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 改革的法理依据
改革的法理依据
赵晓：你前面谈到的，我理解主要是改革的合理性问题，但关于北大的改革，有人对它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张维迎：首先我要说明，北大的改革方案是完全符合国家法律的，聘任制在《高教
法》里早有明确规定，只是没有具体执行。可以说北大的改革完全符合整个国家改革的精神和大环境。
撇开这一点不谈，我们看一下法治的历史，法律本身就是一个变化的过程。虽然任何已有的法律都是维持稳定的，但社会本身在变化，因此法律条文也要相应变化。所以，从法哲学的角度看这个问题，就不能仅仅从现有的法律条款看问题，那就是相对于合法性（Legality）的概念，还要有更高的一个概念，即合宪性Legitimacy）的概念。这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
合宪性实际上讲的是合法的必须是合理的。理想的状况是法和理完全一致，但现实中，由于环境的变化，法和理会发生一定程度的分离。为什么需要变革？就因为合理的不合法，合法的不合理。变革本身就体现为对现有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和社会规范进行改变。因此，我们考察变革特别是学者讨论变革的时候，应站在更高的高度，即我们是否正在创造一个能给人类社会带来更高价值的制度，有时可能就不能简单用现有法律去看。当然，变革当中涉及到具体的人的时候，你或许要按照现有的法律给他一些补偿等等。不过，这是两个问题。
打个比方，一条高速公路要从一个村子通过，有意义的问题是修这条公路是否合理，讨论修公路合法不合法是没有意义的。但村里的居民如何得到补偿，就是个法律问题。
法律是对过去经验的总结，是社会正常的行为规范，但不是对未来变革的指导，指导变革的总是一些新的理念，新的思想，并以此突破现状，更好地适应现实需求，然后再通过法律的变更把变革肯定下来。所谓发展与改革的关系，其实永远是这样一种在法律稳定与改革之间的互动。
赵晓：但是共产党闹革命，总体上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显然是有更深层的合法性。
张维迎：其实，古代儒家强调“天命”，就是这样一个意思。顺乎自然、天命就是强调人性，强调民众的利益，以此去衡量你这个政权是不是还具有合法性。你不能说因为你的皇权是继承来的，你就有合法性。继承来的权力只有低层次上的合法性，但要是当政者不能为民众办事，就失去了合法性。所以孟子讲，君主干了坏事怎么办？规劝，劝三次他不听，就把他推翻了。这就是合宪性（Legitimacy）的概念。
赵晓：归根结底，改革或者干脆说“变法”本身就是打破不合理的法律，创造更适合的法律，并且用更合理的法律代替不合理的法律的过程。
张维迎：是这样。学术上关于法律有所谓实证法与自然法的争议。从实证法来看，所有由国家颁布的法律都是合法的，但从自然法来看，只有符合人性的、符合公共价值的东西才是合法的。或者，我们说，法律其实有恶法与良法之别。像英美这种普通法体系，之所以被公认为最有效率的法律体系，就是因为它有不断适应变化的能力，一旦出现新的问题，老的法律的伸展性很大。
为什么说邓小平伟大？是因为邓小平改革给中国历史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不是说邓小平有这个权，他就是合法的，而是说邓小平提出的这项改革，符合人类发展的大方向，是能够提高中国人民的福利水平的伟大的改革。
赵晓：但是，为什么法学院有些教师对这次改革的合法性提出质疑？
张维迎：法学家和律师是有区别的。律师总是受他的委托人的委托，“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专找法律的漏洞，或者就法律对他有利的那些东西作引证辩护。但法学家不是这样，法学家要从公共理性、从社会良知的角度去推动社会变革，革除那些不合理的法律，这是法学家的任务。
法学家不是律师，如果法学家把自己变成一个律师的话，那是很悲哀的。知识分子讨论改革，也不能仅从“律师”的角度去讨论，而要从类似“法学家”的角度去讨论。
我想强调的一点是，像大学教师聘任制度这样的事情，完全应该是大学内部的事情，每个大学都应该有权制定自己认为最能实现自己理念的教师聘任制度。对教师聘任制度的过分国家主义的干涉是不恰当的，肯定不利于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自由签约权是人权的基本内容之一。
