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苏联反对。这成为第一次柏林危机爆发的导火线。苏联于1948年退出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在苏占区和整个柏林发行新货币“D”记德国马克，并拒绝美国提出的西方三国参加管理柏林货币的要求。美国在英、法两国同意下将其货币改革扩大到西柏林。同年6月24日苏联对西柏林实行封锁，切断西柏林与西方占领区之间的水陆交通。
西柏林位于大片苏占区的腹地，居住着250万居民以及西方国家的占领军。西柏林不生产食物或其他生活必需品，它完全依赖陆路、水路运输。在陆路和水路交通断绝后，人民无食物可吃。美国决定对西柏林实施空中补给，代号为“运粮行动”。通过密集的空中运输，维持了西柏林人的基本生活需求，从而打破了苏军的计划。
由于双方都不愿诉诸武力，经过谈判，终于达成妥协，1949年5月12日解除对柏林的封锁。
这一次禁运的突破，主要得益于空中交通的发展以及西方国家维持自身利益的决心。但更重要的是凸显了冷战的特点，那就是双方不希望直接发生武力冲突，而是通过非武力的方式逼迫对手就范。
2。 断绝粮食供应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苏联、日本等国是最大的粮食进口国。美国是最大的粮食出口国，而大多数出口国是美国盟友，使得美国认为有可能与其他出口国联手对某个主要进口国粮食商业进口实施禁运，从而实现特定的战略目的。但是，这种理论在围堵苏联时被挫败。
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认为这是对其战略利益的挑战，又不愿武力介入，于是动用粮食禁运这一武器。卡特政府于1980年1月4日公布禁运政策。随后主要出口国加、澳、欧盟同意参与，美国希望对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造成破坏性影响，从而给苏联带来国内政治压力。然而，1980年苏联已进口粮食达3120万吨，与计划进口量仅差10％，从而对人民生活水平的影响很微小。1980年是大选年，里根当选总统，他在就职后取消了禁运。
这次禁运失败的原因主要是，世界不是铁板一块：①出口国达成共识困难。美国及其盟友发起禁运了，但是其他国家抓住了商机，泰国、西班牙、瑞典这些以前通常不向苏联出口粮食的国家，开始向苏联大量出口粮食。②难以控制粮食的转口输送，美国等国粮食卖给第三国后，第三国转卖给苏联。③美国国内政治因素影响。美国是农业出口大国，禁运触犯了相应利益集团的利益，它们批评政府并要求政府给予补偿。这也成了总统大选期间的一个对卡特的攻击点，里根上台后就据此废除了禁运。
这也反映了全球化时代，各国利益多元化的现实。
3。 国家形象的武器
冷战也是两个不同国家体制的斗争。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国民生计，也为了彰显制度上的优越性，从而猛抓工农业生产。中国和苏联在这一过程中为国家的工业化打下了基础，但是在政策的推行上，走了一些弯路。
以中国为例，1958～1960年开展了大跃进运动，希望短时间内国家能赶英超美。在农业领域，粮食产量1958年要比1957年增产80％，由3900亿斤达到7000亿斤左右，1959年要比1958年增产50％，由7000亿斤左右达到10 500亿斤。官员为了向上级争功，“浮夸风”盛行，如1958年7月，湖北长风农业生产合作社，早稻亩产15 361斤，放了一个大“卫星”。同年农业部公布夏粮产量同比增长69％，总产量比美国还多出40亿斤。这些账面上的成绩代替不了现实。随后就发生了1959～1961年的名为“三年自然灾害”的大饥荒，饿死了许多人。
几乎同时期，苏联的赫鲁晓夫也希望通过狠抓粮食生产来展示优越性，包括他在全国不顾地域地推广种玉米，虽然在局部有成效，但是在其他许多地方颗粒无收，从而导致了1963年全国性的歉收。1964年，赫鲁晓夫把地方的党委分成工业党委和农业党委，以加强农业生产的管理。但是这导致了官僚机构扯皮、行政效率低下的毛病，并成为政敌让他下台的口实之一。
在这里，粮食就成了成就的指标。但在缺乏科学的规划基础上，往往导致欲速则不达的结果。
4。 以粮食为诱导
禁运是一种手段，粮食援助也是一种改变其他国家立场、实现本国战略利益的方式。
1959～1961年间，中国严重饥荒时期，中苏两国关系有交恶的趋向。此时，美国总统肯尼迪及其政府认为这给美国带来了调整对华政策的契机，尤其是在和苏联对抗的大背景下，缓和中美两国关系，能够缓解美国的战略压力，于是决定尝试通过粮食援助以实现这一目标。为此，美方制订了援助中国的方案，并通过不同渠道向中国传达这一信息。
