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多个科研项目都由我管理，这是一个群体优势。我可以做中德技术交流的桥梁。我所在的这个位置比我单枪匹马回国来，再去与国外交流要容易得多，也比我一个人回国做出的贡献大。国外先进的不只是技术，管理更为突出。我在德国可以为中国引入先进的技术，帮助联系交流合作，起到一个窗口和桥梁的作用，比我回国成为一个单方面的技术人才对中国的作用其实更大。”
经常在国内、国外飞来飞去的卢伟博士则对媒体表示：“电信业是一个飞速发展的产业，在这一行中，一个星期知识就会更新。如果我放弃了在硅谷的工作回国来，就等于放弃了信息源。可是没有更新的知识，很快就会落后、死亡。所以我不能放弃硅谷。但是这也并不等于就不回来创业了，政府现在对高科技产业的支持和重视我们都能感受到，北京的环境也很成熟，现在不少学子都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经常来回，把先进的知识技术带回来，让国内和国际之间密切沟通。这不仅能让我国仍不先进的技术有较快的提高，又能保留自己现有的研究条件不至于落伍。而且这样生活、子女、家庭等一系列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一般来说，当两个国家经济、产业结构存在差异甚至能够互补的情况下，人才“环流”的共赢效益会很明显：人才环流成为互通有无的桥梁，帮助缺乏资金和技术、却拥有劳动力和能源的国家获得产业转移的机会；帮助拥有资金和技术、却缺乏劳动力和能源的先进国家进行产业转移；最后，也帮助人才自身获得了良好的事业发展。因此，人才环流的“共赢”效应多发生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新兴发展中国家与落后发展中国家、能源缺乏国与能源富裕国之间。
人才环流的门槛
联合国定义的人才环流中不包含海外人才短期回国访问，而基本上在海外定居。时间比例是个关键词，人才环流的群体必然经常性地往返于两个或多个国家之间，一般拥有多国的国籍、永久居留权、长期签证。因此，简化国籍、绿卡、签证等移民与入境制度，是“人才环流”必不可少的保障。
“人才环流”与人才的“回归”或“归化”相比，区别在于这种人才流入不但不一定是永久性，而且从现状来看就充满了不固定的因素。因此，人才往往会对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政治体制、人文环境、经济发展不那么挑剔，甚至不介意政府*、社会动荡、科技落后，而这些往往是人才流失的重要原因。因此，即使最极端贫穷落后的国家，都能通过放宽对国籍、绿卡、签证的限制，而有效地推动“人才环流”的发生。英国公众政策研究协会（IPPR）的研究也指出：“人口流动的门槛越低，永久移民的人就越少。”
国籍和签证无疑是人才环流的最基本门槛。为不使这些移民入境制度成为人才环流的障碍，欧盟就致力于使27个成员国的人才能够在整个欧盟区域内自由流动与工作，不受国籍限制。与此同时，还针对非欧洲国家的人才推出了“蓝卡计划”。只要有欧盟成员国认可的大学文凭或至少五年的工作经验、在欧盟成员国境内找到固定工作、薪金是该国同等职种平均薪酬倍就可以申请。
“蓝卡计划”不同于工作签证，获得者不但如当地公民一样在家属团聚上不受限制，可以自由更换工作。而且在一个欧盟成员国工作满18个月后，就可以申请去任何另外一个成员国工作。当然，也不等同于绿卡，因为这一计划只是为了推动“人才环流”，签证有效期一般为四年。欧洲议会也声称：“（蓝卡计划）既不会造成其他国家的人才流失，也不会使蓝卡持有人享受到比欧盟成员国公民更高的待遇”。
如果发展中国家推动人才回归，过于设置高门槛，例如要求在国籍必须“二选一”，放弃外国籍申请本国籍才能不受限制地发展。结果就必然是“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大多数人才都只会选择发达国家。即使那些本土出生、事业有所建树、深怀民族情结的海外族裔人才，让他们放弃一切回到更为落后的祖（籍）国，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也是艰难的选择。这并不仅仅是“爱国”所能简单解释的问题，人才回归如果得不到合适的使用，或者祖（籍）国不具备发挥其才能的基础，回归将成为输出国、接纳国、个人“三不赢”的局面。
如果发展中国家对于非核心、机密领域的海外人才放弃这种想法，从强调“人的回归”过渡到“才的回归”，情况就不会那么糟糕。散居在海外的族裔人才，会很愿意与祖（籍）国进行项目合作、技术交流、回国投资创业、在海外为祖（籍）国的企业效力。如果不具备回国的条件，这些人才虽然会继续滞留在先进的发达国家，但保持处在技术潮流前沿，等到祖（籍）国具备产业基础时再回归，那么在海外的经验积累也会成为一笔宝贵的财富。
