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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中国对未来的规划已经做到了 2050年，根据这个规划，到那时，中国要达到西方中等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但是我们有没有规划过，到那时，中国人的道德意识和诚信度要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的什么水平？能不能像陈博士为我们描述的今天德国人的水平？如果能，到时我一定不去天堂而宁可成为地球上的一颗尘埃，聆听着贝多芬的欢乐颂而仰天长笑……
群山起伏的谎言
也不否认它的存在
而代表人类智慧
和凶猛的所有牙齿
都在耐心期待着
期待着花朵闪烁之后
那唯一的果实
它们等了几千年 ……… 北岛
生命原本是斑斓多彩的
你们的孩子，都不是你们的孩子
乃是生命为自己所渴望的儿女。
他们是凭借你们而来，却不是从你们而来，
他们虽和你们同在，却不属于你们。
你们可以给他们以爱，却不可给他们以思想，
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思想。
你们可以荫庇他们的身体，却不能荫庇他们的灵魂。
你们可以努力去模仿他们，却不能使他们来象你们。
因为生命是不倒行的，也不与昨日一同停留
你们是弓，你们的孩子是从铉上发出的生命的简矢
……
这是黎巴嫩著名作家纪伯伦的一首诗。
生命原本应该是斑斓多彩的，然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生命像被制造产品一样而沦落成一种克隆化的存在。在这种过程中，兴趣被无情地剥夺，一个生命的走向被另外一个生命的观念所注定，别无选择。一代人为了弥补自我人生中的缺憾竟让另一代人去为他继续坐牢而根本无视这代人的感受。于是被剥夺了兴趣的生命就变成一个行尸走肉的幽灵，在如今这个千篇一律的社会歌舞厅中，随着被指定的曲目一同卡拉OK。从此，人的灵性被慢慢地溶化了，兴趣在逐渐的消亡过程中，一个生命就这样成就了一个非我的存在。其实人类有时候真的很残酷，当一个生命还处于非常幼小的时候，当他面对河中小鱼而流露出无限喜悦的时候，我们却告诉他，鱼有什么好看的，赶紧回家去背唐诗吧！ 当他面对满天繁星而陷入无限瑕想的时候，我们又告诉他，你老看着天傻不傻，还不回去弹钢琴去！当他在满山遍野中狂跑以尽情展示生命之律动时，我们则还是告诉他，跑什么跑，天快都黑了，你今天的字还没练呢！ 于是，他便中止了生命的脚步，无限哀愁地收敛起自然的灵性，回家。一路上我们依然在唠叨不休：把琴练好，以后考大学还能加分；把书念好了以后考上名牌大学就可以光大门楣了；把英语学好了以后出国让你爸妈也跟着风光风光……一切的期望，都来自于一个非我的他者；一切未来都是由一个非我的他者来企划的。在一片津津乐道的口水下面，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个景象：一群狼吞虎咽的梦游者正在撕裂一个幼小生命的脑袋，并把他们几辈子尚无能力实现的梦想拼命地往里挤塞。此刻，没有人想过一个幼小的生命如何来承受如此沉重的寄托；此刻也没有人想过他愿不愿意去实现一种非他的梦想。一切都是在被剥夺中进行的。一种母爱或父爱就是在这样一种强者对弱者的精神强暴中完成的。可笑的是，我们几乎全都在说，我们这是为了孩子好！
一百多年前，有一个小男孩在上课时以责问的口气高声问道：“二加二，为什么就一定要等于四？”老师被问得哑口无言，而学生们则目瞪口呆。是啊，为什么呢？人类为什么一定要盲目地相信前人所有的定论？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再想想二加二有没有产生其它结果的可能？这种责问来自于一个小男孩头脑中对思维的一种兴趣和好奇。在看似有些荒唐的提问中，闪现着一种生命的灵动。然而正是由于这个问题，这个小男孩竟然被视为故意扰乱课堂而被学校予以开除！
若干年以后，这个小男孩长大了。他，便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发明家艾迪生。
我在想，假如艾迪生这件事发生在当代中国，那完了，孩子被学校开除后肯定遭到父母一顿暴打。然后家长领着孩子跑到校长办公室，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向校长求情，如果情况不妙老妈就当众跪下向校长磕上几个头，随后就作出一大堆诸如以后一定听老师的话绝不再提这种有毛病的问题等之类保证。只见校长昂扬地、略带藐视地说，行了行了，以后可不要再这样啦！ 小孩子上课好好听老师讲就行了，脑子里别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想法。乖点，啊，这次就算了，下不为例。