在这个沟通过程中，中国特使王炳南表示，“中国人民绝不依靠别人的施舍而生活，更不会拿原则去做交易。”因而拒绝了美国的粮食援助提议。美国以粮食援助来获得盟友的计划再次遭遇了挫折。
不过美国也有成功的范例，如在冷战时期停止对印度的粮食援助，最后迫使印度跟美国改善关系。
冷战时期的粮食武器，展示了这样的景象，即涉及民生的这些物资也成了武器。但是是否奏效还要看各个对象国的态度，以及通过多种手段对抗制裁和引诱的决心。今天，这种粮食武器更会具有全球化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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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控制着我们吃什么
2007年9月，我（周立）在美国中北部做农场调查时，有一晚住在衣阿华州的农民盖瑞家。盖瑞只耕作2英亩土地，拥有一个小型农场。晚餐中，我们谈起了食物收益的分配结构。他深有感触地从柜子里拿出了一盒早餐燕麦片，问我：“你说，这盒燕麦片我们农民能得到多少钱？”他告诉我，这盒美国人最常见的早餐食品，在超市中至少卖美元，而出售燕麦的农民，只能从中得到5美分，也就是。实际上，伴随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和食物结构的变迁，消费者在食物上的花费越来越多，农民得到的收入却越来越少。钱被谁赚去了呢？是那些食物巨人—大型食品企业。在认识了食物帝国的粮食武器后，我们还有必要认识食物的商品化，以及食物巨人在食物商品化过程中的推动作用。
从1996年起，美国新的农业法案实行，以农业补贴制度代替了粮食储备制度。市场价格高，政府减少补贴；市场价格低，则增加补贴。1998年后，美国政府的农业补贴一直稳定在每年200亿美元，但是这200亿美元的补贴，表面上是进入了农民的口袋，实际上，农民的农场收入，在近些年不仅没有上升，反而有所下降。美国农场的全国净收入，由一度的540亿美元，下降到不足500亿美元。补贴实际上全部落入了控制农业生产上游投入品和下游加工、储运、销售各个环节的食品集团手里。
这些粮食寡头，在得到低价商品粮的补贴后，以此为原材料基础，建立了有史以来从来没有过的食物竞争力—廉价粮食基础上的廉价食物体系。这一强大的资本，不仅扭曲了食物利益的分配结构，还扭曲了食物加工结构和贸易体系，扭曲了消费者营养体系，使得公众健康受到巨大威胁。
就食物加工和贸易而言，这些食品集团涵盖了农产品投入、生产、加工和销售的每一个环节，实现了全球性的横向一体化和纵向一体化，使得跨国交易变成了公司内部贸易。他们有选择地只让农民种少数经过基因改造的高糖或高油谷物，使得一两代前还十分自然的食物结构，已经变成了无处不在的人工食物结构。这一食物结构，主要建立在对廉价的人工配置的高糖和高油玉米、大豆等转基因作物的利用上。而健康的农产品，如水果、蔬菜等，得不到一分钱的政府补贴，其生产规模相对于需求在萎缩，消费人群越来越集中于中高收入阶层，其价格也在不断地上涨。在过去的20年里，美国的新鲜水果和蔬菜价格，已经上涨了40％，而软饮料、糖类、油脂类以及饲料家禽等价格，都有较大幅度的下降，软饮料价格下降了20％多。
于是，表面看，美国人的餐桌在丰富，世界上各个发展中国家国民的餐桌也在丰富。然而，一个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怪现象也随之出现，穷人越来越胖。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步发达国家后尘，它们的国民也越来越多地患上了肥胖症，而真正的富人，却体态正常或消瘦。这正是农作物体系的失衡带来了食物加工体系的失衡，从而带来了消费者营养结构的失衡。一个又一个表面自由和自主的消费者，变成了按公司开出的食物配方喂养自己的食物消费机器。
为了俘获更多的消费者，我们看到，铺天盖地的营养广告、营养专家建议，以及一波又一波的饮食潮流，在冲击着人们的胃肠和心灵；一个又一个消费者，削尖了脑袋要迎合被产业资本定义的格调和风尚，却一个又一个地掏空了钱包，落入了不健康、不自然之中。有数据显示，美国农业部亿美元的营养教育预算，与食物与饮料公司的“营养教育”相比，少得可怜，仅是百事可乐（12亿美元）的、食品集团（66亿美元）的5％。消费者被谁教育、被谁洗脑，由此一目了然。
农业是一个与自然相交换的部门，农业生产者的组织化是相对分散的。食物消费者由一个个小家庭和个人组成，更谈不上有效的组织化。可是，将生产者和消费者连接起来的食品集团，却是高度组织化的。在美国以及少数农业大国，它们与另外一个高度组织化的强势机构—政府，实现了强强联合，于是，就出现了强者的盛宴和弱者的眼泪。在市场经济的框架下，如何考虑安排市场交易者的对等地位，可能是避免美国故事在中国上演的关键。但要应对食物帝国的扩张，则远远不是在市场经济框架下能够解决的问题，也