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员，在剧场休息时他与这位老者进行了交谈。在交谈中，那位老者告诉他，他已经是第25次来观看这部歌剧了！
25次！ 一个普通的图书馆管理员。在欣赏瓦格纳这部长达五个半小时的歌剧中，他或许因为白天工作的劳累而瞌睡过，但他绝不会发出一点声音，他就这样每次静静地坐在那里，与瓦格纳的音乐进行灵魂的沟通。
2003年2月6日晚，在意大利罗马圣切契里亚音乐学院的音乐厅里，由我国当代著名作曲家叶小纲先生作曲的交响作品《最后的乐园》，正在被圣切契里亚音乐学院交响乐队演奏着。这首以中国安徽民间葬礼音乐为创作素材的交响作品，正第一次飘响在意大利罗马的上空。当该曲演奏结束后，全场立刻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呼唤声和跺脚声。音乐会结束后圣切契里亚音乐学院的院长对叶小纲的作品予以了很高的评价。然而在音乐会中，依然是《北京青年报》的伦兵先生，发现了这样一个场面：当《最后的乐园》开始演奏后大约一分多钟时，听众席里突然响起了一阵手机的鸣叫声，即刻，几乎所有的人都对此人怒目而视。手机声立刻停了，音乐会继续进行。有趣的是，当音乐会结束后人们发现，那部手机一直在刚才这位听众的座位边上的地上躺着，无人认领。伦兵说，“也许是带手机的人觉得自己丢尽了脸面”。
古人说，知耻而后勇。而我则说，知羞而后儒。但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我们根本就不知耻也不知羞，那么一切试图解决问题的路径就被堵死了。记得我在人民大会堂听过一次法国国家交响乐团的音乐会。当时坐在我后面的有一对年轻的恋人以及一个八岁左右的孩子和他的母亲。在整个音乐会过程中，恋人们在不断地窃窃私语并不时的传出几声“国骂”，而那个八岁的小孩却一直在他方圆十米的范围内进行着“田径训练”，期间还不断地传来他母亲那类似马俊仁似的叫喊：跑啊，你还跑，回来，再跑，揍你啦……
我不知道人在这种环境下是怎么来欣赏交响音乐的。记得卡拉扬在他临终前曾经不无自豪的说：“任何能与音乐终身相伴的人，上帝已经给予了他最大的恩赐。” 说完，这位曾经长期统治着柏林爱乐的指挥帝王，便微笑着离开了音乐和他的音乐生涯。窗外，莫扎特的安魂曲正在飘向另一个空间中，迎接着卡拉扬那不灭的音乐灵魂……
与卡拉扬比起来，其实我的要求并不高，我并不要求上帝给予我与音乐终身相伴的那种恩赐。我只想在一次难道的机会中能让我感受到上帝给予我的那种瞬间的恩赐，那就足已。可是我依然办不到！ 背后的“国骂”仍在继续，那孩子已经从跑步发展到了在地上翻起了跟头，起初忍无可忍的我只是不断地向他们怒目而视，想必这一下会让他们有所收敛。但我错了。因为对于一个深度缺乏公共道德意识的人来说，你的怒视不但起不到一种警示作用，相反会引来一种更大的灾难。这就像你面对一个深度的肝昏迷者，如果你还一个劲地给他吃王八蛋，那么你不仅挽救不了他的生命，相反，你所做的一切将导致一场更大灾难的并发症。
结果是不出我所料的。随着我一次次的怒视，那位恋爱中的女人开始发话：看什么看，有什么好看的，这人是不是有毛病？紧接着那恋爱中的男人也开始了：丫挺的，再看，把你丫哄出去。
而此时，舞台上音乐依然……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一种精神被短路的感觉。就是说此时你的大脑中所有的神经有一种突然被拉断的感觉，其具体表现是：思维没了，左右脑被胶在一起，头动弹不得，身体僵硬，四肢发软，眼睛发直，张口结舌，同时汗水正偷偷地从你的每一个毛孔里向外扩军……
马泽尔依然在挥动着他的指挥棒，气宇轩昂；而法兰西民族也正在表现着他们的从容与潇洒，而此时的我却像是一只被斗败的公鸡，垂头丧气。也许此刻我最庆幸的，是我终究没能成为一个指挥家，因为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当一个指挥家，无疑对音乐是一种玷污。1980年，当我那时的老师汤沐海要去德国留学的时候，我曾经非常沮丧，因为他一走，我想当一个指挥家的梦想就会破灭。很多年以后，汤沐海回到了中国，并担任起中国交响乐团的常任指挥。但是我一直就不敢去见他，尽管我的办公地与中国交响乐团近在咫尺。我不敢去见他是因为我不知道以什么样的身份去与他见面：商人？学者？还是什么都不是的游民？我总感觉在精神世界中我已经无法与汤老师沟通了，从一种神圣的角度上来讲，我已经堕落。
后来汤沐海辞职走了，他的前任陈佐湟也早已离去。他们为什么一个个的相继离去，我不知道。或许，在这块土地上，音乐依然无法神圣？
教养比门第更重要