于是，家长在一阵狂谢之后走出校长办公室。又于是，刚才还一脸笑容的父母马上脸色阴霾，看着眼前这位“不挣气”的孩子又是一阵狂喊：你听见没有？以后不许再提这种无聊的问题，二加二不等于四，等于什么？等于傻呀！ 瞧你那德性，不好好读书，脑子里尽装些外门邪道的东西。以后记住啦，听见没有？
仿佛是一种恩赐，孩子又默默地回到了学校。从此不再提问。于是一个未来的艾迪生就这样提前结束了生命的另一种存在方式。
令人心颤的一阵风
多么突然
我目光中变黄的秋叶在飘落
我看见一个少女
以一种躲避之姿坐在阴影里
一直坐向自己的暮年
南子
很多中国可能出现的“艾迪生”，就是这样“以一种躲避之姿坐在阴影里，一直坐向自己的暮年”。
人类就是这样经常来扼杀自己的。他经常拒绝生命的一种自由生长，他经常把刚刚发绿的嫩枝按照自己的愿望来进行剪枝，以便把众多自然生命修剪成一盆盆人工盆景，并让观赏者来作指手划脚的点评：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其最后得分的高低，则取决于一群他者的好恶。如果你考上了哈佛，就能得分；如果你考上了北大，就能得分。如果你连大学都没考上，那么你就连进入初赛的资格都没有。在这种时候，我们有没有人想过，一个能考上哈佛的人就一定比其他人要强吗？就一定比别人更幸福吗？一个能考上北大的学子就一定是他的兴趣所在吗？就一定有所成就吗？
我的答案是完全否定的！
心灵的选择
有这样一个例子已经被广泛的传播，因为其具有典型性，所以在这本书中我还是想把他来作为一个案例，以此来说明，假如一个人缺乏对某种专业的治学兴趣，那么即使他进入了最高学府也书枉然的。因为这不仅是对一种教育资源的浪费，同时也是对一个人生命的浪费。
2002年的新学期这一天，清华大学迎来了一位不同寻常的新生。之所以说不寻常，是因为这位新生是两年前另外一个著名大学——北京大学的退学生。他叫肖喆。他之所以退学，并不是因为他成绩不好，也不是他对北大失去信心，而是由于他母亲在两年前的一次错误、一次对他选择肆意篡改的结果。1999年8月，肖喆以总分659分的高分，考取了北京大学。在报考专业一栏中，肖喆填的是生命科学。因为肖喆从初中时就对生命科学产生了浓厚兴趣。而使他对生命科学产生浓厚兴趣的，正是北大教授潘文石。在一次肖喆参加的全国青少年生命科学夏令营中，他遇见了潘教授并得到了潘教授送给他的一本书。在这本名为《秦岭：大熊猫的自然庇护所》一书的扉页上，潘教授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如果哪一个物种的最后一个个体停止了呼吸，就意味着地球又有一段灿烂而不可再现的历史悄然消逝去。我们的子孙也就是失去了这份宝贵的自然遗产。让我们用共同的智慧和努力来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
就是这样一段充满了对一种生命消亡之忧患的文字，激起了肖喆对生命科学的强烈兴趣。于是当他在填写高考自愿的时候，他便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北大生命科学系。然而，当他兴高采烈地接到北大入取通知书的时候，他傻了！ 录取他的不是北大生命科学系，而是北大无线电电子学系。此时，他才知道，原来是他的母亲在没有征求他意见的情况下擅自篡改的。顿然，肖喆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他不干，他扔了通知书，一再表态第二年要接着考。一直到临近开学的前几天，肖喆一直坚持己见。面对此，整个家族都慌了手脚，最后肖喆的母亲甚至哭着求他去北大报到。肖喆的心还是软了，他带着一种无可言说的遗憾，来到了北大。
然而，在北大无线电电子学系求学的过程却成了肖喆从未有过的痛苦经历，他的学习成绩曾一度出现不及格。尽管很要强的肖喆从二年级开始学习成绩已经大有起色，但他始终认为，要学就要到中国最好的地方去学。既然北大的无线电电子学系不如清华强，那么就干脆就退学吧。可以想象，他的这个决定对他的父母又将会产生什么样的震动。但这次肖喆没有任何妥协，他主意已定绝不再失去任何一次人生的选择。一年后，肖喆以湖南省有史以来高考的最高分——703分，摘取了2002湖南省高考状元，并如愿以偿地进入了清华大学。而就在肖喆重新确定人生的这次高考中，其作文的题目恰好是《心灵的选择》。
在上面这个真实的故事中，由于肖喆之母对她儿子自我选择的一次剥夺，因而导致了肖喆在历经三年之后的又一次选择。而且，肖喆最终还是没有回到他最初的兴趣点上—— 生命科学。或许是他依然成全了她母亲的一种愿望，抑或是在历经了三年的生命疲惫之后，他选择了放弃？但我认为很有可能因为这次变故，中国今后少了一个一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