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到的。每个人都会在某些时刻遭遇到纷繁芜杂的、难于“全局优化”的问题。所以我们应该做的，就是把“可以优化的局部”做到最好。不要去想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只要我们积极、谦虚但充满信心，只要我们能在机会出现时做出最好的判断，那就一定会找到快乐。在今后的生涯里，我肯定还会面对不同的选择，但我对未来充满信心。因为我知道自己会追随兴趣的趋向，为每一个选择付出最大的努力——放眼未来，让我们勇往直前、全力以赴！
作者介绍：
洪小文，现任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院士。洪小文于1995年加入微软研究院美国总部任高级研究员，是微软亚洲研究院的主要创办人之一。在2005年正式加入微软亚洲研究院之前，洪小文曾担任微软公司自然互动服务部门的架构师。洪小文毕业于台湾大学，获电机工程学士学位，之后继续在卡内基梅隆大学深造，先后获得计算机硕士及博士学位。他觉得人生最大的乐趣莫过于与家人和朋友在一起分享快乐时光。
从养兔能手到工程专家 田江森（1）
回国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工作的两年来，由于工作的需要，我接触了很多来面试的应届毕业生，更是看了不计其数的简历。与他们交流的过程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的成长生涯的轨迹都非常相似——学习成绩名列前茅，荣获很多奖项，一路的顺坦和成功——可能是长久没有生活在国内的缘故，当听到这么多学生这么相似的背景经历之后，不由地回想着我自己所经历过的童年、少年时代，虽然那个时候从物质条件上来说远远比不上现在富足，也没有像现在这样优越的教学条件和培养环境，但是我却度过了一个快乐、有趣、烂漫的少童时期，因为在我的记忆深处这段时光虽然有过坎坷但却充满着色彩。
一时间成了养兔能手
上世纪四十年代，我的祖父曾经在华西大学上学，毕业后去美国留学继续攻读化工专业，随后便在美国就业，从事化工类的研究工作。解放后，我们都希望他能回国生活以圆团聚之梦，虽然，他有过几次来香港讲学的时候，也想回来看看我们生活的情况，可最终都没回成。离他最后一次到香港的一年后，文革就开始了，我们家由于祖父的缘故被定义为“特务”身份，随即遭到了抄家之灾。家里顷刻间一无所有，我的父母没有留下一句话就被带走了，那个时候我只有6岁。
我记得有个红卫兵责令要让我和父母划清界线，并披露我们全家跟国外敌人发情报。我当时就一脸的不相信，他就说：“你们家用的那个收音机是不是经常会‘嗤嗤’响呢？“ 我说：“是的啊！”他便说：”这是短波，那个就是给敌人发情报用的。”“而且，每天晚上十点左右，你还在外面给你父母站哨是不是，而且都要半个小时左右？”其实，我是每晚那个时候出去上厕所的而已。临走的时候，他还特别甩了一句话给我说：“如果你想起什么事情，可一定要告诉我！”
转眼间家徒四壁了，我完全成了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儿。让我更难接受的是，突然之间，作为我最可信任的父母都成了让我打击的对象，要我视他们为敌人。我顿时觉得身边没有任何人可以相信，更没有任何人来理睬我。就这样，大约过了大半年，父亲的回归让残缺的家庭重新燃起了希望。这之后没多久，我就跟随父母一起下放到宁夏一个叫西大滩的农村接受“再教育”。那时我家被安排在生产队马厩旁的一个空草屋借住，父亲的工作是看谷场，母亲派去扫厕所，而我则安排去上了当地的一所子弟学校。在那里我们一呆就是五年。
那个时候，我完全过上了小兵张嘎式的生活，农村的小伙伴都非常憨直朴实，我跟着他们一起下河捕鱼，在旷野上放羊，天昏昏暗的时候，一起嬉戏着数星星……跟着其他同龄人一块玩耍，我找回了一个孩子的天真与自由，以及与自然为伴的乐趣，很多在城里生活的那些阴影和冷漠也消散了。那个子弟学校的教师，也基本是下放的知青，年龄比父母小一些。虽然，我白天在外面玩得野，但是父母还是很督促我的学习，毕竟他们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所以，我的成绩经常得到全班第一，受过不少表扬。可是，比起学习，我的劳动课就很丢脸了，挖沟速度远远落后于其他同学。
生产队时兴开大会，而开大会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上挂下连，而那个时候我们家就经常成为大会批斗中的“下连”对象，也由此可见我们家在当地农村的知名度有多高了吧。虽然如此，但是我们小孩间还保持着天真无邪的情谊，也没有太多受我们政治身份的影响。