请读者不要误会，我不是一个民族虚无主义者，更不是一个崇洋媚外者。相反，我或许还算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尽管民族主义已经被视为一种落后的世界观。但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希望能成为一个有教养的民族的一份子，我希望中华民族在世界上不要被别人视为“三等公民”，穷一点，是无所谓的，物质是可以被创造的；但人不能因为穷一点而失去素养，而一个民族也不能因为不是富国而变得没教养。因为有教养的人，才能被世人尊重。不知道我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崔永元先生在他竭力推荐的那本《我是韩国人》一书的序言中曾经这样写到：
三年前，我也去过美国。那天下午4点，在华盛顿一个大的广场，绿草如茵，阳光刺眼，一个美国人在我身旁的长椅上换上运动服，开始跑步，换下的衣服就扔在那里，这是，活泼的小松鼠靠近我，枪着吃我扔下的花生。我抬了一下头，眼眶里立刻噙满了泪水。这阳光，我嘟嚷一句。
实际上，我的心被刺痛了。眼前的富裕刺激着我脑海中祖国的贫穷，眼前的宁静平和对照着我脑海中祖国的嘈杂与纷乱，眼前清醒的空气也遮不住脑海中祖国空气的浑浊。
我为祖国感到委屈。
我相信崔永元先生的话语是真诚的，他的眼泪、他的委屈以及他那被刺痛的心，实际上都是出于一种对祖国深深的爱和期望。因为一种对现实状态的痛苦不满要远比一种虚幻的民族自尊更有实际的价值。我们的民族应该长大了，我们应该勇于面对一切而承担一种改变历史的责任。《实话实说》的崔永元给了我们一种实话实说的现状，而有这种感受的还有很多：比如有一位叫王文华的人，他说他一共去过三次日本，第一次去是因为他爷爷在日本使馆工作，那是他还非常小；第二次去是1995年，那次给他印象最深的是：“这里的公共厕所的马桶，跟表参道上走过的美女的皮肤一样洁白。”2002年他又去了日本，这次他的感受更多，在一篇题为《细微之美》的文章中，他这样写道：
在日本，人活得都很有尊严。这个国家提供了一切生活中可能需要或不需要的舒适和便利。生活中每一个细节都有人或是一种产品打点。这里，你不需要很有钱，也可以感觉被宠爱、被照顾。在这个极度产业化的社会，你却很少感到肤浅或低俗……
这种幸福感恐怕要被很多人挑战。大家会说：日本人哪儿幸福啊？你没看到他们在电车上挤得跟肉酱一样！这倒是真的。然而，就算在肉酱的状态下，他们仍然维持着平和的心情和完美的发型。他们挤到没有地方可扶，但每个人看起来都像电影明星……
完美的外在很容易，难得的是配合力守法的内心。地铁上，没有任何人用手机讲话，他们只是不停地按着手机键盘，天南地北的送短信。新缩站内夜里睡的游民，第二天一早迅速解散，而且地上没有留下任何脏东西。JR火车站的露天月台上画了几个框框，是特定的吸烟区。你真的会看到吸烟者自动走进框框那吸烟。坦白说在框框内吸，跟站在框框外吸，真的有那么大的区别吗？站在旁边等车的人，真的会因为烟是从框框中传出来就闻不到吗？不过那不是重点。重点是：地上有一个框框，每个人的心态都觉得自己活在如来佛的手掌里。”
“教养比门第更为重要”，这是日本的一句名言。
人要活得有尊严，尽管在地铁里被挤得无处可扶，完美的发型和明星般的外表是人之尊严的一种；人必须活得有尊严，尽管只是一个露宿街头的流浪汉，当阳光照射到这里的时候，一切脏东西是必须被清走的，这也是人之尊严的一种方式。火车站上那个框框，不管在里面吸烟和在外面吸烟有什么区别，但这是人人心中的一条道德底线，就像如来佛的手掌，每一个遵纪守法的人都必须无条件的生活其中。这也就是康德所说的那种内心的道德法则。
这绝对是一种教育的力量！ 一种与生命一同生成和成长的教育！ 麦克阿瑟将军那句深深刺痛日本人的藐视之言，不仅没有使日本人变得羞愧，相反，日本人在过了几十年时间以后，以世界老二的身份以及在“肉酱”中完美的发型昂扬地告诉世界：这就是日本人的尊严！
一位研究生物基因的陈博士，在德国的法兰克福曾经生活过六年，2000回国在一家生物研究室工作。在谈到德国的六年生活，陈博士依然是津津乐道的：
在法兰克福市，从晚上八时至次日八时是不允许演奏乐器和高声播放音乐的，如有聚会需事先向四邻声明。诺有他人大声喧哗唱歌声音较高，可随时报警，告其搅扰邻舍……
在法兰克福任何公共场合，都绝对没有我们曾经熟悉的嘈杂和喧哗。尤其是乘公交或地铁时，除了一个男低音用德语简短报站名外，车上一般是毫无声息，安静至极。大部分德国人不论男女老幼，落座后一律从包中取出精装书读起来。没有人说话，连窃窃私语也很少。即使一对情侣在车上，也是手牵着手，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