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都将不得不改变。回到单个公司的估值，也就意味着，一个没有库存的公司，其价值可能更多地体现在销售上，其资本结构的改变对估值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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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政府（1）
新技术革命不仅仅改变了市场，它对政府的改变也是显而易见的。政府历来被人们认为是黑匣子，其行为多被认为深不可测。在移动互联时代，政府的行为将彻底变得边界清晰、错落有致。
哈耶克的梦想实现了
政府是什么？不同的意识形态对政府的定义是不同的。制度经济学认为政府是一个将外部性内部化的组织，以提供公共品为主要职能，货币是其完成这一职责的财务手段。列宁指出，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政府与国家似乎没有多大区别。上述两种代表性的学说都表明了政府是一个拥有强制力的组织，货币的强制力是最重要的代表，后者又表现为政府垄断了铸币权。
政府为什么拥有铸币的垄断权？哈耶克认为，之所以由政府垄断货币发行权，本质上是出于权力控制的需要。货币发行权的问题，本质上是公民自由的问题。哈耶克提出这个设想的基础是自由市场需要自由交易，需要自由货币。但近100年来，没有人不认为这是个幻想，货币的非国家化也成为经济学者认定奥地利学派的自由市场理念不切实际的证据。Ф米Ф花Ф书Ф库Ф ；__
哈耶克在《货币的非国家化》中提出的很多条件，多是制度的博弈，在新技术革命之前无法实现。只有新技术革命才能为冲击旧的制度、旧的框架提供技术可能。
随着比特币的兴起，市场根据交易自我制造货币的时代可能已经到来。货币恢复了减少交易成本的本能，政府便失去了铸币权。失去铸币权后，政府的财政收入结构必然会重构，美元等国际货币体系也要重构。更关键的是央行不存在了。试想一下，当美联储解散了，量化宽松也就不存在了，因为量化不存在了。大家关注的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社会融资总量的变化、“钱荒”等都变成杞人忧天了。
技术推动了如此大的制度变革，其不确定性是前所未有的。现在还无从具体描述详细过程，但可以确定的是谁掌握了制造类似比特币的互联网货币的技术，谁将可能在市场上占得先机。未来真正的货币战争可能不是国与国的战争，而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战争。
对政府来讲，新技术革命必将使其收入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简而言之，是对税收的依赖增加，而对铸币税的依赖减少。政府收入对铸币税依赖的强化，对税收的依赖逐步减少是在凯恩斯主义兴盛之后。当政府不再拥有铸币税之后，改变的可能不仅仅是政府的收入结构，而更重要的是凯恩斯主义的逻辑基础的改变。
阿喀琉斯之踵：通胀去哪里了
宏观经济运行的阿喀琉斯之踵是通胀，每当政府与投资者希望“大干快上”时，通胀总是不期而至。
通胀是怎么形成的？通胀的直接成因是政府基于铸币税而增加财政收入的动机。当政府失去了铸币垄断权后，也就无法获取铸币税，通胀的直接成因便没有了。
观政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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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胀一旦消失，整个资产定价的基础便要重构。以金融大师罗斯的套利定价理论为例，该理论的前提是要进行无风险收益的确定。通货膨胀率或者通常讲的狭义的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是进行无风险定价的参照系，以国债的收益率来表示。当通胀消失，此项收益率无法确定，资本资产定价体系必须重新改写。
信息革命左右公共资金
新技术革命不仅冲击着政府的收入结构，对支出结构的影响也是决定性的。以中国为例，2013年政府的预算内支出增速居前的是粮油物资储备事务、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节能环保、农林水事务、文化体育与传媒、政府债务付息支出、科学技术和国防，这些领域的支出增速快于全部领域平均10％的水平（见图1–3）。
上述支出中，很多是与新技术革命相适应的。自中共十八大之后，中国政府就加强了对工业、国防、公共安全和社会管理等领域信息化的支持力度。从投资的角度思考，必须高度重视政府鼓励的行业。但要注意的是，政府的鼓励与否不看口号，而要看在财政支出方面是否得到体现。
开放的政府：政府公共治理直面新技术
