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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教育，为什么是这样一种现实？
素质教育，首先得要求我们做教师的具有较高的素质。这里的所说的“素质”，不单是教师的学历、职称乃至专业知识之类的东西，更主要的恐怕是教师人文素养、终身学习乃至与时俱进的能力，是对每一个学生的成长乃至今后的发展所应具有的人文关怀。可是，我们的教师，在现行的考试制度以及教育教学评价体系之下，为了“分数”，为了个人的一点微不足道的名和利，采取竭泽而渔的手段，不知戕害了天才的幼苗！
21世纪了，我还继续做着被迫围绕“分数”转的教师，幸耶？不幸耶？我实在难以作答。教育改革往往滞后于教育实践，可是，作为处在教学一线的教师，我们何不好好反思一下，并且切实地行动起来呢？一方面努力提高自身的素质，另一方面，真正地致力于培养学生的素质，激发兴趣，培养能力，为学生的终身学习奠定坚实的基础。只有这样，才无愧于“教师”这一光荣的称号，才能扭转新时代的学生对教师的鄙视与不屑！
我不知道这位叫红尘比丘的老师是何方神圣，至少我认为此人是目前不可多得的一位好老师，他至少应该成为一个区域的教育局长。因为有这样素质和认识水平的中学老师如今实在不多见。一个人最难的是认清自己的面目并予以勇敢的自我解剖；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并没有自傲于“人类灵魂工程师”这一浮肿的捧场，而是面对当下一种严峻的现实下拷问着自己的灵魂。老师是什么？韩寒的狂语在一定程度上并不是一种戏言，成绩好的不当老师，能考上名牌大学的绝不会到师范院校去读书；即便师范毕业当上了老师有能耐的人也远走高飞，剩下的就是那些“胆子特小、自信心不足的小女生或者是因家境十分贫寒等原因而‘心不甘情不愿’地‘自投罗网’的，还真没有几个真心实意热爱教育工作的！”
假如这位红尘比丘所描述的现状是一种普遍现象的话，那么我们就麻烦大了。教师作为一种职业，他不同于任何一种职业，因为在其它任何一个领域中，假如一个从业者对本职工作毫无兴趣并苟且偷生，那么他可以把工作仅仅视为一种谋生手段而与他者无关，但是老师就不同了，假如一个身为教育者的老师对教育本身没有任何热情而只是把当老师作为一种无可奈何的职业选择，那么他们的失职将导致一大批误人子弟群体的产生，而一个社会假如到处都充斥着这些误人子弟的踪影，那么我们就不要指望这个民族会有太多的惊世之举。
更让我感到吃惊不已的是，在这篇文章中所提到的这位所谓的特级教师，这个人连做人的最基本的尊重都不懂，当他用趾高气昂的口气来侮辱他的学生为“动物”的时候，我们实在无法想象他竟是一个为人师表的老师，而且居然还是一个特级教师！ 我不知道我们国家对一个特级教师的评价标准是根据什么来制定的，是根据他的知识水平？还是升学率？抑或是对教育事业的忠诚？然而当一个为人师表的老师连一些最基本的职业素质都不具备，那么任何忠诚则都有可能成为一种更大杀伤力的持续催化剂。当“老动物”、“老流氓”这样的称号被套在一个所谓特级教师头上的时候，我们本来就已经很乱的心境便变得更为糟糕了，因为我们不得不还要思考另外一个重要命题：教育孩子应该从教育老师开始。
这又是一个“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本质性问题。
教育与再教育的怪圈
在北京，有一个叫李跃儿教育中心的地方，据说每年到该教育中心去应聘的教师很多，但录取比例只有60比1。也就是说，这 60位应聘者中间，李跃儿发现只有1位还可以在这样一所以现代教育思想和方法为主导的教育中心里任职。这60比1的数字，是否代表着我们当下在教师队伍中传统与现代两种“势力”的比例呢？我想这至少是一种有益于我们思考的资讯。
李跃儿在她最近出版的一本名谓《谁拿走了孩子的幸福》一书中这样写到：
中国的教育改革不可能在一二十年这样的短期内完成，必定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传统的势力太强大了。教育不像工业产品，引进一条生产线很快就能出产品。教育是改造人的事情，尤其是改造已经定型的人，绝不会一蹴而就。
我们都有这样的体会，比如要改掉自己身上的一个小小毛病，需要反反复复还不一定能够改掉。那么教育呢？一旦你被传统的、应试的方法塑造了，改起来谈何容易！ 要是定型的老师无法改变，我们只好把希望寄托在未来的老师身上。可是，未来的老师谁在培养？传统老师。当那些培养老师的老师老了、退下去了，那么成长起来的老师仍然成了传统。就是这么一个怪圈。
当然，我也不是完全否认未来的老师会受到现代化的影响，就是已经定型的老师多多少少也会受到一些影响，但是太慢，影响的力量太小。要是我没有搞过新式教育，没有亲自进行过教师培训，没有刻骨铭心的体验，我就不会这么说。
