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在第二个星期举行的收益发布电话会议上，联合资本管理层给出了解释，“为了税务的需要及获得更大的灵活性，公司应当负有限责任。”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一路骗到底 第三部分（5）
同一个电话会议上，我被允许再提一个问题。由于联合资本习惯于被迫揭露坏消息，我决定让他们当场现形。我质问道，“请陈述你们与小企业管理局总监察办公室的一切联系，据我所知，他们已经致电给所有与BLX公司往来密切的人。你们如何看待他们的调查—真的存在调查吗？如果存在，你们认为情况会怎样？”
在一个意味深长的停顿之后，斯维妮回答了我的问题，“好的，大卫，我不了解你说的情况。我的意思是，很清楚，BLX公司是小企业管理局批准的规范的实体。我知道总监察办公室通常会与小企业管理局合作，调查它的放款商。如果真有质询的话，通常来说，都会是例行公事、例行的质询，这就是我知道的所有信息。我们不知道任何质询的本质。你知道的，这样的质询定期在小企业管理局借贷市场上反复发生。”
2004年3月，我们发现，其实就在斯维妮“装傻”回答的几天之前，她亲笔签署了违约贷款由BLX公司转入联合资本的协议。这些贷款，早已被小企业管理局判定为非正当贷款，因此要求并收回了超过500万美元的担保返还。当我问及此事时，她竟然声称一无所知。
当天下午稍晚，联合资本的电话会议结束之后，我就接到了来自证券交易委员会执法部的电话，询问我在电话会议上的提问的基础何在。很明显，联合资本在官方布有耳目，对我提出了诉讼。这通电话给我的感觉是证券交易委员会跟踪着每一天的进展。他们对我的质疑暗含着一种担忧，即我制造的电话事件的目的是吓唬与会的其他人，而不是从公司得到某种答案。我解释道，我了解卡鲁瑟斯的工作，知道霍希默致电前BLX公司雇员的情况，而我本人也接到了类似的电话。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律师似乎很满意我的正面的而非搪塞的回答。
2003年3月初，我们接到了来自总监察长斯皮策办公室的传票，签署日期为2003年2月28日，要求我于4月15日到场，“验证与证券发行和销售相关的各项事宜，包括（但不限于）虚假声明、欺诈以及蓄意操纵市场等。”这一次，我们需要提交的材料清单更为壮观，包括与哥谭联盟发表的研究报告相关联的若干公司的相关记录，我们所有的投资者的名录，与其他对冲基金的沟通记录，与若干记者的沟通记录—其中包括我的妻子。
3月15日，我们收到了来自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传票。这个曾标注为“与哥谭联盟公司相关事宜”的案子，现在，根据传票附件中的显示，已于2003年2月11日升级为“正式调查”，同时赋予传票传唤的权力。我被要求4月15日和4月16日两天出现在华盛顿特区。调查的目的是，确认哥谭联盟及其他对冲基金是否利用虚假或误导性声明，或蓄意操纵交易等打压股票。调查涉及联邦农业房贷公司、MBIA、联合资本，以及美国资本战略公司。美国资本战略公司是联合资本的竞争对手之一，我们从未对它进行过卖空或批评。事实上，1998～1999年间，我们一直持有它的股票。该公司的业务模式与联合资本一致，所以有人认为我们的批评也同样适用于它。实际上，我们的大多数批评与商业模式无关。我不认为此类业务发展公司存在什么本质的问题。绿光资本对冲基金的批评仅针对联合资本，以及它的会计准则和公司行为。
一路骗到底 第三部分（6）
4月4日，证券交易委员会再次送来传票，要求4月11日前提交所有文件。所有传票统统都在星期五送达，难道这只是巧合？这一次，他们希望提交：另外几家公司的信息、信贷衍生产品的交易信息（我们根本没有此类交易）、我们的客户清单、客户要求赎回的清单，以及我们与其他几家对冲基金的来往通信。我提交了所有要求的文件，并准备好与官方会面。我并不担心陷入麻烦或是真的做错了什么，但是，我发现，不得不聘用律师详细检查每一封电子邮件确实让人烦恼不堪。此外，当局对错误对象的调查也着实让人泄气。他们似乎错误地把显微镜对准了错误的人（小人物）—我。我希望与他们见面的时候，能够说服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联合资本身上。
几个星期之后，纽约州联邦法官驳回了对联合资本及其会计准则的集体诉讼（在我的演讲之后很快提起的诉讼）。法官裁决如下：
鉴于联合资本的会计准则在每一份递交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备案中都进行了某种程度的公开披露，原告关于被告欺诈的控诉必须基于：被告的会计准则导致了对某项具体投资隐蔽的夸大估值，或是联合资本并没有坚持公告相关的会计政策。由于原告提供的事实无法支持以上结论，因此，驳回原告对被告欺诈行为或误导性声明的起诉。