新技术革命下，政府的公共治理水平必须提高，否则民众就会用脚投票。以“滴滴打车”为例，移动互联技术对于解决城市打车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在政府眼中，这种市场化的行为严重削弱了政府的权威，于是建立了96106热线提供类似的打车服务。但据出租车司机反映：“一位顾客叫了96106后半小时没有结果，用‘滴滴打车’，5分钟后就上车了。一个小时后，96106通知顾客车已到。顾客大声讲：‘我已经到了飞机场了。’”
不仅租车，停车、堵车等城市公共治理都使得政府必须面对新技术革命。当智慧城市的建设成为公共治理的载体时，大数据、云计算、社交网络、移动互联网一样都不可少。
同时，新技术革命下的信息充分、散布迅速已经成为事实。民众对政府的监督力度得到了空前加强，无时无刻、无处不在地监督。如今，一块手表、一瓶好酒、一句不得体的官话，都可能被昭示于天下。在舆论的监督下，政府加速走向更加开放。从这个意义上讲，真正的民主并不来自权力的博弈，而是出于技术的催化。
观政府（3）
“棱镜门”：政府做信息的供给者还是需求者
乍一看，政府在信息化的冲击下变得毫无招架之力。可事实上，政府从来是信息的最大供给者，为了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政府垄断了最大量的信息。从原来的保密档案到后来的领导人隐私，再到斯诺登爆出的“棱镜门”事件，政府与政府之间、政府与市场之间都在向着信息垄断努力。
政府对于信息有天然的控制力，但这种控制力将会由对信息的供给转向需求。移动互联网与社交网络使得个人生产的信息足够海量，所以，在大数据的支持下，政府完全可能通过定制数据与分析数据来完成内部管理，而不太可能再通过垄断数据生产，通过供给来达到管理目标。
但是，在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中，政府对于信息的供给可能会变得更加重要。国与国之间信息技术的先进与否对于国家的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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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个人（1）
无论是市场，还是政府都是一种组织的代名词，都是一种集体行为。新技术革命改变了集体行为，市场变得更大、更有效，政府变得更加善于倾听。与集体相对应的是个人，人创造了新技术，新技术也改变了人。人的改变有两个：一是个人生活更加方便，交流更加通畅，对欲望的约束更少；二是个人的权益得以直接提升，变得更加自由。
找不到港口的船：信息催生民主
被信息充分赋值的个人若无法适应信息化大潮，便如同在汪洋中四处游荡的船只，找不到可以停泊的港口。
信息化大潮就是民主大潮。民主与专制相对应，专制为什么能够形成，全因信息被垄断；信息为何被垄断，全因信息是由集体而不是个人产生的。反映到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表现为政府垄断了信息，并据此进行计划生产。在市场与个人的所有关系中，企业，特别是大企业垄断了信息，并通过供给引导需求。在这个过程中，个人显得那么弱小。因为掌握不了信息，无法对政府进行批评，也无从对质次价高的商品进行指责。唯一能做的是用脚投票，代价是福利的自然损失。﹏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在个人可以产生信息的时代，上述一切都会被逆转。自由的信息、自由的权利，背后是自由的表达，于是民主产生了。在民主这个汪洋中，专制就是那一条找不到港口的船。人类改变技术是有意，技术改变人类却是无心。人人都是绅士：道德情操论与利他主义
人生来自私自利、好吃懒做。《三字经》讲的“人之初、性本善”并不符合人的生物本能，“性相近，习相远”则是人的社会性的体现。人之各异，可为君子，可为小人，可为绅士，可为莽夫。人之所以能够成为绅士，多是积极修炼的结果，修炼就是压抑人之欲望，而欲望压制即为不自由。因此，绅士极少。
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在新技术革命时代已经成为事实。网络强大的监督能力，使得公共人物都变得谨慎而谦恭。不仅是公共人物，当你自以为是小人物，而把垃圾放在楼梯口，以为神不知，鬼不觉时，监控拍下的视频或许就已经被上传到了社区平台上。之后，你一定会表现得特别文明、极其绅士。
居民道德情操的提高，对于经济效率的提升与社会的稳定具有非同寻常的价值。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指出，人在追求物质利益的同时，要受道德观念的约束，不要去伤害别人，而是要帮助别人，这种利他的道德情操永远深植于人的心灵里。而且，每个人对这种人类朴素情感的保有和维持对整个市场经济的和谐运行，甚至民族的强盛将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