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在政府与华林集团之间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相互寄生的关系。固然，华林集团可能贿赂了某些政府官员，包括银行高级管理者，为公司获取不当利益。但反过来，政府也在贿赂华林集团，以便让华林集团为自己带来某些异乎寻常的利益。批地、发放贷款、企业转让等等方面的照顾，就是政府用来贿赂孙树华的。
凡是贿赂，当然都是为了换取特别的好处，政府官员贿赂孙树华，倒也未必仅仅是为了直接从孙树华那里获得金钱回报，相反，对于官员来说，最重要的利益是升官，而孙树华的企业则可以让官员实现政绩最大化。政府官员的权力虽然不受约束，看似万能，但实际上，这种权力本身却生不出获得更大权力的政绩来，政绩必须借助于企业迂回地实现。
近代国家具有浓厚的物质主义色彩，所以，近代西方民族国家所采取的第一套系统的国策，就是重商主义，其核心就是国王授予某些企业以垄断权，而国王之所以要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获取牌照费，解决财政问题，但同时也是为了与外国在经济领域进行竞争。这种政策后来遭到持续的抨击，垄断被废除，企业进入自由竞争阶段。但20世纪，重商主义又卷土重来，以致从经济学家、到政府、再到民众，人们几乎本能地把发展经济当成政府的重要任务。前一段在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中被专家们反复讨论过的“凯洛等人诉新伦敦市”一案中，新伦敦市就是为了“发展经济”而对市民的土地行使国家征用权的。政府热爱企业，似乎成了一种世界潮流，各种国际机构也对此推波助澜。
不过，与各国政府相比，最热爱企业的，大约是中国的各地政府了。原因十分简单：在中国，官员的政绩考核是自上而下进行的，而上级政府考察官员的主要指标是该官员所管辖地区的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增长业绩。而这两者都要靠投资，靠企业繁荣，哪怕只是短期的繁荣也成。事实上，通过快速吸引投资，及迅速把若干企业做大、做强，其美化政绩的价值最大，反正官员的任期制根本就是个摆设，只要某个官员在一两年把本地的经济搞上去了，立刻就会引起上级注意，获得提拔重用。
在这样的激励机制下，官员对企业就另眼相看了。不再只是企业单向地献媚官员，官员也殷切地巴结本地那些最重要的企业，以及给官员展示了最宏伟的发展前景的企业，也即那些最会忽悠的企业。这些企业就是官员们的美好前程所系，官员们的算盘打得很清楚：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把这些企业做大了、做强了，自己自然也就会被上级视为具有开拓创新精神，自己的权力也自然随之可以扩大。官员手里现有的权力只有借助企业的业绩，才能够膨胀成更大的权力。
周口市以超常待遇扶持华林集团的做法，其实通行于全国各地。各地政府贿赂企业的手法，可谓多种多样。在批地、发放贷款、资本经营等方面照顾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豁免企业的正常责任。如果不是政府放纵，企业也就不大可能把治理污染根本不当一回事，无锡人大概也就不会守着太湖而无水吃。相比之下，前一阵杭州市政府掏钱给民营企业家做身体检查，反倒只是作秀而已。当然，在这背后也可能有实际的利益照顾。
某些经济学家对此欢欣鼓舞。确实，政府惯用大规模地贿赂企业，开创了人类贿赂史上的一个新时代。但这种时代的企业真的幸福吗？这个问题，曾经获得过巨额贿赂的孙树华最有资格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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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志剑：活到老，骗到老（1）
在胡润榜的榜单上，吴志剑是个让人想遗忘却又不得不记起的富豪。他的故事让人唏嘘又让人憎恨，骗贷，骗保，骗人，逃逸，入狱，二进宫……聪明的他最终把自己也陷在了骗局里。
“才子”闯深圳
1960年出生的吴志剑是常德人，15岁时初中未毕业即“上山下乡”到慈利乡下，后来入伍到广东省梅州军分区当兵。由于当兵期间在报刊上发表过一些文章，在吴志剑退伍后被分配到常德市公安局宣教科。在公安局从职期间，他更写出了《黑影》、《白金杯》两部电视剧，成为当地的名人。
成名之后，他开始不满足于蹲在机关里混日子，决定放弃让人羡慕的国家皇粮，辞职下海。1985年2月，吴志剑向单位递交了辞职报告。
吴志剑下海，做的第一件事，是投入自己写稿赚的2000元，办了一个养鸡场。未几，遭鸡瘟，鸡全死，2000元打“漂儿”了。接着又在湖南某县广播局合作开办过一个广播开发公司，也因对方中途退出而告失败。此后，他办过水泥预制板厂、歌舞厅，也均失败。其中歌舞厅曾获得过短暂的成功，后来因为流氓滋事，不得不关门大吉。
