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逻辑- 第20部分

　
　　当然，你如果做得好的话，人家会学习你的方法。我想外国人也在学中国，只要你做得好，别人就会接受你，不会因为你是中国人而拒绝你。乒乓球的比赛规则主要是我们中国人制定的，人家也接受了。当然我们承认人文学科，你感兴趣的东西别人不一定感兴趣，但这仅仅说明你的研究对象可能跟人家不一样，并不见得不能使用共同的学术规范。
　
5。2本土化与国际化：中国人的大学理念争执　
　
　　龙希成：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关于中国人的文化理念。中国人自己的大学理念是什么？为什么这次反对方案的人能够赢得那么多的呼声，跟民族主义情绪不无关系。有学者提出，引入外部评价标准，很大部分都是外国的东西，理工科、数学这些都可以，但是人文学科就不行了。
　
　　张维迎：为什么说我们的大学跟人家有差距？就是承认我们的学术规范跟人家有差　
距。你应该承认美国的好多大学，在许多学科领域，人家是做得比我们好。我们为什么不能借助别人的力量呢？知识本身就是无国界的。你可能是做中国问题的研究，但不等于说你可以封闭起来，自己认为自己最好就行了。其实，我们中国的人文学科或社会科学的发展，好多都是靠引进国外的一些研究方法，才一步步做起来的。我这里随便举几个例子。
　
　　中国第一部研究语法的书是《马氏文通》，作者马建忠根据的是“西文已有之规矩”；其他研究中国语法的大家像吕叔湘、王力，无不借鉴和参照了欧美语言的语法体系。20世纪中国社会学研究的泰斗人物费孝通1938年毕业于伦敦大学，用的是从外国学到的方法研究中国的乡村经济和生育制度，潘光旦更是留学美国拿到硕士学位归来以后用学到的知识“探索中华民族强种优生之道”。被公认为20世纪中国最好的哲学史家冯友兰，他是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回来以后做的研究，从新的视角来整理中国的哲学。再如王国维，他是借鉴了尼采和叔本华哲学的视角来研究中国的文学。还有季羡林，真正奠定他学术地位的是《大唐西域记校注》，而他校注这本书主要参考了两部书，一本是日本学者的专著，一本是印度学者的著作。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一大堆，如胡适，金岳霖和赵元任等人也都是这样。
　
　　除此之外，科学还有个交流的问题。你自己做的一个东西，你跟人家没有可比性的话，那怎么评价你有成就？
　
　　赵晓：我们的改革，更多借鉴的是西方成功的模式，来对已有的比较落后的治理结构、机制等等进行改革，但是如果我们将来真正是一流的大学，那么我们整个学术规范和学术标准，的确不仅有借鉴的一部分，还要有创新的一部分，如有人提议将来要建立对中国文献的引用，等等。你怎么看？
　
　　张维迎：这是我们正在做的一项工作。像在自然科学方面中国大概有六十几种杂志，都被国际SCI作为引用杂志。说明人家也是承认的。
　
　　如何使得我们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变成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这是我们的责任。
　
　　人文学科的老师应该有一种历史责任感，那就是要为在全世界弘扬中华文化做出自己的贡献。但是，如果你的研究成果完全不能得到别人的认可，那么显然你还没有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弘扬尽到完全责任。如果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做得最优秀的不是我们国内的学者，反而是人家国外的学者，中国的学者就更应该感到羞愧！
　
　　龙希成：但是，在中国高校中是不是确有“英语至上”的倾向？
　
　　张维迎：对于这一点，我只能这样说，我们都希望中国早点走向世界，中文早点变成世界最通用的语言，这是我们大家都巴不得的事情。我本人写的大量的东西都是中文的，这对我也很有益处。但是，仅仅有这种感情是不够的，因为英语已经在事实上变成了世界通用的商业语言和学术语言，我们必须接受这个现实。
　
　　现实的选择就是，你要变得伟大，你必须先学人家的东西，然后才能把人家比下去，而不是回避这个东西。好比说在北大当教授我们要求应该能用一门外语授课，其实强调的是你要有一种语言能力，与国际同行沟通、交流的能力，至少能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演讲，并不是说非要你在北大用英文讲课。我想这个要求并不过分吧！
　
　　但是，有些人过分把这个要求夸大；　扭曲，然后就去批评。我觉得这是不负责任的。
　