我已经讲过，法律依据不应该是一个问题。说白了很简单，就像签一个合同，但不等于说合同不会更改。由于事后情况发生变化了，原来的合同不一定是最优的，所以我们要找一个办法，重新讨价还价，重新签合同，来解决问题。好比说原来的合同规定雇你50年，情况变化以后，从社会总体的效益来说继续这样的合同是不好的，不能再雇你50年，你应该去干其他的事情。怎么办？我仍然让你走人，但我给你补偿。当然在法律上可能有不同的补偿标准。
一种情况就是约定赔偿，就是合同事先规定：假如我提前解除合同，我要给你多少的补偿；另外一种情况，是让法院判决——如果你重新找一个工作比这个更好的话，那么法院可能判定我赔偿很少甚至不用赔偿你。
6。3 大学改革：公共选择与公共理性问题
大学改革：公共选择与公共理性问题
赵晓：我们这次改革，从公共选择的程序上看，我们采取的是大讨论的方式，其中改革方案一稿、二稿都上了网，大家都在讨论，不仅利益相关者，甚至全世界都可以参加这个讨论。
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张维迎：这个是“歪打正着”，没有什么目的。本来一开始只是想内部讨论，但这是信息时代，有人放到了网上，就发展成了社会讨论。
龙希成：但是其他一些大学不是这样，像南京大学就搞得很好，但没有引起大的讨论。
张维迎：北大可能跟其他的大学不一样，自由讨论的空气比较强，也比较容易受人关注。清华大学做好多事，都能静悄悄地做。但北大不行，北大一点小事就会弄得满城风雨。
龙希成：你怎么评价这种大讨论式的推进改革的方式？
张维迎：现在还不好评价。有好的地方，就是“商议性民主”。先寻求大家理解，广泛讨论，达到共识，即使没有达到全部共识，大部分人达到共识也可以。因此讨论起来比较费劲，但执行起来会顺利得多。不好的地方就是，如果领导把握不好的话，他会把少数的反对声音当作多数的声音。在任何一个公共性的改革当中，拥护的人一般不说话，反对的人才去说话，所以容易让人误以为反对的声音多。
我很赞成邓小平不争论的做法。如果中国任何一项改革，都要全民大讨论，那准完蛋。因为任何一个社会的变革，一开始确实是只有少数人能够认识到的，所以我们才需要有一个高瞻远瞩的领导者。任何一个组织在变革的时代，这个组织的领导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所有人都能认识到，那就不能叫变革了。
龙希成：这同样需要校长有特别的判断力，能择善而从，不被舆论左右。
张维迎：这个在中国与国外也不一样。在国外，校长要推进改革，他是坚定不移的，可以听你的意见，可能有些地方要做些修补，但该推的还是要推。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是大家可以自由表达的社会，这是没有问题的，但不能当某一个改革措施有人反对就不去做，因为没有一个社会可以达到全民一致。国外有国外的机制，比如说公民公决。但即使全民公决也规定，51％的人同意就行了，另外49％的人再反对，照样往前走。要100％的人同意，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太可能的。
我想我们这次改革已经充分考虑了各种可能性，但是要照顾每一个人的利益，要让每一个人都满意，包括说的每句话让每一个人都舒服，那不可能。
龙希成：这次讨论中，似乎文史领域的人反对的声音比较多。
张维迎：我想这也许跟学科的特点有关。北大的理工科，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管理学和国际接轨的比较近一些；而人文学科特殊性较多一点，这可能是个原因。但我相信，有些批评者过分夸大了人文科学的特殊性。人文学科必须要有科学基础。坦率地讲，有些反对的声音，真不好回答。因为我们讨论问题总得要有一些基本的共识，如果你不承认这些共识，你从这儿抓一句话，从那儿抓一句话，然后批评，那我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
我要略微展开一点谈的就是，一个学者、一个知识分子在思考社会变革的时候究竟应该如何思考。我想首先他得对得起历史，十年二十年以后，回过头来看，你当时说的话究竟是不是出于公共理性。对于知识分子，我们通常强调他对社会的批判性，这是对的，但另外一个同样重要但却往往为中国人所忽视的方面就是，知识分子发言时必须要有一种责任感——历史与社会的责任感。你批判不能是为批判而批判，而是应当为了完成历史与社会目标。你批判一个东西不行当然可以，但你一定要负责任，能提出建设性的意见来。
知识分子的公共理性，历史与社会责任感在面对重大改革时更是重要。这是因为，批评现有制度，你可以不提出建设性的东西来，你批判的目的就是促其改革；但你批评一个改革措施的时候，你一定要提出建设性的意见来。这是我的看法。
龙希成：如果北大主要以增量改革的方式推进会怎么样？比如设立“北大高等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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