1985年秋天，走投无路的吴志剑带领7位“知青”伙伴闯入深圳。当时，他身上只有800元人民币。那个时候的深圳是一个每天都有百万富翁产生的地方，吴志剑到了那里，得到的只有冷眼和藐视。他去应聘当工人，人家像看怪物似的看着他，而后他去应聘保安，可人家连门都没让进就把他给轰走了。无奈，他只能靠捡易拉罐为生，公厕，成了当时他在深圳的唯一栖身之所。他知道，他会留在这里，等待的只是机会。
和那个年代所有满怀豪情的寻梦者一样，吴志剑1986年来到深圳在最困难的时候幸运之神眷顾了他。濒临破产的华东商场招人承包，吴志剑发现积压商品多为服装和家电，而在当时，国内电视机、电冰箱依旧是紧俏商品。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于是向几个战友每人借了5万元，把商场承包下来。3个月后，华东商场的欠款和战友们的欠款全部被还清；半年时间，获得纯利17万元。吴志剑淘到了他的第一桶金。第一次找到了用武之地，展现出自己的经营才能。
随后，他贷款500万元，买下一家彩色印刷包装厂，4个月后，吴以1100万元转手卖给了另一家公司，净赚600万元。
1986年，吴志剑与家乡常德市政物资公司联营，组成深圳政华贸易公司，这正是后来的政华集团的前身他为总经理。因公司业务员挟公司巨款逃走和处理台胞过境家电不当，公司被有关部门罚款100多万元，经营陷入窘境。为了解困，吴志剑不得不下令将公司的部分办公用房腾出来开办招待所。
1987年，吴志剑以300万元买下当时深圳最具商业象征意义的国贸大厦第三层的一套写字间，并决定从倒买倒卖向办实业转化，办起政大食品厂、常德真皮加工厂，以占主要股份参与湛江水晶宫大酒楼以及年产敷铜板63万立方米、年销售达1600万美元的敷铜板厂。
“骗”到首富
1988年，深圳首次公开拍卖出租车牌，吴志剑拍得28张车牌，出租车牌自此成了他在商界翻云覆雨的绝佳资本。车牌无疑是吴志剑一生之中事业的主要实体。不过一开始吴志剑对车牌并无信心，是经过一位处长的点拨下才知道其中的玄机。
吴志剑：活到老，骗到老（2）
自1993年12月深圳市政府发放最后一批出租车牌照至今，车牌数量再没有增加。深圳市的出租车牌照在公开拍卖后， 由于深圳出租车牌照使用期限五十年，且转让无限制，每张车牌的转手价格始终维持在几十万元，公开拍卖价最高时曾达到80万元以上。因此，出租车营运牌照不仅是小汽车公司合法经营的重要凭证，而且是公司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无形资产。
在吴志剑看来，这是天赐良机。
一个月后，他建立的政华集团旗下第一家出租汽车公司“国润小汽车公司”成立。此后，吴志剑又从深圳市的几次拍卖中拿到了不少车牌。1997年3月，金政华以所谓的现金收购方式，控股了五家小汽车公司和一家汽车修理厂，其中，国润、奥润、运华和安润四家小汽车公司和其最多时拥有的478张的士车牌，构成了金政华以及深圳政华集团最主要的资产。
车牌到手价格飞涨，一折算，居然价值过亿。这样戏剧性的结果也许是吴志剑始料未及的，但以一种自己都无法预料的方式大获成功，在巨大的利润面前，吴志剑觉得自己绝对是运营高手。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吴志剑充分利用这些车牌，进行重复抵押、重复担保，甚至用虚假车牌抵押，共向多家银行贷款数亿元。
1989年吴志剑投资3000万港元，协助湖南湘南酒厂进行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1992年，吴志剑在深圳盖起一幢28层的豪华大楼作为公司总部，以彰显他的政华公司实力。
鼎盛时期，吴志剑的业务从房地产到工业、商贸、现代农业无所不包，在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以及美国、澳大利亚等地拥有数十家实业公司。顶峰时期，吴志剑号称旗下100多家公司，员工万人，资产28亿元。
吴志剑的创业故事受到当时国内媒体的追捧，一家媒体曾高度称赞吴志剑道，800元钱发展到今天拥有15000多名职工，资产近50亿，年利税数亿元的大型企业集团，吴志剑充分表现出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他数度跌倒又爬起，短短十几年，从一个白面书生，一个耍笔杆子的文学青年，一个公安系统的“逃兵”，顺利地转化成一个坐拥亿万家产的富翁。
盛名之下，荣誉也接踵而至。吴志剑先后被评为全国优秀青年企业家、跨世纪人才，并当选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理事以及全国青年联合会委员。
2000年，在美国《福布斯》杂志中国大陆50富豪排行榜中，吴志剑以亿美元的个人资产，名列该排行榜的第26名。稍后，在上海《新财经》杂志用更加符合中国国情的方式评选“中国十大富豪”时，吴志剑被排在第9位。
吴志剑自己在《企业管理》杂志一篇名为“中国富豪经营智慧”的文章中谈及成功之道时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