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是作家，第二个还是作家，从第三个到第五个，全都是作家。
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力量实现这个梦想。因为我没有报北大中文系，而是听家里的，进了俄语系。二年级我想转系，没有成功。外语只是一种工具，而我想不停地创造，这是我从俄语系退学的根本原因。至于后果，是没有当成作家，而当了汽车厂工人、工会宣传干事、合资公司推销员、男护士和医院技术人员。这些职业干起来很不怎么样，但是现在看，却很有意思。
后来流浪北京，让校友李方介绍到王晓京那里，开始了流行音乐生涯。从小潜移默化以及父母带给我的艺术天份，使我在这一行干得比较成功。我把生活稳定下来以后，就准备做更多的事情了。……
六十年代，我被诞生。
七十年代，我被忽略。
八十年代，我被开除。
九十年代，我被眷顾。
零零年代，我被回归。
让我们开始吧。
这是我在网上摘录的洛宾的一段自述性的文字。他现在已成为了一个网络作家。他已经在网上发表了一系列作品，比如《今天可能有爱情》、《我是怎样变成白骨精的》，《我是怎样变成核桃的》、《我是怎样变成累赘的》和《秋风十二夜》等等。也就是说，他从小就渴望成为作家的梦，已经实现了。因此，他很得意。这个七十年代被忽略、八十年代被开除的苦命儿，终于在九十年代被眷顾零零年代彻底回归了。尽管洛宾在成就梦想的过程中当过汽车厂工人、工会宣传干事、合资公司推销员、男护士和医院技术人员，但终究他还是凭借自己执著的兴趣而最终成就了他的梦想，而且活得很快乐。这里我们也可以假设一下，假如洛宾继续在北大兴趣寡然地读完他的俄语，他现在会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生存境地呢？是面对关心他个人问题的领导无奈地唱出《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还是“真想抛开我所有的悲伤从前……”
就在洛宾离开北大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据悉，从2003年起，北大将不再按专业招生，而是按院系招生。所有从2003年进入北大的学生，在头两年中一律以基础课为主，而后学生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学习成绩来选择专业。为此北京勺海市场研究公司就这一主题在北京做了一个市场调查。其调查的结果是：赞成北大这一做法的人比反对此做法的人数多了22倍！ 在这些赞同者中，有的人认为“允许学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再选择专业可以真正培养学生的兴趣和能力”。其中，还有69％的人认为“如果学习或从事的专业不适合自己，但又不能转系，会造成学生终生的遗憾和痛苦”。
从这份调查中我们已经发现，以前苏联教育模式为主导的我国现行教育模式，事实上早已在人们心目中变得面目可憎。人原本是可塑性很大的一种哺乳动物，从理论上讲人的潜能是无限的，可是我们偏偏要强迫他们只能学一种泳姿，只会一种技能，当广袤天地向我们展示其无穷色彩的时候，我们却只能对眼似的茫然无视。“傻的像博士”，这是我们曾经对一个所谓高学历者的无情讥讽。为什么说博士傻呢？因为我们很多的高学历者，除了自己的专业外，有时候连一些最基本的常识都不具备。《光明日报》曾经发表过一篇名为“聆听科学大师的哲学思考”的文章。文中介绍了 1933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著名物理学家薛定谔。作为一名物理学家，薛定谔对量子物理学作出其重大贡献的同时，他同时也是一位思想家和哲学家。他所撰写的专著《生命是什么》以及《自然与古希腊》，充分展示了薛定谔作为一个哲学家的思想深度。在《光明日报》这篇文章的最后，作者写道：
“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今天的职业科学家越来越趋向于专业化、技术化，以致出现了这样的后果：受过良好科学训练、有较强思维能力的科学家却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幼稚的哲学观点，这对科学的发展来说当然不是一个好兆头。哲学思想，包括其认识论、方法论和逻辑学的内容，有助于科学家透过纷繁的经验现象把握隐藏在后面的客观规律，而这种洞察力才是推动科学进步的关键。”
有没有“另一种活法”？