　　可以想像，就算你研究的是纯中国问题，但你总得参加国际交流会议。你要代表中国人的形象，你要使你优秀的研究成果能让外国人接受，怎么能不掌握至少一门外语！我想，至少北大的教授应该有这个责任。我自己有这种经历，我在牛津的时候，中国有一个很著名的经济学家去做报告，说他不懂英文吧他也懂几句，说他懂吧他又说不成句子，所以这个报告就很糟糕，对中国人的形象破坏得很厉害。如果北大一个教授在国际会议上，不能用国际上通用的学术语言跟别人交流，别人怎么看我们？这难道是北大应有的水平吗？
　
　　像法国人，尽管那么不喜欢英语，但法国最优秀的学者还是用英语去发表文章。这对于全世界人类来讲也不见得是一个坏事情，它毕竟节约了我们的交易成本。想一想，全世界有几千个民族，每个民族如果只用自己的语言，不学别人的语言，这世界会是什么样子？矛盾一定会更多，人和人、国和国之间更加没法沟通，战争也会更多，这是人类的灾难。大家有一种共同语言至少给大家更多沟通、交流的机会，交流多了人们就可以互相理解，不同民族的人也能互相理解，大家矛盾就少了，就更容易和平共处。文化的交流难道不也是这样吗？
　
　　龙希成：但是如果把这一点推至极端，全世界那么多种语言，包括中国语言都毁灭的话，交易成本不是更低了吗？可是我们中国毕竟是一个文化大国、古国，我们的文化价值不应该被毁灭！
　
　　张维迎：当然不能推至极端，也不可能推至极端！我们希望保留并且提高中文在世界上的地位，但是提高中文的国际地位的方法之一是要学好英文。举个例子，假如我写了20篇文章，其中有2～3篇是用英文写的，人家觉得很好，就会更有兴趣来看我的中文文章。这就好比“路演”，你先要给人家表现出来，才会有更多人来学中文。
　
　　我们现在学英文，并非因为英文比中文好或者美，而是因为我们学了英文以后从中可以学到好多东西，并且传播我们的文化。反过来，如果人家觉得读了中文也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人家也会学中文。现在世界上学中文的人越来越多了，而且我相信，中文永远是世界上的大语言之一。如何在大学改革中，既能够跟国际接轨，又能够保持我们民族文化本身的特点，这是需要我们学者去考虑的问题。
　
　　说到学术界，我知道包括人文学科在内，中国有非常优秀的研究成果，但外国人不知道。这是很遗憾的事情。像北大有些文史哲类的教授，他们的成果要能变成英文的话，我想对提高中国学术的国际地位一定非常有好处，对于中国文化的发扬光大也一定很有好处。
　
　　重要的是任何事都不要走极端。北大的教授应该有这个历史使命感，中国的人文学科的教授也应该有这个使命感，运用良好的交流工具，为向全世界弘扬中华文化做出自己的贡献。
　
　　龙希成：有人不断强调我们的人文方面，包括中国人的信念、理念、价值等等具有独特的本土性，好象是只允许保护，不允许竞争，并且只有本土化，不能谈国际化。
　
　　张维迎：本土化是什么概念？本土化就是你要用全人类通用的方法，人类知识共同积累的那些方法去研究自己本身的问题，然后还要走向世界。如果每一个民族都只讲狭隘的本土化，每个省都有每个省的本土化，每个市，每个村都有自己的本土化，那根本就不会有统一的中国文化了。
　
　　我在商学院讲过，本土化和国际化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我觉得所有学术发展都是这样，都是本土化和国际化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因为你毕竟在中国，但是你又要在世界上争得你的学术地位。
　
　　龙希成：但有人担心，在经济、科技和体育领域或许都可以这么比，然而说到文化理念，从周到秦到汉、唐、宋一直到现在，我们中国人一直有自己的一套文化理念和规则，如果我们丢掉这套理念和规则，我们可能会沦为二三流，难以实现“世界一流”。
　
　　张维迎：我并不主张像这些东西都按同一个标准。但是我觉得，大学改革本身会刺激人们更好地去研究中国文化。我们没有任何要求说你没有用英文发表的东西就是不优秀的，我经常想到的就是我们北大文史学科的一些教授，如北大历史系的阎步克教授，他们发表的虽然都是中文文章和著作，但是真的是非常优秀的。
　
　　赵晓：我以为这里主要的问题在于如何看待理工科和人文社科之间的不同，以及在改革方案中如何体现这种不同。另外，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确具有许多独有的文化、价值、理念，和新加坡这样的小国不同，所以我们的大学改革理念也会和他们有所不同。这个不同如何体现在改革方案里面？其核心仍然是我们前面讨论的那些问题：究竟如何理解大学？如何理解一流大学？如何理解中国的一流大学？
　
　　张维迎：国际化我觉得永远不可能抹杀一个民族的一些特点，尤其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古国，你不要担心它会被别的国家完全同化，没有谁有这个本事。从中国历史看，情况是非常乐观的，就是中国文化吸收外来文化的能力非常强。可以说，越是走向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