那个时候很少能吃到荤菜，我们和其他人家一样养起了兔子以自给自足，而且几乎是我一个人承担起了饲养兔子的重任。那些年，我们每年几乎都能养出50来只兔子，然后剩下一只兔子留作种子等着来年再繁殖。也不知道是我陪伴着兔子，还是兔子陪伴着我，那段时间我与兔子几乎形影不离，我把它们视为非常要好的朋友。特别是等着第一只兔妈妈快要生小兔子的时候，我甚至把床搬到了兔窝旁边，细心观察窝里面的一举一动。我发现每当要生的时候，兔妈妈总是会打一个较深的且隐藏很好的洞，从表面上根本看不出来有洞的痕迹，然后它就开始不断地撕咬胸前的毛，当时我觉得很是纳闷，后来才发现它是用这些毛做窝用的——为了给小兔子营造一个更舒适的环境。它把刚出生的小兔子小心翼翼地安放在洞里，直到21天之后，洞门才被打开，小兔子慢慢地、羞羞地从洞里面钻出来，开始面对这个光亮的外界。等兔子全部露出来之后，兔妈妈就把洞重新关上，等着产下一窝小兔子的时候再用。当我知道这个生产过程之后，我便会迫不及待地等待着产后第21天的到来，每次我都像节日一样兴致勃勃地守候在兔窝跟前，非常急切地想知道这窝小兔子到底产了几只，每每我都会静静地恭候这些小兔子的“大驾”一个通宵。我现在还清楚得记得我数的最多的一次一共有12只小兔子诞生了。
从养兔能手到工程专家 田江森（2）
我大概养了五年的兔子，这也让我和其他同龄的孩子有了很多共同的使命和爱好，我们一起去割草，还相互比试着看谁家的兔子养得多、长得快，直到现在，我还对兔子的生活习性记忆犹新。记得当我后来到微软面试，跟面试官聊起我是养兔子长大的时候，他都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
我的专业与我的大学
后来，回到城里没几年，就又赶上了1977年恢复高考的第一年，那年我17岁。那个时候，我的高中班主任对我很照顾，她是华东师范大学毕业的江苏人，经常帮我补习功课，也鼓励我参加高考。也正是由于这位老师的支持和帮助，我才顺利在第一年就考上了大学。
那个时代，成绩最好的考生一般会报考学习理科，其次是学习工科，再次之就是学医。在选择专业的时候，我和家人还是存在一些分歧的。我当时压根就没考虑学农，记得下放的那段时间因为没有多少阅读材料，我就基本上把学农出生的父母所用的专科教科书本全部看完了，因此到大学继续学习农学知识对我已经没有多大的吸引力了。我记得十岁那年，有一次父亲在跟一个来请教问题的村民讲解农药调配比例的问题时，说错了一个数据，我还当场纠正了他的错误。填志愿那段时候，我甚至都觉得当时过来招生的农大老师跟我学到的知识都差不多。因此，学农一直都不在我的考虑之内。其实，父亲是最赞成我考医学院的，他们希望我能治病救人，同时也能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可是，我却不喜欢学医，于是就想了一个鬼主意劝说父亲，我说：“我要是学理工科，就能在一个干净整洁的环境中工作。如果我去当医生，每天都要去握病人的手，患病率能不高么？”于是，父亲被我搞得哭笑不得，只能打消了念头，由着我来。其实，我心里还是比较想学计算机的，于是我填报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电子工程系，可是后来入学的时候被分到了数学系。直到本科毕业之后去美国留学，我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夙愿，转学了计算机专业。
第一年的留学生活基本是在“追赶”中度过的，那个时代留学生出国时的英语水平远没有现在的学生强，而且在国内几乎没有接触英文原版教材的条件。于是在纽约市大学就读的第一学年，图书馆成为了我除宿舍之外的第二个“家”，这所大学的图书馆深至地下十层，我几乎天天“降”在地下某一层的角落里呆上四、五个小时，不知饥渴地恶补英文和计算机知识。由于语言上的现实障碍，有较长一段时间，我基本听不懂老师的讲课内容，为此我时常拷贝同学的课堂笔记回去再学习。别人用一个小时学到的知识，我就下决心用三个小时反复啃，以至于我第二年终于能“正常”上课了，而且也谋得了一个给本科二年级学生上数学课的讲师之职。美国的大学教育很少有国内所谓的“教材”，记得刚上学听某位课程老师上课，由于实在没怎么听懂，所以我就课后向老师请教有没有教科书可以看，没想到他一转身就在黑板上给我列了满满的十本参考书，并且诙谐地告诉我“所谓的教科书，我还没写好”。于是，我知道了在美国大学里只有参考书而没有固定教材。
我非常有幸自己在博士论文筹备中遇到了一位好导师——Michael Anshel教授。他不仅在专业学习和论文撰写上给与了我重要的帮助，而且他把我当作私人朋友一样关心我的个人成长，甚至于现在每次路过纽约，他都会邀请我去他家里做客。第三学年结束的暑假，我当时向贝尔实验室提交了一份申请暑期实习的申请，没想到面试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