对于来自发达国家的外国人才顶尖来说则更是如此，如果不以放弃本国籍为前提，尽管目的国落后贫穷，只要有利于他们的事业发展，排斥的可能性将大大降低。如果设置投资几十万美元、创造就业岗位、具备高技能等门槛，这种放宽绿卡和入籍的限制，则必然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极大的贡献。因此，简化入境签证，提供人才获得绿卡和入籍的渠道，也是吸引外国投资以及跨国企业进入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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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雀为何东南飞
全是金钱惹得祸？
在狗咬人才能成为新闻的今天，“人才浪费”往往比人才竞争更容易引发媒体的关注，例如人们更喜欢对博士在国外洗碗、教授在当厨师的故事津津乐道。这正是典型的“人才浪费”，“人才浪费”是指拥有高技能、或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从事与其所受的教育、培训以及技能并不相关的工作。无论对于接纳国还是输出国来说，这都是个双输的局面，但对于权衡并做出决定的个人来说，他们可能获得了更好的生活条件，或者在国外赚到了一笔钱。
然而，现在出现的一种舆论趋向，就是把一切人才流失都归为“金钱惹得祸”。只要有高端留学人才不回国，或者人才离开，大家就认为肯定这个人爱钱不爱国了。只要留学生没有回国，就会扣上“切勿看重金钱，应有爱国之心”的大帽子。这样的情况在发展中国家很常见，中国也不例外。
2004年的冬天，一篇《上海芯片人才大逆流》的文章就引发了关注，因为上海的中芯国际、宏力、华虹等知名半导体企业有200多名工程师去了新加坡工作。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有关官员甚至透露，相关部委专家还组成了调研小组赴上海进行过调研。中芯国际的总裁张汝京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承认：“这对我们而言是一个失败。”
但是，张汝京却不承认这是因为企业之间的薪金差距造成人才的离开，尽管新加坡公司挖人开出的薪水是中芯国际的5倍。张汝京认为是新加坡这个国家的整体吸引力改变了一切，他表示：“5倍薪水的同时，相应的开支也增长了5倍。实际上是绿卡等特殊待遇对一些大陆员工很有吸引力。”
人才从整体上看，大多确实是流向那些能够提供高收入、或经济科技最发达的国家。耶鲁大学名誉教授迈伦？热内尔承认：“科学家是一个移动的专业阶层。哪里有支持，他们就会去哪里。”
但是，经济上的支持并不是唯一。因为做出杰出的成就与贡献，不仅仅需要收入保障、经费充足、硬件设施完善等基础，还需要“软件”方面保障。我国中央组织部出台吸引人才的“千人计划”之后，一位来自马里兰大学College Park分校大气科学家李占清就对媒体分析说：“钱很实际，但决定因素是我们在中国是否能像在美国一样高产。”
美国是世界上经济最为发达、科研投入最高的国家，也有一个能兼容多元文化、富有移民色彩的人文环境，但到美国的移民依然约有20％在到达10 年内又离开，就整个一生而言，则有1/3 的移民会最终离开美国 。因此，人才战争不能解释成金钱游戏。
图表1：人才战争的制约因素
影响因素 具体原因
政治因素 国家的综合国力、国际地位、公共管理与安全、经济文化发展程度，以及政府的政治体制、外交战略、教育制度、人才战略等，也包括官员作风与办事效率。
政策因素 政府人才评估、引进、使用的机制，留学生、侨务方针、移民以及出入境的制度政策等。
经济因素 工作环境、就业选择、发展机遇、薪酬收入等。
人文因素 社会对移民、留学生等国际人群体的认知、评价、尊重、信任，以及人文环境是否能够多元兼容等等。
服务因素 中介机构、服务平台、国际人才市场是否能够提供充足的交流与融入的服务，相关协会与社团是否能够提供“上通下达”的渠道，并保障他们的权益等。
生活因素 居住环境、生活条件、服务设施、户籍制度、迁徙自由、子女教育、社会保障以及配偶与父母的态度等。
学术因素 科研支持、学术基础、创新氛围、经费保障、专利或科研成果的生产转化等等。
这是一个印度信息业工程师的故事，他通过签证到美国一家网络公司当软件工程师，为了几年内顺利申请一张绿卡，他不能换工作，无法升职，无法加薪。因为按照美国的签证政策，只要他的工作信息发生任何变化，包括加薪和升职在内，就必须重新申请新的工作签证。能否获得新签证，则并无保证，因为政府每年规定的签证额总会在头一个月就用完。他的妻子尽管持有硕士学位，但在美国的法律地位仅仅是家属，自然无法在美国工作。他的儿子同样无法进入学费低廉的州立大学读书。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这位工程师眼看可以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