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名《洛杉矶时报》员工联名发出抗议信，对编辑人员被暗藏的商业利益无耻利用表示深深的震惊，并相信报社的信誉已被颠覆性地破坏，因为这等于向公众暗示，新闻是可以被收买的。尽管《洛杉矶时报》在它的头版上刊登了道歉信：“当编辑独立原则与商业利益冲突时，毫无疑问，我们将首先考虑编辑原则……”包括马克·威利斯在内的所有高层人员都表示歉意。威利斯承认，需要重新确立编辑部与经营部门之间的界限。
这份曾经如此伟大的报纸陷入了空前的混乱与不安，它的大量杰出记者转投《纽约时报》，而剩下的编辑记者们则惶惶不安，他们依旧不熟悉新的游戏规则。每个部门由不懂新闻的产品经理负责，当一位记者外出几天采访时，他就会担心回来时自己的职位是否已经丢失，因为竞争者很可能说服产品经理采取这种非理智性措施。
这种混乱局面终于致使时代—镜报集团成为收购对象，论坛报业集团出资90亿美元于2000年3月兼并了该公司。批评家们几乎一致性地将指责泼到了马克·威利斯身上。这位华尔街宠儿在任期5年内尽管一直试图获得更多利润，但公司股票在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牛市期间却几乎没有任何实质增长，发行量却加大了亏损，新增加的读者群缺乏实质的商业价值。更重要的是，在以信誉取胜的报业，《洛杉矶时报》的新闻理念倍受怀疑，士气跌到了谷底。
约翰·卡罗尔希望他能够重温奥蒂斯·钱德勒时代的辉煌，在新搭档发行人约翰·普尔纳的配合下，他开始雄心勃勃的重建工作。他们一方面裁减冗员、关闭效用低下的机构，另一方面在全球报业不景气的情况下雇佣更杰出的报道人员。他们扩大了对国际务事务的报道，在韩国设立新分社，不惜为好新闻花更多的钱—仅仅在佛罗里达州令人尴尬的选举上，报社便花费掉上百万美元。
这位从未掌管过如此大发行量报刊的总编辑说：“我的策略就是在寻找更杰出的关键人物的问题上毫不妥协。只要他们在，一切都会好起来。如果我需要哪些人，我将尽我所能。一份报纸不过是许多工艺的结合，我们将每一环节上做到最好：写作、报道、摄影、图表、设计、文字、标题……尽管它们不一定就能确保成功，但每一样都不可或缺。”
从前只有《洛杉矶时报》的人员投奔到《纽约时报》，而现在，约翰·卡罗尔开始招徕《纽约时报》最优秀的编辑了。迪安·班奎特，《纽约时报》全国版编辑，1988年普利策调查新闻奖获得者，一位被同事形容为具有“绝妙创意，不知疲倦”的杰出编辑开始考虑是否去西部工作了。他已进入《纽约时报》的最高决策层，是非洲裔美国人在新闻界的最闪耀明星。但是，卡罗尔不停地给他打电话，飞到曼哈顿同他共进晚餐，向他描述重塑一份伟大的报纸是多么激动人心……而当时的《纽约时报》执行总编辑约瑟夫·李维勒在得到风声后，邀请班奎特到他的农场度假，向他说明其他报纸都如此脆弱，而只有为《纽约时报》工作才是最值得的，况且这里有这么多人喜欢他。接着，总编辑比尔·凯勒也开始游说班奎特，他甚至开玩笑说，喝西部的水会造成阳痿。
《福布斯》：资本家的利器（4）
但是，班奎特无法抵制住卡罗尔的诱惑，他们要一起迎接一项非凡的挑战，并获得无可比拟的胜利喜悦。班奎特的离开使得李维勒大为恼火，却使《洛杉矶时报》一片欢呼，这不仅削弱了对手，更重要的是极大地鼓舞了士气。《洛杉矶时报》的员工们相信，伟大的改变正在到来。他们不断从《迈阿密先驱论坛报》、《费城问询报》寻找来优秀的人物。
一个朝气蓬勃的新团队给人以无限希望，正如发行人普尔纳所说，现在“他们要将《洛杉矶时报》改造成全美最佳大都会日报，要在新闻上同《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一争高下。”同时，他们也将使报纸集中于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群，因为这些读者最有价值。
令卡罗尔稍稍不安的是，《洛杉矶时报》的影响力依旧抵不上《纽约时报》，当加州州长格雷·戴维斯写文章向布什汇报加州的能源危机时，他选择刊登的媒体是《纽约时报》，而非自己家乡的《洛杉矶时报》。
这是《洛杉矶时报》120年历史中的又一个关键时刻，在很多人看到希望的同时，一些批评者也表达了他们的忧虑。著名新闻人比尔·托玛斯在与约翰·卡罗尔共进午餐时说，《洛杉矶时报》已不可能成为最伟大的报纸，因为对于一家公开上市的公司来说，如果投入不能带来相应的利润，公司就不会继续投入。事实上，将新闻水准由高水准提到更高水准，所需要的编辑成本将大大增加，而这却不一定带来相匹配的利润，尤其在短期内。