首先，原告未能充分证明联合资本的估值政策导致了它对某项投资的夸大评估。诉状仅声明了原告关于出现多种估值并不恰当的观点，以及偶尔对该观点的简单推理，却没有论证原告所主张的真正价值。
翻过几页判决书，判决继续：
即便原告提供充分的事实支持联合资本有可能夸大了某些投资的价值的推论，原告也未说明任何此类夸大估值的程度。为了申诉特定的欺诈，原告必须申明联合资本如何夸大投资……
因为原告没有申明联合资本夸大评估问题投资的具体数目，也未能提供可以让理性的陪审团判断一个理性的投资者将如何看待何为夸大评估的任何事实。
换句话说，原告必须向法官证明真实的估值。这简直就是自相矛盾的第22条军规，因为诉讼已经先于调查被驳回，而联合资本的大部分投资都是针对私人公司的，只有联合资本自己拥有那些能够得出精确估值的保密文件，原告在无法取得相关信息的情况下如何能够提供真实的评估价值？！
法官显然不关心这个，因为他得出了让人费解的结论，“联合资本的实际评估政策是公开的，如同关于公司的不利消息……”法官究竟认为联合资本在哪里揭露了所有的不利消息？
法官还发现：
即便被告提出了某项投资的价值应当减少的理由，例如公司破产等因素，被告仍然无法解释为什么该因素应该被着重考虑，或证明联合资本的政策没有考虑该因素。因此，原告的申诉除了证明原告不赞同联合资本的某些资产评估之外，没有任何主张成立—鉴于非流动证券的评估的难度，以及评估中需要恰当考虑的大量因素，对联合资本某些资产估值的不认同并不能够视做欺诈……
由于案件在原告能够进行调查之前便被驳回，因此原告无法进行举证，例如查看联合资本的账簿或记录，或是查看联合资本如何评估资产价值等。换句话说，在原告有可能获取联合资本的文件证明法官所谓无法看出的欺诈之前，案件便已然夭折。
我无法把法官的判决视做什么重大的发展。没有人查看过联合资本的评估和相关证据，在这样的情况下驳回案件的法律判决无法证明联合资本会计准则的清白。不过，有一点值得肯定，那就是联合资本的律师才能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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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骗到底 第四部分（1）
2004年夏末，记者赫布·格林伯格给我打来电话并询问我是否在线支付过我的电话账单。格林伯格曾经为网和CBS 网写过几篇批评联合资本的文章。
“没有呀，”我回答道，“怎么回事？”
“你应该检查一下，看看是否有人开通了在线账户，获取你的电话记录。”他告诉我说。
“我该如何检查呢？”
格林伯格解释道，“如果有人在你之前首先开通了在线账户，那么，你如果想自己开通账户，系统就会告诉你不行，因为账户已经开通。”
“你为什么问到这个问题？”
因为他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因此他给自己所有的联系人打电话查看是否还存在同样的情形。我同意查看，而当我尝试着在本地电话服务提供商开通账户时，我并没有遇到任何麻烦，也正因为如此，我很快忘却了这件事情。
一个星期后，伊斯特本公司的卡鲁瑟斯给我家打来了电话。他问起了同样的问题，并告诉我说，“我的手机和家里座机的通话记录都被盗走了。”
我很好奇。我让卡鲁瑟斯不要挂断电话，我马上检查我的手机账户，还是没有问题。于是，我开始检查我的长途电话供应商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它拒绝让我接入—有人已经开通了我的在线账户。我向妻子谢里尔询问此事—不是她。如果我们都没有开通账户的话，只能另有其人了。究竟是谁盗取了我们所有的电话记录呢？
“哦，我很惊讶真的有人这么做。”我告诉卡鲁瑟斯。难道真的有人想知道我妻子给她的姐姐打过多少次电话？！
几天之后，格林伯格告诉我，曾对联合资本发布过“卖出”评级的阿姆奥斯股权研究公司研究分析师查尔斯·甘瑟尔，也发现自己的电话记录被盗。我请绿光对冲基金的其他同事，以及我认识的其他人都进行相应的检查。我发现，协助公关公司埃布尔奈西的史蒂夫·布鲁斯参与了大量联合资本调查的同事埃德·罗利，手机记录被盗。早在我到证券交易委员会作证的时候，便被问及罗利的身份和他的角色。联合资本同样也在投诉他。布里克曼告诉我，他已经在线支付过自己的电话账单，所以其他人已没有机会开通他的账户，但是，他的银行却通知他有人利用他的社保号码取走了他的银行记录。我从来没有和甘瑟尔通过电话，但我知道布里克曼曾打过。唯一能够把格林伯格、甘瑟尔、卡鲁瑟斯、罗利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