有时候我总在想，在中国本土为什么总是出不了大师？我们所培养出来的人充其量只是一个工程师或高级工程师，我们几乎从来没有听到过中国有哪位科学家具有极高的人文素质和哲学造诣。我们的教育从来就是把人培养成一个“单向度的人”，世界在我们眼里是一个个各自毫不相干的孤独体，我们对中国古人的整体世界观从来就没有真正地认识过，老子的《道德经》至今仍然是一本天书，我们根本就看不懂。一大堆胡说八道的学术解释只能说明当今国人对自己老祖宗的精神亵渎！ 我们真的不要以为我们比几千年前的古人要高明多少，相反，从很大意义上来说，我们早已通过对自身的一种病态教育而把自己搞得像残疾人一样。前些天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这样一个笑话：一个刚进单位的博士毕业生，与他的两位本科毕业的上司去钓鱼，钓着钓着，博士就想上厕所，可厕所却在鱼塘的对面，而且看来要绕很大一个弯子才能过去。正当博士犹豫之际，听见他的两位上司说也要上厕所，还未等博士开口问究竟怎么去之际，只见两位上司竟然从水面上犹如轻功般地飞了过去。一会儿又从水面上飘一样的回来了。博士看傻了，嘴巴张得能搁进一个微波炉。这时两位上司似乎已经读懂了这位博士的一脸迷惑，于是其中一位就略带鄙视地口气告诉这位博士：你没看到水中有一块板吗？今天因为水位有点高，所以板就被水淹了，但一样可以走人……
不要以为这这只是一个笑话，这种一叶遮目的现象是 “单向度人” 一种典型而又普遍的思维方式。这也是我们的教育从小就剥夺人对一种对整体事物认知的必然结果。美国科学家拉马斯和L·贝纳特在他们合著的《感觉的世界》一书中这样写道：当自然发生的对特殊方向的线条的视觉被剥夺之后，就会使得处理这种特殊刺激的信息有关的知觉机能受到抑制。并且通过实践证明：“被剥夺的动物不仅在知觉的发展中是落后的，而且这种剥夺似乎已经改变了动物的脑，以致受到限制的感觉通道收集来的信息的机制也受到了破坏。”
这种生理学的实验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即：如果一个人由于一种病态的教育方式而剥夺了人的正常的感觉通道，那么就会使得处理这种正常的对象刺激的信息有关的知觉机能受到抑制，并进而使一系列感性知觉能力发生变化而使之病态。
我们就是这样从小被剥夺的，我们不仅被剥夺了兴趣，而且我们还被剥夺了对成功的很多种解释。应试教给所有的人只留了一条活路，那就是考大学；而我们的社会舆论也给所有的人只鼓吹一种成功的模式，那就是要考进哈佛、剑桥和清华、北大；或者是这个CEO那个董事局主席。于是，当人们一拿起报纸和打开电视，几乎所有的有关成功的画面就定格在了什么《哈佛女孩刘亦婷》、《北大女孩谢舒敏》、世界首富比尔·盖茨、搜弧CEO张朝阳……
不错，他们的确是一个成功者，但只是一种成功。然而为什么我们今天所有对成功的解释就仅仅圈定在这些人身上？我对哈佛没有兴趣行不行？我就是不想上清华成不成？我对比尔·盖茨的金钱数字游戏毫无兴趣不行吗？我从不认为整天焦头烂额的张朝阳是一种什么成功，这不可以吗？
我就想当一个出色的出租司机，我就这样一辈子为人民服务难道就不是一种成功？我就想当一位建筑工人，我每天挥汗如雨地为北京建造一栋栋高楼大厦我非常知足，这难道也不能算是一种成功？我就这样秉公执法虽然清贫但我在精神上气宇轩昂，我就认为这是我最大的成功，这难道又不可以吗？我在我女友身患绝症的最后几天里我仍然抱着她走向了婚礼的殿堂，谁能说这不是一个人的成功？
留美学者陈屹曾经在《北京青年报》上发表过一篇题为“另一种活法”的文章，他这样写道：
国内较习惯于大一统的体系，人们对成功、失败、美满、悲哀，有一个比较概念性的认识，举例具体来说，对于一个所谓成功孩子的成长轨迹，有一个较固定的格式。在这种大环境下，个人的特性和自我，会渐渐淡化。笔者不想用绝对的好与坏来比较和论断，而是从中提出醒思。
也许读者也听说过，在美国生活的人，无论他干什么，都没有高低之分，干事的人心态上很快乐，干得也很精业。人们对自己的评价从来都认为不错。从留学开始，大部分美国人考到及格，就可以了，考场下来，问他们感觉如何，每个人的回答都好像得了101分的口吻，而我们中国学生考了个A减，也觉得失落。在美国做苦力工，没有人感到心态上的压力，我认识的两位中小学的男老师，完成白天学校的教课外，都去打些零工，比如：到加油站帮别人加油，餐厅里给别人端盘子，即使工作时要服务于他们的学生和家长，大家也是乐呵呵的……
我们现在到底怎么了？为什么非要把成功的全部含义定义在金钱、财富、地位、状元等身上？我活得潇洒、快乐就是成功你管我是在干什么，只要我是一个守法的公民，我干什么都可以这不行吗？我们病了，我们真的病了，而且我们还病得不轻！一个本身各种资源都缺乏的国家，却在一个劲地鼓励大家都去争抢一种资源。当一个民族用金钱和职业来划分一个人贵贱的时候，那么恰好证明这个民族在精神上具有一种变态的“恋物癖”倾向。也正因为如此，在中国的一些地方就出现了有人强行让没有任何违法行为的民工抱头蹲在地上的世纪壮举！
2003年2月17日的《北京青年报》上，刊登了一篇题为“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