尽管卡罗尔不同意批评者的观点，并为自己目前的工作骄傲不已，但是这个问题的确已经触及到更深层的公司管理结构问题。所有伟大的报纸，往往都是由家族掌管的，因而较少受到经营压力。就像斯坦福大学新闻学教授威廉·伍所说，新闻业从一开始就是一项生意。只不过在最初，这项生意不受华尔街的干扰，由报业家族的传统所支配。但是当报业公司公开发行股票时，它的压力就猛然加大，报纸就要面临咄咄逼人的盈利压力，短视的管理者常常会做出马克·威利斯式的决定。
但不管华尔街分析家怎样说，经营报业的确与经营其他产品不同。正如奥蒂斯·钱德勒当时对马克·威利斯的抗议：“我不能想像报业公司由两位毫无新闻经验的人在经营……新闻业的确与其他生意不同，在Staple Center上的作为极大损害了《洛杉矶时报》在读者、广告商与股票持有者间的信任度……”媒体经营似乎往往遵守“看不见的手”式的游戏规则，当编辑部与经营部彼此不相干时，公司往往处于最佳时期，而当它们彼此帮助时，灾难可能就会出现。从奥蒂斯·钱德勒时代到马克·威利斯时代，就表现出了这种微妙关系。
当然，约翰·卡罗尔仍不需要思考这样的问题，《洛杉矶时报》在他手中正在迎来一个新的春天，他卷起袖子，不知疲倦地监督着每一个新闻产品的出现，并致力使它们面貌一新。拯救衰亡事物的过程永远都充满魅力，尤其当你知道自己的每一点努力都将透过100万份报纸向世界宣称时。奥蒂斯·钱德勒曾为此兴奋，如今是约翰·卡罗尔和他骄傲的伙伴们为此在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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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肃新闻回潮，它能够坚持多久？（1）
“哦，亲爱的，战争改变了一切。”老套得令人心碎的好莱坞台词，如今变成了美国新闻界的真实写照。听听昨天还对康迪特议员的绯闻、辛普森案件支离破碎的进展而喋喋不休的CNN新闻主播阿容·布朗在说些什么，这个美丽而饶舌的女人竟然对从五角大楼的废墟、世贸大厦的浓烟、阿富汗的战况发表着近乎稳健的看法。从前，她们对一条裙子上残留的精液兴致昂然，如今她们对炭疽菌的分子结构了如指掌。
梅尔·卡迈津，维亚康姆公司（CBS的母公司）首席运营官，一位长期以来背负了“为了广告销售额不择手段”恶名的商人，在广场饭店里宣讲新闻业的责任。他不断引用马丁·路德·金与爱德华·默罗）的名言，当他说道“我们将遵循自己的使命”时，大厅内NBC、ABC、CNN、FOX电视台的同行们起立鼓掌—为卡迈津，当然更为自己。
AOL…时代华纳公司的杰拉德·莱文开始重拾亨利·鲁斯的理想了：“AOL…时代华纳不但要为股东负责，同样也要承担社会责任。我会为CNN、NY1以及所有的杂志提供任何所需的资源，为此我将做一切可能做的事。我已经没有兴趣去听这些花费会带来多少利润。事物已经发生了真正的改变。”在演讲结束时，他甚至补充道：“我会坚持使用‘社会责任’这个词，就像《时代》所做的那样。”一直对利润具有强烈追逐欲的《纽约时报》的发行人小阿瑟·苏兹伯格在广告收入大幅度下滑时则一再强调：“新闻质量是公司成功与否的关键。我们仍将竭尽全力为用户提供一流的新闻报道。”媒体分析家说，媒体公司为报道这场战争（指阿富汗战争）至少多花费了5亿美元，这还不包括“9·11”事件当天电视网不播出广告而损失的5亿美元。
似乎在转瞬间，所有的新闻工作者都从战争报道中寻找自己的尊严感—我们不是小报记者；媒体公司的出版商们则向公众显示自己的社会良心—责任感比利润更重要。拉里·弗林特先生（Larry Flynt），最富盛名的色情出版业巨子，如今开始状告美国国防部，因为后者拒绝了《好色客》（Hustler）杂志派随军记者前往阿富汗采访的申请，而弗林特先生的理由是：“基于长久以来对重大国际及国内问题的关注，我们杂志要全面而详实地报道反恐怖战争。”
当沃尔特·艾萨克森（Walter Isaacson）成为CNN新任董事局主席时，这位《时代》前主编打算大面积地引入娱乐化新闻，他甚至启用演员充当新闻主播，以突显戏剧感。艾萨克森遵循了他在《时代》的成功原则—这个时代的人们不喜欢严肃地谈论政治，他们需要更花哨的东西。这种潮流在20世纪90年代大行其道，媒体公司的总裁们被华尔街催促着考虑如何开源节流。报道政治与国际事务需要大量的经费支持，但是却只能吸引喜欢严肃思考的小众，而以时尚、绯闻、明星为主题的软性娱乐化新闻却吸引了大量的观众，并且投入相对较低。
在柏林墙倒塌、前苏联解体的20世纪90年代，美国公众似乎第一次感受到从核冷战阴影下解脱出来的畅快甚至自满。从前，他们关心国际事务是因为他们的世界随时可能陷入毁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