我相信李跃儿此番话是在一种很无奈并略带沮丧的心境下表述的。但就像有些沮丧的李跃儿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她的新式教育一样，我认为，要改变一种传统的方式，首先是我们要意识到并决心要改变它，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因为假如我们没有要改变这种状况的企图，那么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将依然如故，再激烈的言辞也是扯淡的事。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的政府和###门已经越来越认识到了这一点，即：传统的教育方法必须改革。因此我们已经看到了在教育领域中的一些变革措施，比如北大从2003年起将不再按专业招生，而是按院系招生，从而让更多的学生有选择自己专业的自由；比如北京从 2003年起高考学生可以分两次填写自愿，以便学生能够根据自己的成绩来多次选择学校；比如在上海静安区的小学里，学生考试时做错了题，事后经老师点拨之后重新做对了可以改判加分……这些曾经都是我们不可想象的事情，但今天我们已经开始所有行动。我没有像李跃儿那样显得过于悲观，但问题是我们的政府和###门必须有所意识并加快教育改革的步伐。
我认为，中国的教育改革必须从教育体制着手，就像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从经济体制改起一样。因为一种体制是培育一个人行为方式的根本因素，就像中国以前在没有竞争、淘汰机制的经济体制中，上班喝茶看报聊天磨洋工是家常便饭的事，然而体制改革后，这样的人自然就无法生存，于是有本事的人留下来继续工作，而没本事的人就面临着下岗。坦率地说，在中国的国有企业中之所以存在着这样一大批混饭吃的人，不是因为他们生性懒惰，而是一种体制所培育和纵容的结果。我有一个深刻的体会，同样一个人，在不同的体制和管理下则会表现出两种迥然不同的行为方式。这就是说，李跃儿所说的“怪圈”问题一方面是老师本身再教育的问题，而另一方面则是在改变一种体制的前提下，他们的变化或许并非那么艰难。
因此，关键是从改变认识和改革体制下手。而这项决策，只有我们政府能够来定夺。我相信有数千万青少年和我一样，都在等待着这一天的来临！
在这里，我还想着重表明一点的是，在上述那个笑话的第十九层地狱下面，应该还有一层，就是二十层，在这一层里，我们如今的大部分家长都有资格搬进去体验一下那里的阴暗空间。老实说，如今我们把很多教育上的过错都归结到教师身上是不公平的，因为最初对慧命进行屠杀的，往往是孩子们的家长。在很大程度上来讲，父母亲在一个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往往超过了学校教育。一个家庭对一个孩子道德观、价值观的形成无疑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所以使我们感到任重道远的是，对家长的再教育并不比对老师的再教育来得轻松。
有人把目前中国家长分成以下三类人：
第一类家长是既懂教育又有责任心的，他们的孩子最容易成为人才；
第三类家长是既不懂教育又没有责任心的，他们的孩子也比较容易成为人才；
最可悲的是第二类家长，不懂教育但有责任心，这类家长占据大多数，而教育失败的孩子往往就出自这些家庭。
我以为，上述第一类家长的数量极其少，别看很多有文化的人，其实他们根本就不懂如何来教育自己的孩子，即便是有些教育学家，他们的子女也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成功者。而且有很多教育者可以教育好别人的孩子，但面对自己孩子时往往是束手无策。其实这里面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即：家庭教育最难的一点，是排除情感因素所导致的溺爱，也就是说，一种真正科学的教育方法应该是在排除溺爱的前提下进行的，但即便是我们现在很多懂教育的父母，在这一点上也往往是个失败者，而他们最终没能教育好自己的孩子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所以我说，对于中国人来说，最难的教育是亲子教育。因为很多人其实心理明明知道这样做对孩子不利，但他们因为无法克制自己的本能溺爱而最终导致了教育的失败。这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其中，由母亲因素所造成的这种失败占据了绝大部分。
人类，在铸就下一代独立面对这个世界的本能培育力量上，远不如狐狸、鹦鹉和其它动物；
母爱，在培养下一代坚韧面对这个世界的成长过程中，是所有动物中最为软弱和缺钙的一族；
而当下的中国人则尤为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