了原先的秩序感。在他的网站上，小报的谣言作家与斯坦福的大学教授具有同样的地位。德拉吉反驳道：“我从未觉得他们有什么区别，或许后者写得更有深度，采用的是一种更加煞有介事的口吻，但我们将他们同等看待。或许是因为我没有上学吧，所以我没有学会这样看待问题：谣言专栏水准低，而严肃的工作更值得尊敬……生活的斗争与人类存在的理由不会因为你驾驶奔驰还是步行而有所区别……新闻行业或许有不同的智商值，但他们是同一种情感。”
德拉吉尖锐地反映出我们社会中越来越强烈的“反智”倾向。静下心来，我们会发现周围充斥着越来越多打着民主的名义来传播庸俗的“平等主义”的现象。倡导者坚持所有的人、所有的思想、所有的文化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下之分。也因此，“小报”在社会获得越来越大的影响力。1997年，在《纽约时报》与《时代》周刊的联合评选中，《国民问询报》的编辑史蒂夫·科兹被评为美国最具影响力的25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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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德拉吉（3）
德拉吉成为这股趋势中最勇敢与最厚颜无耻的声音。当他被质询他网站的内容并非新闻而只是谣言时，他回答道：“在上诽闻是谣言，在《纽约时报》上诽闻就成了新闻了。”
德拉吉之所以能够如此鲜明、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他的新闻秩序与文化观念，在于他认为自己拥有了互联网这项伟大的武器。他在《德拉吉的杰作》中写道，互联网取代了一切旧有的沟通形式。而由于这项技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记者。仅仅用鼠标与调制解调器，他就可以摧毁那些大的新闻机构。我们必须承认，互联网所带来的交流革命的确正在瓦解我们熟悉的单向交流方式。它使我们获得了空前的自由，降低了发言所需要的成本，新闻业比过去任何时候变得都更具有“即时性”。但是，我们同样看到了这种无边界自由所带来的混乱与低质量。
德拉吉在接受《Brill’s Content》的记者采访时说：“我没有希望让我的报道明智起来，我在享受我每日的生活。我只活在现在。我不知道两周后我做什么。互联网给予你按赞成的步伐前进的自由……我学习到更正确的拼写，如何运用高中水平的语法；我学会如何运用勇气对付权力分子。”
我们必须承认，认为新闻记者不需要专门训练、只凭冲动即可的观念是可笑的。德拉吉夸张了互联网的革命性。在互联网最初的普及过程中，新闻业的确出现了暂时的失序。但是伴随着公众心态的成熟，它最终依旧会变成一项或许伟大但终究简单的技术。新闻业在经过最初的冲击后，很快会恢复它的规则，而互联网也将像电视一样成为新闻发展史中的一项新技术。我们可以用德拉吉最得意的莱温斯基事件来反驳他，倘若没有被《新闻周刊》放弃的深入报道作为基础，德拉吉是无法成功的。他碰巧成为了第一个说话的人。
当然，笔者所讲的一切并非在否认这个叫麦特·德拉吉的人的成就。笔者只是想说，在这个喜欢戴稻草帽的人的背后，隐藏着我们时代各种文化之间的冲突。笔者当然承认，德拉吉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具趣味性的人。如果你是一个美国梦想的信仰者，你没法不喜欢他。
他出生于美国马里兰州华盛顿特区的一个郊区，是一位自由民主党人士的独子。父亲是工人，母亲是律师。与新闻发生的惟一联系始于童年时在睡眠前听收音机里的犯罪新闻，及十几岁后开始看的CNN一线报道。他在高中是个差生，未能进入大学，在开创“德拉吉报告”前，一直是个低级店员，文化水平甚低，甚至连拼写都不过关。
就是这样一个“nobody”，借助互联网与执着的“扒粪”精神和可贵的运气，成了今天的媒体界的“somebody”。《德拉吉杰作》出版后，很快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榜，主流媒体纷纷予以评介。此时他依然坚持：“我没有学习任何新闻学，一切不过是欺骗而已。”
从个人角度来讲，德拉吉的确具有标志意义。有人将之比作为“猫王”，因为当艾尔维斯·普莱斯利扭着屁股出场时，50年代的成年人的确对此不屑一顾。或者，他更接近拉里·弗林特，这位色情出版业大王，背负着大部分人的指责，却被一位法学教授赞誉为“最大限度地扩大了美国人的言论自由范围”。更极端的人，将之视作为当代的汤姆·潘恩，这位美国的奠基人之一在写作《常识》之前，是一位饱受辱骂的异教徒。当然，德拉吉更愿意说自己是鲍勃·伍得沃德与卡尔·伯恩斯坦，但是鲍勃·伍得沃德公开地斥责德拉吉玷污了新闻业。不管怎么说，麦特·德拉吉注定成为一个反抗传统、挑战权威的符号式人物。在一团混乱中，德拉吉让自己成为如猫王的摇摆、安迪·沃霍尔的坎贝尔汤罐与斯蒂夫·乔布斯的苹果电脑一样永久的历史符号。
到这里，笔者希望各位能从德拉吉神话的浪漫中摆脱出来，更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应该如何清晰地面对新闻业的责任。在技术、公众低级趣味对媒体的冲击和影响愈发明显的今天，新闻从业者显然不能说，“我只提供不顾真假的事实，让公众自己去分析”。因为新闻业从来都不仅仅是一个“扒粪”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它肩负着更重要的使命。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讲过，由于现代生活的实际情况极为复杂，社会愈来愈功能化，新闻记者成了联结广泛的外部世界与个人的惟一纽带，所以新闻记者必须时刻保持清晰的头脑和自我反思与学习的能力，在现实的报道中引入客观而崇高的情感。由于报刊已经成了大众主要的精神生活，所以新闻记者必须成为联结高级文化与普通群众的纽带，将人类文明中最精髓的东西通过报刊传达给公众。
我们的麦特·德拉吉先生当然会嘲笑这种典型的“精英主义理想”。我们当然要和德拉吉先生一样奋起反抗媒体集团由于商业利益或政治利益而出卖新闻业的独立精神的行为，但是我们更应该清楚，我们所凭借的手段绝不是“诽闻与道听途说”。
新闻判断力比勇敢更重要
一个24小时的新闻台是否能够减少你的恐慌？100个版的SARS增刊就能增加你对疫情状况的了解吗？自从4月20日以来，我对一切媒体都厌恶之极，因为世界在它们的描述中，除去SARS，别无他物，似乎全球不足6000个的感染案例却涵盖了其余60亿人的生活。我们看到那些勇敢的记者们，将医院视作海明威战斗的意大利前线，他们试图呈现、放大并回放每一个病人的细节。
但是，人心并未因此而安全。是的，没人否认信息公开的重要性，但是我们越来越要面对的一个事实是，信息公开除去镇定人心，它同样可能制造混乱，北京一家建筑公司的领导人甚至试图禁止民工收看电视，因为他们在恐慌中试图逃回家乡。
这场突如其来的SARS危机，对新闻业的真正考验，是它质疑了中国新闻界的一些惯性思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新闻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